今天看到翟老师发的一张老照片,才知道原来花园里后街的崛起是来源于当年政府的规划。由此可见,历史上任何事的繁华落寞、兴旺衰败,都是会有一定渊源的。
二十年前,我怀揣着一通炙热的梦想来到这座城市,在一家机关办理完人事手续后,准备去往新单位。那时候没有导航,城市也陌生,只好在一个红灯前叫了辆出租车。上车后师傅热情地询问我去往何处,然后启动车子,刚刚通过红绿灯,车子便“吱”的一声停了下来,师傅说:“花园里后街到了,往前走几步就是你单位,这条街太堵,车子进不去”,我一脸茫然地结账下车。眼前确实是新单位,往后一转身,刚过的红绿灯也赫然眼前,我恰好站在了中点。
花园里后街便是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承载了毕业之后许多年的酸甜苦辣。
这条街并不长,东西走向,大概二里地,却十分繁华。因为街道狭窄,道路坑洼起伏的原因,这里被迫成了一条步行街。
街东口是一个书摊,期刊杂志、新书旧报摊了很大一片区域,似乎每一片纸都彰显着对这片领地的主权。摊主姓吴,一家四口,老夫妻两人,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小孩八九岁,瞳距很宽,整天抱着本书,坐在树下的板凳上,不时自言自语。一家四口,老吴是唯一的正常人,老太太是聋哑人,女儿和外孙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小摊儿既是门面也是住所。到了晚上把压报纸的两根铁棍支起来,连带旁边的两棵树,做成四根柱子,顶上盖层塑料布,四面垂下帘子,搭成一个帐篷,夏天用一块帆布包着,冬天上面再加一层打着各色补丁的毡子。一年四季,祖孙三代就在棚子里面生活。记得有一年下大雪,晚上路过书摊,远远望去,整个帐篷已经完全被积雪覆盖,像一座光滑平整的小山丘。从雪堆里面向四周泛出淡黄色的灯光。在周围白雪的映衬下,看上去格外显眼,闪闪发光。多年以后,每次听到姑娘在家背书,念到,“神笔马良画出一座金山,山顶闪闪发光”的时候,我大脑里都会不由自主的闪现出这个场景。走近雪堆,依稀能听到里面传出小孩和家人嬉笑打闹的声音。莫名的,心里有一股暖流经过。记得有一年老家地震,村里给每家每户都发了帐篷,父母,我和姐姐也是在这样一个帐篷里,围着烛光打闹说笑。停在路边,心里生出一阵久违的悸动,鼻子酸楚,并非感慨摊主贫寒的蜗居,而是为了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生活。
我上班前几年一直是学徒,工资不高,工作也不忙,基本每周都要坐火车回家一趟,车站候车加上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往返需要近四个小时。因为不是始发车,大多时候只能买到站票。为了消磨时间,每次出发前都要在书摊上买份报纸看。可能因为是老主顾和医生的缘故,老吴一家对我比较热情。那会儿我酷爱《电脑报》,基本每期都会买,每逢周一路过书摊,老太太都会主动把报纸拿给我,两块五毛钱一份,我把钱给她,有时候手头不方便找零,她就随手拿一份过期的报纸找给我,有几回我还要再饶上一份,老太太慌忙摇头摆手,示意添头太大亏本了,还要再瞅瞅老吴,像是在征求意见,老吴憨笑几声,豪迈的挥挥手,拿去。
有一次,老吴偷偷的跟我说,你是医生,帮忙看看小外孙是不是也“愣”!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医学角度上看,瞳距很宽,反应迟钝确实是先天愚型的典型表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在这个时代里,有几个同龄人甚至大人脑子里流过的文字能超越这个孩子,不同的标准,可能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如果以读书多少划分,包括我在内,有很多人都要被划进“愣”的行列。
最终,我笑了笑,跟他说,小孩这么喜欢读书,兴许以后能当个老师,老吴撇撇嘴说,能自个儿生活、吃上个饱饭就好了。小孩全名叫吴品田,跟老吴姓,名字也是老吴给起的。用8个口字堆起来,足见老吴对孩子一生能吃饱饭的渴望!
往里走去,有一家叫“天天香”的炸鸡店,味道极好。先是整鸡在卤水中浸泡,再用封闭的高压热油去烹炸。店门口终日排成长龙。有段时间单位效益不好,领导沉痛地说,我们现在的门诊量还不及门口“天天香”的一半。闲暇时候,我们经常探讨炸鸡店火爆的原因。有人分析其诱人的奥秘一定是在卤水里,甚至一度怀疑卤料里定是掺杂了类似罂粟壳一类的东西,才能让人欲罢不能。我对这个猜测十分不屑,但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年虎门销烟是用火烧而不是用水浸,这就说明罂粟中的毒素的是决计敌不过高温的,在将近一千摄氏度的油炸下,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多年以后,我慢慢地领悟到那卤水中定是掺进了另一种叫做习惯和执念的调料。
北方城市讲究坐北朝南,所以东西街道上靠北一侧为正房,租金也贵,开的全是饭店、肉铺、蛋糕房这些赚大钱的店铺。南边一众则多是杂货、果蔬、小五金一类的地摊。南边的饭店为了尽量给客人腾出地方,都把厨房搬到了大街上,空气中永远飘散着各式各样、五味杂陈的气味。记忆里,花园里从早到晚总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即使在雨天也没有一丝消停。雨水不大的时候,店家懒得支伞,雨水滴进锅里、炒瓢里、食客的碗里,便形成了独一处的老街味道。
花园里后街是一条高度自治的街道,百步之内,应有尽有。削面馆的面粉由隔壁粮油店的跛腿伙计给扛过来,肉臊则是邻家肉铺预留出来的五花肉。粮油店、肉铺的伙计则一年四季吃得都是猪肉臊子面。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了。我想起在农村读书时的一件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上学的伙食费可以用粮食来折算,学校就用交上来的粮食给学生做饭。大部分孩子的家长都是深明大义的,专挑家里最好的粮食上交学校。当然也有个别不讲究的父母,学校也无可奈何。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有家父母很不地道,经常把生了虫子的小米交到学校,一次孩子放假回家,跟父母说:“家里的稀粥远不如学校的好喝!”父母十分不解,问:“家里新捣上好的小米怎么会比不过学校呢?”学生说:“学校的粥里有肉丝”,父母听后大愧,以后再也不敢了。
因为单位搬迁的原因,我离开这条街已经有十多年了,听说已经远不如从前那样繁华。有一次回去,看到新修的街道和稀稀拉拉的人群,十分感慨,“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别梦依稀在,逝者如斯夫。不知道老吴一家还在不在了,不知道天天香炸鸡味道是否依然,平坦整洁的柏油路已经渗不进涤荡尘垢的雨水。记忆就像一个漏勺,随着年龄的增加网眼会越来越细,最后一些更加细腻的东西会永远起粘附在记忆的网兜里,挥之不去。
(原载《平城》202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