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工作后, 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一天天好起来,父母不再为用钱发愁了。为了方便和我联系,父亲就给家里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
自打家里有了电话,我一有空闲,就会给父母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的身体状况,聊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确是方便了很多,同时也节省了不少回农村老家的体力,再也不用为了芝麻绿豆大点小事,动辄往返150公里回趟老家。
那时候,我还未成新家,给老家打电话就成了我排遣寂寞、问候父母的必修课。当时,我是电视台的记者,平日里工作繁忙,不是去外地出差采访,就是在单位写稿子、剪片子,总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情。父母怕影响我工作,除非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一般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总是要等我空闲了,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习惯成自然,几日不给父母打个电话,我就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那时候,农村人家里很少有安装固定电话的。街坊四邻谁家子女在外地工作,想给家人打电话,就会打到我家,让我父母帮忙去喊他的家里人。一次,我回老家后,没多大功夫,就接听了好几个邻居孩子打的电话,说有事找他家人。我急忙跑出门去喊三叔四婶。母亲向我抱怨道:“咱家自打安装了这电话后,我就成了跑腿的信差,一天不知道要接多少个别人家的电话。有时候这电话多得让人瞀乱。”
父亲说:“人家能给家里打电话,那肯定有要紧事,谁像咱儿子这样,一天没事给家里打电话闲聊天,再说咱接听电话又不要钱,叫个人也跑不断腿。”
听了这话,母亲就笑了。
有段时间,我给老家打电话,一直是“嘀嘀嘀”的声音,接连几天都打不通。我一天比一天着急,很担心父母的身体状况,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过了好几天,我终于打通电话了。母亲告诉我,前两天刮大风,把电话线刮断了,他们一直没注意,电话安静了好几天,觉得不对劲,才发现的,后来请电信局的维修人员来才接好了线。我虚惊一场。
那一年,父亲病重卧床在家。我几乎天天都要给家里打电话,询问父亲病情。母亲怕我担心,总是安慰我说好点了。那段日子,我最怕家里来电话,因为没啥事,父母是不会打扰我的,但凡打电话,那肯定是家里出了天大的事情。每当手机铃声一响,我只有看到不是家里的电话,那悬着的一颗心才能放下来了。在父亲弥留之际,我请了长假,在家里陪伴父亲。父亲从来都是个高喉咙大嗓门的人,在病危之际,他气若游丝,身体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还轻声地对我说:“儿呀……爹已经这样了,好是好不了了……等我走了,你要好好对你妈……你早点回单位吧,别耽误了工作……”我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实在不忍心离开。后来,母亲也劝我回单位,说我在家里与事无补,徒生忧愁,父亲由她一人照顾就行了。无奈之下,我只得惴惴不安地返回西安。
谁料想,我回到西安的第二天晚上将近12点,我当时已经入睡,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拿起手机一看,是家里的电话,我不禁心里一阵颤栗,有一种不祥之兆。母亲哭着告诉我,父亲刚过世,走得很平静,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让我请假尽快回家。我一下子瘫在床上,用被子蒙头痛哭。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不料它竟来得这么早,想起父亲为了养活五个儿女,一生出尽了力气,临走时,我竟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怎不令人肝肠寸断?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住在农村老家,形单影只,很是伤感。每次打电话,母亲总是很伤心,说现在这日子过得很漫长,家里太安静了,静得让人害怕,一天唯一的念想就是等我的电话。为了不让母亲在老家里触景生悲,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我就把母亲接来西安,与我一起生活。
母亲一直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觉得待在鸟笼子似的单元房里闷得发慌,在城里住一段时间后就闹着要回农村老家。三姐家在邻村,距离我老家最近,照顾母亲方便些。父亲去世后,家里的几亩责任田便都交由三姐耕种。每年到了农忙时节,母亲便嚷着要回老家,说多少能帮三姐家里干点活。
就这样,母亲在城里和老家交替着居住。又过了几年,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干农活愈来愈力不从心,就在我西安的家里住得长久了,有时候春节也不回老家。家里那部固定电话就基本上不用了。
那一年,三姐说,电话线总是隔三岔五被大风刮断,老找人维修挺麻烦的。那时候,三姐家人人都用手机了,固定电话几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我就说,固定电话没用就别用了吧。不久后,三姐就把家里的固定电话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