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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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蒋丛发所撰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后面简称《郦》书）是一本比较厚重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这部书的出版，全方位展示了古代文士郦道元穷则独善其身致力于学问，达则兼济天下献身于苍生的高尚情怀。
一
郦道元是我们都熟知的南北朝时期著名地理学家、散文家，课文中的《三峡》是其创作的散文名篇。他对大同云冈石窟的描述也成了展示北魏云冈盛况的经典文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他还对清澈如玉、波光粼粼、美不胜收的河北涿鹿段桑干河赞不绝口，在《水经注》中激情写道：“涿鹿之水，清香如酒，酒泉也!”
郦道元的散文不沾不滞，不增不减，凝练绚烂，清雅传神，开创了后世山水游记散文之先河，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等文学大家颇受其影响。苏轼曾写诗：“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寄周安《孺茶诗》），清代文艺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既指出郦道元文风可能受楚辞影响，又对其引领唐代“古文运动”文风，特别是开创山水游记全新创作方式进行了高度评价。
但无疑，郦道元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撰写的地理学巨著《水经注》。我们现知的他的散文都出自《水经注》一书。《魏书》记载，他本来还撰有《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稿，几经历史沧桑巨变，现已佚失。《水经》系魏晋时代无名氏所著，共1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记述了137条河流。而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达四十卷，约30字。不仅记述了我国当时的1252条主要河流，还记述了与河流相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碑刻墨迹、渔歌民谣等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的河流地域文化，比原文增加了近千条目，文字增加了20多倍。历来专家们一致认为，《水经注》是我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巨著。
《郦》书中，作家蒋丛发并没有把郦道元的文学家或地理学家身份当成描绘的重点，甚至并没有刻意渲染郦道元的文学成就和地理学成果。例如，即使有现成的《水经注》文本，作家也完全没有或者说是刻意回避对原文的照抄使用，只是通过自己对古代生活的研究了解、知识实践的悉心把握，人物事物的观照体察，赋主人公文学素养于文字描绘之中，寄主人公地理情怀于生活工作之间，很好地驾驭、还原和再现了一千五百多年前郦道元所经历若干惊心动魄、雷厉风行、执着所追求事业和心志的生动场景，极大地丰富、烘托和映衬了主人公的高大形象。
作家对郦道元的文学和地理学成就也进行了不凡的评价，但这种评价并非直接引用后世名流大家的言辞，或进行主观生硬的评议结合，而是纯以小说的方式，通过与同时代德高望重的学者高允、蒋少游等与郦道元的交游、欣赏和品评，特别是与高谦之、袁翻、常景等青年才俊进行深入学术探讨实现的。如作品中袁翻就认为：“尽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的美文灿若星辰，但确实也找不出在风格上与善长（郦道元字）相一致、甚至相像、相近的文章，我想，善长的文章将来必会开宗立派。”同侪之口的代表性言辞，显现了当时人们对郦道元作品文学价值的高度肯定；又通过高谦之的评说，“善长的《水经注》必将成为国家治政、军事、文化特别是河务等的依据性宝典”，以融入性文字对郦道元地理学价值评价的写法，也使得主人公的地理学地位更具有异军突起的时代感、艺术性和感召力。
二
郦道元长期为官从政，整肃贪腐，治理地方。这种“立功”责任和担当的自觉意识几乎贯穿了其一生。
郦道元出任官职既是偶然，也是必然。17岁时，他代父到京都平城向亲友送礼返回青州的路上，恰遇荥阳地区台风肆虐，暴雨成灾，他不觉自己人微言轻，而是心怀苍生，积极助力当地太守迁民避灾，疏通渠道，尽力使群众降低损失而被当地官员赞赏、百姓感恩，朝廷也非常重用人才而获得官职。又因矢志河清海晏造福百姓，治河有功，再得升迁，到京任主客郎、祠部郎等。
郦道元受法家思想影响，深知“乱世当用重典”的道理。他长时间担任朝廷御史台官吏。受贤明皇帝拓跋宏是非分明、致力整治官场的鼓舞和上司李彪的赏识，他不畏权贵，彻查贪腐，秉公执法，以刑狱严苛而扬名天下。492年春，他受命查劾巨贪孝文帝皇妃之父、西兖州刺史郑羲。郑羲卖官鬻爵，涂炭黎民，事发被逼自杀。493年9月，他作为治书侍御史监军，查办并州刺史王袭伪造政绩案，果断斩杀放纵行贿者的营门官。494年7月，他勇毅弹劾权臣李冲不法行为而遭贬。495年4月，又受命查办孝文帝亲弟拓跋干贪暴案，参与逼使其终生失职。对待暴民乱匪，郦道元同样毫不怜惜，手段狠辣。掌管冀州州务时，众多土匪被碎剐和砍头，行刑极为残忍，极大地震慑了暴民，维护了社会稳定。
北魏后期，战争频仍，疆域变化也很大，民族迁徙和暴动几乎为常态。509年，大阳民族归附北魏万余户百姓，由于郦道元在朝廷管理过民族事务，擅于妥当处置各种复杂事务，受朝廷派遣，他负责设置东荆州郡县。在此期间，他瓦解民族分裂图谋，减设郡县，合理分权，加强了朝廷集权统治。郦道元负责广州鲁阳郡管理之后，深入一线了解社情民意，因地制宜确定施政方略，杀劫匪，抓治安；建学校，重教化；立“三长”，促进地方产业经济。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口繁盛，社会安定，富裕发达，懂礼守仪”的地方大治，皇帝亲临视察，并亲自写诏给予全国通报褒奖，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天下郡守：“晋爵三品，封安定县男，加禄五千石”。
《郦》书对郦道元的为政、法治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郦道元的不幸被杀，表面是他严刑峻法、不计后果得罪了当朝权贵，他曾弹劾王公大臣汝南王元悦，杀了其情人，元悦伺机报复，“是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悦等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遂为宝夤所害，死于阴盘驿亭”（《魏书·列传酷吏七十七》），但无疑，也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忠于皇上、忠于朝廷死得其所的结果。
三
作家蒋丛发撰写《郦》书，并没有拘泥于地理学家或文学家之类定语，而是直接撰写郦道元的整个人生传记。作家在南北朝及后世零散稀缺的历史资料中拨冗，展示纷杂动荡的现实社会；在历史认定的有限文字中索隐，确定主人公精神灵魂的旨归；在士人交谊的传统履历中谋篇，构建北魏末年全新的历史时空。作家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崭新视角来审视、描绘了郦道元这位杰出的古代士人。
这样的传记小说无疑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文和艺本来就是一种近似于“附丽”般的存在。虽然北魏时期的文士可能未必把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当成基本信条，但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489年孝文帝于冯太后生日“诏立孔子庙于京师”亲自祭祀，经过492年孝文帝尊奉孔子为“文圣尼父”，在平城建太学并祭孔，《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基本深入士人心中。而事实上，作家也正是遵循古代士大夫家族这一基本的人生规划来撰写郦道元波澜壮阔的一生。
了解郦道元这些基本的人生轨迹、知识积累、人生信条和心路历程，作家无疑下了极大的功夫。从他参考的25种正规书目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魏收的《魏书》、李延寿的《北史》、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葛洪的《葛氏方》、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道宣的《续高僧传》等就能大概了解，从他37.6万字的创作文本也能产生丰富的联想，从作品中所描述三峡渡险一路的惊险刺激、对古诗词和历史典故的娴熟应用、对北魏官位、名称的准确运用，对少数民族风俗生活的熟稔掌握，对麻衣相学、堪舆学、星象学的有所涉及，等等，都显示了作家难能可贵的比较深厚的学养和驾轻就熟的文字功夫，从而把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王朝后期重要人物郦道元的形象刻画得更准确、更深入、更立体、更鲜活。
作家还发挥出版《解析三国演义》研究专著这种勤于思考、擅于探究的特点，“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从各种文献资料和历史背景中梳理和推断出17条可以说是推翻历史上既有陈论的观点，如基本确定了郦道元的出生情况、母亲是谁、师承关系怎样、妻子为何人、官职品位状况、是否考察过长江、有何宗教信仰、兄弟和否笃穆、是不是酷吏等等，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著述，给人一种难以辩驳的可信感，真实感，也侧面为我国“郦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因此，蒋丛发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这部传记小说，不仅展示了新时代作家执着于对古代优秀灿烂文化的开拓和弘扬，也彰显了他们对古代文人高尚精神世界“心追手摩”般的追求和向往，这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和可贵的启迪。
（原载《平城》2024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