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如我

小学毕业后，我在薛固中学读书。薛固中学位于陕西省武功县东南部，小村镇道观烧香台旧址。

相传在2500年前，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将此处作为行宫，在此焚香讲经，后人称之为烧香台。它与周至县的楼观台遥遥相望，也称望仙宫。

薛固中学始建于1958年，撤并于2014年，学校占地68亩，分为初中部和高中部，有20余个教学班，上千名学生。学生来源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农家子弟。学校坐南朝北开大门，向北依次邻近西宝高速和西宝中线，周边紧邻各个村子，向北二里路就是我的老家金铁寨村。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陕西关中农民，斗大的字不识一升。每当家里卖猪卖鸡，父母连个磅秤都不认识，时常被人哄骗。父母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身上，希望我能读书成才，不当睁眼瞎，不受人欺负。记得在我幼时，父亲常威吓我要努力学习的一句话便是：“你长大考不上大学，我一镢头挖死你！”

小时候无知的我，也贪玩，不知道“农家孩子唯一的出路便是考上大学”这个深刻的道理，在学业上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渐渐长大了，慢慢明白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人生哲理，也为了“跳出农门”，便发奋读书。

记得我在读中学时，农村经常停电，晚上十二点来电，早上八点停电了。学生晚上在教室上晚自习，一个个都点着煤油灯或者蜡烛秉烛夜读。一间间教室从外面看，简直就像深夜里来到了一座座坟茔旁，令人不寒而栗。为了学习又不伤害眼睛，我常常天黑吃罢晚饭就睡觉，半夜三更等电来了再爬起来看书。那时候我便发誓要努力读书，一定要去一个永远不停电的城市里读书生活。

我从小的理想便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只不过随着读书越多，理想在发生着变化。上小学时，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威武的警察或军人；上初中时，我对文学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理想是长大后做一名知名作家；读高中时，我经常会看一些社会新闻，认为采写新闻稿件的记者很了不起，理想就变成了想做一名为民请命的“无冕之王”——记者。

不负众望，1996年，我考入梦寐以求的西北大学新闻系。当时我每学年学费仅1500元，每月生活费一百多元就足够了，国家每月给我补贴24.3元伙食补助费。

今日，我工作环境舒适，在省城安家立业，衣食无忧，还真得感谢公平的高考制度，感谢曾经年少努力的自己。在应该奋斗的年龄，我庆幸自己没有虚度光阴，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韶华。现在记录中学时代的生活点滴，聊以自慰。

　喜背课文

刚上初一，我就表现出超常的记忆力，特别喜欢学语文，一篇文章，读过几遍，便会背诵。不论是现代文，还是古文，我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背得滚瓜烂熟。每天早晨上课前，有一节40分钟的早读课。我基本上会在早读完成课文背颂。

给我们代课的大部分老师是本地人，都操着一口淳朴的很接地气的武功方言，极少有老师用普通话讲课。受老师熏陶，我用普通话背诵课文时,发音很不标准，其间夹杂着浓郁地道的方言。

一次在课堂上检查课文背诵时,语文老师发现了我的这项本领。老师问：“哪位同学能背诵《春》这篇文章？会的同学请举手。”老师环顾一周，教室里鸦雀无声，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响声。一两分钟过去了，班里没有一个人举手。老师遗憾地问道：“咱们班没有一位同学会背颂吗？”老师的话音刚落，我竟然连手都没有举，就站起来大声说：“老师，我会背。”老师很高兴地看着我，点着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吕庆娃。”我大声说道。教室里响起一片哄笑声：“绿青蛙，绿青蛙……”老师制止了同学们的笑声，对我点着头，鼓励道：“大家欢迎吕庆娃同学背诵《春》。”

我大声地用蹩脚古怪的普通话流利地背诵起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由于我的醋溜普通话中间夹杂着陕西方言，我的背诵听起来很滑稽，笑料十足，因此，在我背诵的过程中，课堂上不时发出同学们低低的笑声。老师几次用严厉的目光制止着同学们的无礼，但窃窃的笑声还是伴随着我背完了整篇文章。

我的这次表演，给老师留下了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他当场就任命我做了语文课代表，主要负责收发同学们的语文作业本。

此后，每次上语文课，背诵文章的一定是我。

我记性好，仅限于语文，对于地理就不灵了。学地理，对于我来说，如同患上了失忆症，过目就忘，尤其是怕看地图，如同狗看星星一片明，直看得眼冒金星，也找不到一个地名。我语文和数学成绩都非常好，唯独这地理课实在是差得一塌糊涂。上初一时，地理代课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期中考试时，我数学考了满分100，地理课只考了4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班主任常在课堂上批评我偏科。也许这给我少年的心灵留下了阴影，直到读高中时，我的地理课一直都学不好。

我参加高考那年，幸亏文科不考地理，否则，我没准还考不上大学。那样的话，我的的命运真不知道会怎样，或许我会在某个大城市的建筑工地下苦力，或许会在哪里修着马路、扫着大街，也许整日和工友一起四处找包工头讨要工钱。

我的好记性一直伴随着我从中学直到大学毕业。这些年来，年龄渐长，记忆力日渐衰退，这是个很不好的信号。

　吃在食堂

我上中学时，家里虽说不缺粮食吃了，但是想顿顿吃白面条和白面馒头还是不可能的，一日三餐，还得靠玉米面做的黄色窝头和搅团、鱼鱼儿饭才能填饱肚子。

那时候，中学生要上晚自习，晚上九点半才放学回家。农村路上黑灯瞎火的，有一段路两边是坟地，在夜间偶尔会有星星点点的鬼火一闪一闪的，走路挺瘆人，等回到家里再吃点晚上的剩饭，也就十点多了，该睡觉了。

那个年代的雨水可真多呀！一到春秋两季，那天就像被捅破了个大窟窿似的，整天阴雨绵绵无绝期，经常一下雨就是四五十天。下雨天上学，对于我来说，那可真是一场意志与体力的挑战。从村子去学校的土路上遍布水坑，泥泞难行。我打着伞，穿着橡胶雨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雨水烂泥中艰难行走，还要时刻提防着一个个绊马坑。雨天的晚上放学回家那可真要命，乌漆墨黑，伸手不见五指，没有手电筒，我“噼里啪啦”地在泥水里摸索着前进，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就会摔成个“泥母猪”。哪天晚上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地回家，不在泥水里摔几个跟头，那可真是踩了狗屎运。

父亲见我上学真够受苦的，就说：“要不，你就在学校吃住吧，别再起早贪黑地上学受洋罪了。”

在一个周日下午，我用架子车拉着铺盖卷、碗筷，还有一蛇皮袋子苞谷榛子和一袋子洋面粉去住校了。

那时候，家在远处的学生才会住校，像我这样家距离学校很近的学生一般没人住校。学生宿舍都是土木结构的两间大瓦房，比一间教室还要大，是上下通铺的木板床。每间宿舍以班级为单位，可以住四五十个人，空余床铺很多，免费住宿。

我把苞谷榛和洋面粉拉到学生食堂。虽然那时候学生们因为营养不良个个瘦得跟小猴子似的，但是食堂的厨师们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很少有瘦子。一位值班的胖厨师把我拉来的粮食过秤后，给我兑换成同样斤两的粮票。苞谷榛换来的是粗粮票，洋面换来的是细粮票。我又用几元现金兑换了菜票。

每天放学吃饭是学校最热闹的时刻。有时候放学下课铃声响了，老师还在上课延堂，教室里便会有那调皮的男生，用筷子把碗敲得“梆梆梆”一阵响，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只好喊下课了。在食堂吃饭的同学们一般都把碗筷放在课桌抽屉里，听到下课命令，他们便会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快速地跑出教室，玩命奔向食堂，在各个打饭菜的窗口前有秩序地排起了长龙。那时候，同学们打饭都很文明，很少有人胡拥挤乱插队。

学校食堂不收玉米面粉，因而不卖窝头，早晚饭一般都是苞谷榛稀饭和雪白的大馒头，那馒头有现在市场上卖的四个大。那时候，庄户人家还要天天吃窝头呢。学校食堂早晚也卖炒菜，一般都是炒白萝卜白菜，偶尔也会有炒豆芽豆腐，那就算是很高档的菜了。肉菜基本上是没有的。买菜、买馒头的学生很少，除非那些家境好的。和大部分学生一样，我每周日下午返校时，都会从家里带上一罐头瓶咸菜，还有够吃一周的锅盔或者馒头，有时候也带窝头。这样，能给家里节省点钱和粮食。我早晚饭只在食堂买一碗苞谷榛稀饭，把从家里带来的冷馒头泡进热稀饭里，再就着带来的咸菜，囫囵填饱肚子。中午饭一般都是汤面条或者汤面片，里面飘着几片水煮菜叶子，偶尔也会有少许炒土豆片或者炒豆腐之类的菜，面汤上飘着一层淡淡的红辣椒油。这样的汤面在当时就已经是很难得的好吃食了。这学校的伙食自然是比家里强多了。

想想农村中学食堂的饭菜，我至今都会满口生津、回味无穷。现在不知何故，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锦衣玉食，可就是吃肉不香、吃糖不甜，再难吃出中学食堂饭菜的那种令人神往的香味了。

学校食堂只有操作间，没有餐厅。女生打饭后，都会把饭菜端回宿舍吃。食堂门前有一片小树林，各种树木高大茂密。男生打饭后就走进树林，三五成群地将饭菜随意放在地上，蹲着吃饭。同学们最怕雨天就餐，那就惨了。大家只能躲在食堂门外的房檐下吃饭，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房檐下密密麻麻挤满了端着碗吃饭的男同学。屋檐下实在站不下了，同学们们就只好打了饭，在雨中奔跑着，把饭碗端回教室或者宿舍里吃饭。家庭条件好点的同学，还能打伞；家里穷的同学，买不起雨伞，就只能戴着草帽避雨，任凭雨水落进饭碗；有的同学连草帽都没有，往往会淋成落汤鸡。

在食堂旁边，有一个水泥砌的水池子，两面相对各有七八个水龙头。除此之外，学校别的地方再没有水龙头。每次饭后洗碗的时候，水池子四周黑压压的一片，被端着碗筷的同学们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洗碗时，没有洗洁精，好在饭菜里从来都没有什么油水，饭碗用自来水一冲，就干净了。

学校有开水房，每天早晚向师生们免费提供开水。同学们可以用保温瓶接开水，但从未见过谁用水杯子喝水，都是用很大的陶瓷饭碗喝水。那些在家里吃住的同学自然没有碗，也没有水杯。谁口渴了，甭管春夏秋冬，课间休息时都会趴在水池子上，拧开水龙头，嘴对嘴地把生水喝个饱，竟从不会腹泻。

在宿舍里，任何同学都没有柜子放置物品，都是把自己的衣物，还有从家里带的咸菜、锅盔和蒸馍装在布袋子里，就随意放在自己的床铺上。虽说大宿舍有窗户，但每扇窗户边都有学生的床铺，风吹雨淋的多有不便，加之冬天西北风一吹，冻得人上下牙床直打架。平日里那些窗户是从来也不开的，只有开着门，才能通风换气。宿舍里日夜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汗臭味，夹杂着咸菜和馒头的气味，熏得人脑袋总是晕晕忽忽的，就没有过清醒的时候。

宿舍距离厕所比较远，路灯总会被那些捣蛋分子破坏，去厕所的路上，以及厕所里面常常漆黑一团。晚上上厕所，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请，一不小心就会踩上“地雷”。有时候，高年级的同学进厕所就划根火柴或者点着打火机，那可真是打着灯笼进茅房——找屎。

夏天晚上去厕所已属困难。到了冬天，如果晚上起夜去厕所，那简直就是受罪：你得穿上一件件衣服，黑灯瞎火摸索到厕所，冒着很大危险，艰难方便后，回到宿舍再一件件脱掉衣服，实在是太麻烦。很多男生晚上懒得去厕所方便，就在宿舍外面的空地上随意小便。每间宿舍外面都是一滩滩的尿坑，散发出的味道与厕所无异。学校对此屡禁不止，也常会组织老师晚上巡查，可是那怎么能杜绝得了呢，老师们总不能彻夜不睡觉地巡逻吧？尤其是在大冬天，每天早上起床时，天还未亮，你看那一间间宿舍门外，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排排男生，集体排泄。那场面颇为壮观。有时候，老远就会听到老师的骂声：“谁在宿舍门口尿呢？把你那㞗一个个都给拔了去！”众人便提着裤子，慌忙跑回宿舍。有的同学来不及把自己的东西收回裤裆，便尿了两裤腿。

围观流氓

在学校东围墙边，修建着一排厕所，是旱厕，教师和学生的厕所分开着。厕所东墙外是上王村的马路，化粪池里的排泄物由村民定期清理。

一天下午，一名女生提着裤子，撕心裂肺地尖叫着跑出女厕所，惊魂未定地大喊着：“抓流氓！抓流氓！”恰在此时,两位男青年教师刚好路过，便问咋回事。女生羞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我在上厕所……有个流氓从坑里偷看……”这两位男教师飞快地跑到厕所边的围墙下，一纵身便翻墙而过，不一会儿，就扭着一个小伙子的胳膊，从校门口进来了。那小伙子有十七八岁的样子，看穿着打扮，像个农民。他低着头，任凭老师责问，始终一言不发。

这时候，已经围了一大群老师和学生看热闹。见这小流氓嘴巴挺严实，几个高年级的男生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顿拳脚。老师们只是围观，并不制止。他们直打得那小伙子如杀猪一般，哭爹叫娘地喊叫着：“嫑打了，我把你叫爷呢！我错了……再不敢了……”见小伙子认错了，老师们才把打人者拉开了。

接下来，老师们商量着该如何惩罚这个年轻的流氓。那时候，农村学校闭塞，老师们的法制观念淡薄，无人知道要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只一味地从解气出发，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去处罚这个小流氓。大家无不认为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

很快，一位老师找了块大纸板，用毛笔在上面写上“我是流氓”四个大字，系上绳子，把大纸板挂在那小伙子的脖子上。之后，老师们找来绳子，把小伙子结结实实地绑在教学楼旁边的一棵大树上，供师生们围观。

对于校园这块文化净地来说，这样的西洋景，同学们从未领教过，这可是稀罕事，今天总算是开了眼。这毫无疑问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大家兴致勃勃地围观着。校园里霎那间沸腾了。一些胆大的女同学还朝这个流氓吐口水。那小伙子刚才被人打得口鼻流血，他自己用手抹得满脸五麻六道的，脸也看不清楚，努力地把头埋得很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生无可恋地忍受着我们的谩骂和唾弃。

在展览得差不多之后，这些精力旺盛、血气方刚的老师们绞尽脑汁，想着新花样去惩罚这个流氓。有一位老师突发奇想，用好几张报纸卷了个高帽子，上面写着“打倒偷看女生的大流氓”，把高帽子戴在那小伙子的头上，给他松了绑，又给他一个大陶瓷盆子和一根棒子。众师生们押着他，让他戴着高帽子，敲着盆子，脖子上还挂着那块大纸板，在校园里游街示众。一大群学生欢天喜地地跟在后面，边走边喊着 “打倒流氓” 的口号。

那小伙子围绕着校园游街了一圈后，老师们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别的什么新花样去惩罚他，就让他留下盆子走了。

我们看到那小伙子走出大门后，便飞快地跑远了，连脖子上的牌子和头上的高帽子都顾不上摘下来。

　虱子满身

那时候，农村没有洗澡堂，农村人夏天勉强还能洗澡，天冷后，只有到了春节前，爱干净的大姑娘小媳妇才会洗一次澡，其余时间一般是不洗澡的，包括学生。

我们学生虽然很少洗澡，但衣服还是会常洗的，有用洗衣粉的，有用皂角的。因为我们不讲卫生，这给虱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因此，不论男女老少，每个人从头到脚都长满了虱子。

我自幼就很讲卫生，在大冬天，也会在屋子里放个大铁盆子，里面倒进去大半盆热水，将就着敷衍了事地洗个澡，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尽管我每隔几周便要洗个澡，但是我头上、身上依旧会生满虱子。每次洗完澡，换下脏衣服，我总会在秋衣秋裤的线缝里发现密密麻麻的黑色的虱子和白色的卵，看得人头皮发麻。我用两手的大拇指将虱子和几子一个个挤死，听到“啵啵啵”的声响，很快就看到两手指甲盖上沾满了自己的血。

每次洗脏衣服的时候，母亲便会把我的内裤、背心，还有秋衣裤都要用开水浸泡，尽管如此，我身上的虱子还是如同垢甲一样，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总是不能彻底去除。

本村同学金大峰是我的好朋友。每当冬日暖阳高照时，我常会和他比赛谁头上的虱子多。我俩各自在面前放一张白纸，然后用锯齿细密的蓖梳子仔细地把头上的虱子刮下来，抖落在纸片上。那些吸饱了鲜血的虱子在纸片上都懒得动一下。把头上的虱子刮干净后，我俩就一个一个地数着自己的虱子，谁的多，谁就是胜利者。之后，我们俩将纸片点着火，听着虱子被烧得“噼里啪啦”地响，同时闻到了一股皮肉烧糊的腥臭味。

金大峰的父亲是做生意的，家境富裕。平日里，我穿着破衣烂衫。与我不同的是，金大峰总是穿着光鲜；与我同样的是，他也是无处洗澡，身上的虱子比我还要多。冬天，我穿着笨重的粗布棉袄棉裤，金大峰穿着轻便的绒衣，外面套着厚毛衣。在他那件蓝色新绒衣的高翻领上，总是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虱子，看着挺恶心的。虱子对待每个人都很公平，从不嫌贫爱富，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地热情。

男生身上爱生虱子，女生也不例外。在我前排坐着一位美丽的女生，名叫张美丽。她的衣服光鲜亮丽，她的脸蛋总是洗得白白净净的，只是脖子以下，就很明显地变黑了。每次上课时，我很喜欢看她那一对白得透亮的小耳朵，还有那一只只大小不一的虱子在她的头发上爬来爬去。

　春心荡漾

上了初中，我就对女孩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普遍比较封建保守，男生和女生一般不太说话，更很少交往，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到女孩子，尤其是漂亮的女生，渴望与之交往，哪怕是说说话也好。

我春心萌动，还得感谢学校小商店里的老板娘。

走进学校大门，在东侧，盖着两间平房，那是学校的小商店。店主是一对年轻的夫妇。那妇人五官周正，身材高大健壮，臀部肥硕，胸部挺拔。老板娘叫什么名字，我们并不知晓，只听得传达室马大爷管老板叫“小许”，我们私下里就把老板娘叫“许夫人”。

“许夫人”有一个六七岁的女儿，常蹲在小商店门口看蚂蚁搬家。我们男生有事没事的，都愿意去小商店转转，也没钱买啥东西，只为看看“许夫人”。她待人和气，并不会因为我们只看不买就赶我们走，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后来，“许夫人”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她怀孕了。再后来，有段时间，我们没有看到“许夫人”和她的女儿，只有小许一个人在小商店里忙活。

差不多半年后，“许夫人”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胖娃娃，说这是她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人们都脱下了厚厚的冬装，换上了轻便的薄衣单衫。校园里的牡丹、芍药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悠悠的花香溢满了整个校园，激发出了我们这些小男生很多的荷尔蒙。

“许夫人”生性豪放，在给儿子哺乳时，从不避讳他人，还格外喜欢提了把高凳子，得意地坐在小商店门前的大马路中央，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看“许夫人”哺乳的场景，常会让人几天里都浮想联翩，心儿像猫抓一般奇痒难忍。

烧香台遗址在学校操场的旁边，有一个不大的院落，于清光绪十四年重修。此处地形北高南低，修建有七星殿、三清殿、库管、玉皇阁、文昌宫、雷神殿、老子说经台，山门朝南，错落别致，一目了然。进宫道路笔直而起伏，从下而望，犹如一条巨龙。后因兵荒马乱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现仅剩两层楼阁式玉皇阁、三清殿、七星殿。殿内八卦悬顶，四面飞檐，雕梁画栋，墙壁绘画，依稀可见。

我上中学那个年代，家乡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热情高涨，少有闲人来道观焚香游览。烧香台常年关门闭户，几近衰败。只是近些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迅猛，农民既有闲心，又有闲钱，方对这修庙进香之事来了热情，烧香台才日渐兴旺。院内有几棵古柏及关中稀有花木紫藤树一棵。每年五月份，紫藤花盛开，游者前来进香跪拜，观赏紫藤花树、古建筑，络绎不绝。

那会儿，在烧香台一侧的操场边，有两间闲置的大瓦房。学校的一位厨师将此房租赁后，经过一番修缮，面貌焕然一新，作为小餐馆经营，饭菜的价格和学生大食堂差不多，但口味自然是好很多了。那厨师的女儿帮忙干活卖饭，她20岁左右，生得摸样俊俏，身材婀娜，惹得很多男生喜欢在这里买饭吃。

这家餐馆最拿手的美食就是“狮子大张口”，也就是肉夹馍，但与现在西安市场上的肉夹馍不同，它不是烧饼夹腊汁肉，而是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大馒头，从中间切开，夹上几大块喷香的红烧肉。那热蒸馍的口捏不住，大张着嘴巴，犹如狮子怒吼一般，因此，被称作“狮子大张口”。一个肉夹馍不过五毛钱，咬上一口，肉香馍甜，满嘴流油，那才真的是幸福的味道。我吃一个肉夹馍根本吃不饱，可是父母给的那一元两元钱，都是把日头从东背到西，在庄稼地里流汗流泪，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一分一毛攒下来的，我又怎么能舍得尽饱吃呢？不过是偶尔咬咬牙、下狠心买上一个来吃解解馋罢了，同时，也是为了看一眼那厨师的漂亮女儿。那也是秀色可餐呀！

我们的教室一排放着四张桌子，中间两张桌子紧挨着，两边靠墙各放一张桌子。男女生不同桌。我在中间那排桌子坐着，旁边的桌子坐着两个女生。与我相邻的女生雷彩霞是下雷村的，长得挺漂亮，眉清目秀，瓜子脸，翘鼻梁，大大的眼睛，樱桃小口一点点，高高的个头，长长的麻花辫很是惹人怜爱。有时候读书写字时，我的右臂会不经意地与她的左臂相碰，我身上便会如触电般一哆嗦。瞬间，我俩都会迅速地向两边躲开，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没过一会儿，我还是会忍不住把胳膊向她那边一点点靠拢。我很享受那种触电的感觉。

雷彩霞学习很好，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中专。我读了高中。此后，我俩三十余年再没有相见过。

不知道，她现在生活得可好？

　偷菜风波

因为空余的荒地很多，学校就给每位老师分了一块土地，有两三分地，供老师种菜。

我的英语老师叫蔡长寿，不到25岁，他爱人李丽是其他班级的英语老师。小两口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同一年分配到我们中学任教。由于蔡长寿老师夫妻俩是双职工，因而分到的菜地是其他人的两倍大。他们夫妻俩很少去教职工食堂吃饭，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吃。学校在偏远的农村，距离镇上很远，买菜极不方便，因而，蔡老师对经营他的菜园子很上心。他也是农村长大的，干庄稼活很在行。课余时间，他常在菜园子里浇水除草，精心侍弄他的菜地。

蔡老师种的疏菜花样繁多，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韭菜、白菜、萝卜各种蔬菜应有尽有，一行行、一畦畦分布得井然有序。到了夏天，菜园子硕果累累，那打着弯的绿黄瓜、圆溜溜的紫茄子、红艳艳的辣椒和西红柿鲜美水灵，挂满秧苗，把整个菜园子点缀得生机盎然，极富田园气息。蔡老师的菜是吃不退的，常常会送一些给其他老师。

一日清晨，蔡老师来到菜地，猛然看见英语教学组长黄莉英在他的菜园子里摘菜，心中不悦，却又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这位女上司。黄莉英年近40，平日里对学生很严厉，常在课堂上骂人。同学们都很讨厌她，背地里把黄莉英取其谐音，叫做“狐狸精”。 黄莉英和爱人张中平都是学校的教师，也分了一块面积挺大的菜地，但是他们夫妻俩嫌麻烦，懒得种菜，任由荒草长得比人还高。

黄莉英提着小菜篮子，在蔡老师的菜园子里自由行走，大大方方地摘着各种各样的菜。等到篮子里实在装不下了，她才走出菜地，在水泥地面上蹭着一双鞋上的泥巴。这时候，她抬头看见了站在地头边的蔡老师，并不吃惊，反倒是毫不在乎地笑着问道：“小蔡，你这菜种得不错，咋也不给我送点？”蔡老师勉强笑着说：“你这都不请自来了，还用得着我送吗？”黄莉英不笑了，拉下脸说道：“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我摘点菜，你不乐意了？”蔡老师不想因为这一篮子蔬菜，和组长闹别扭，就强装笑脸道：“这有啥呢，不就是自己种的菜吗？就是……”“就是什么？”黄莉英不高兴了。蔡老师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道：“下次，你需要啥菜，尽管来摘，就是……请你告诉我一声，不要……偷偷摸摸的。这样总不好。我们都是老师，为人师表，也要彼此尊重……”未等蔡老师说完话，黄莉英就恼了，将那菜篮子扔在蔡老师脚下，愤怒地喊道：“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你是说我偷你家的菜了？”蔡老师年轻气盛，已经忍无可忍了，也喊叫起来：“你一声不吭就摘别人家的菜，不是偷是什么？”见蔡老师说话难听，黄莉英觉得伤了自尊心，便仗着自己年长，又是领导，耍起泼来，扑上去，抬手就去扇蔡老师的脸，并吼道：“叫你骂我是小偷！”蔡老师眼疾手快，一抬手就抓住了她的手，轻轻往后一推，骂道：“你咋是个泼妇，偷菜还有理了，你还想打人？”黄莉英哪里经得起这一推，“噔噔噔”向后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随后便放声大哭起来：“快来人呀！蔡长寿打人啦！”蔡老师本无意与她起纠纷，一时间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候，李丽和其他几位老师闻讯赶来，慌忙扶起黄莉英。李丽一个劲地替爱人向黄莉英道歉。黄莉英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

不大会功夫，张中平老师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擀面杖，怒气冲冲地来找蔡长寿老师算账来了。蔡老师正在给其他老师诉说着整个事情的经过，见到气势汹汹的张中平来寻事，并不紧张。张中平质问道：“你一个大男人，为啥打我老婆？有种你和我炼炼！”蔡老师毫不畏惧地说：“是黄老师先动手打我的，我并没有打她。你不信回家问问她去。”

张中平手里挥舞着擀面杖，嘴里狂呼乱叫着，众人将他拦下。他终究没有和蔡老师打起来，临走时，恶狠狠地威胁道：“姓蔡的，你等着，我迟早要收拾你！”

蔡老师夫妻俩都是外地人。张中平老家就在附近的村子，他后来多次扬言要找人收拾蔡老师，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践。

　老师打人

我读中学那会儿，老师打骂学生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被老师打了，只要不伤筋动骨，那是没脸回家告诉家长的。家长就算知道后，一般也会说：“打得好！你犯错了，就应该让老师好好收拾！”，很少有家长去学校责问老师的。

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努力读书，遵守纪律，但也有调皮的时候，也曾被老师打过。

我们学校的操场很大，可以容纳全校上千名学生同时做广播体操。一次早上做课间操，同学们做得很不整齐，叫操的体育老师很生气，命令全体学生就地蹲下。这名体育老师穿行在人群中，边走边训话。我专心听讲。周围的一些同学叽叽喳喳地小声说话，看到体育老师在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便没人说话了。体育老师走到我们身边，大声斥责道：“刚才谁说话了？”同学们都低着头，没人回答。体育老师环视着每个人。这时候，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因为我并没有说话，因此心里不虚，敢于正视他。谁料想，那体育老师注意到我在看他，竟然以为我做贼心虚，便生气地走上前用力在我屁股踢了一脚，然后走开了。我的屁股火辣辣地疼，心里很委屈，但也不敢吭一声，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那时候，冬天很冷，常常会下很大的雪，有时候，大雪能下一个多月。我们最喜欢在雪地里奔跑、滚雪球、打雪仗。一次早上课间休息时，我和同桌在教室外面打雪仗。他向我扔过来一团雪球，我一躲身，那雪球砸中了窗户玻璃，虽然听得一声脆响，但是毕竟雪团是软的，窗户玻璃完好无损。恰好此时，班主任老师就站在他的宿舍门口，看到了这一幕，便厉声喊我俩过去。我俩知道闯祸了，战战惊惊地跑过去，等着挨批评。令我俩都没想到的是，班主任老师抬手就分别给我俩各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让我们走了。我俩都不敢做任何辩解，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疼，心中感到很羞愧。

一次下午，我和同学王伟上学迟到了。那节课是班主任王刚老师上的语文课。王老师让我俩在教室外面一直站到下课。下午放学后，他又喊我俩到办公室训话，旁边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在聊天。王老师给我俩讲遵守纪律的重要性。我一边听一边点着头。训话了老半天，王老师都有点口干舌燥了，最后问我俩：“以后还迟到吗？”我没有反应过来，还在点着头。这下把王伟逗乐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王老师很生气地训斥道：“态度端正点，笑什么？”一直在旁听的张中平老师，也就是《偷菜风波》里“狐狸精”的爱人，异常愤怒地走到王伟跟前，当胸就给他来了一个“黑虎掏心”。王伟随即被打倒在地。张中平愤愤不平地骂道：“三句好话不顶一马棒，这号学生就要打，不打不长记性。”

等王伟从地上爬起来后，王老师就让我俩回家了。

那时候，在农村学校里，教师打骂学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谁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对，不仅仅是普通教师会打骂学生，就连学校领导也觉得这种打骂学生的教育方式是为了学生好，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践踏学生的尊严、侮辱学生的人格。

那一年，我读高中，一次，学校模拟考试，我迟到了几分钟，刚好学校胡校长巡查到我们班级。我灰溜溜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答题。胡校长站在门口，对我大声骂道：“学校考试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竟然能迟到？就你这学习态度，我敢打保票，你永远都考不上大学。你娃要是能考上大学，你把鼓背到我家门口打。”

我当时低头答题，一声也不敢吭，忍受着校长对我的羞辱，只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能让人看扁了。

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北大学，心中感激着胡校长曾经对我的辱骂，竟也忘了去他家门前敲锣打鼓这件事情。

看电视

我读中学的时候，家里很穷，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哪里还有钱买电视机，整个村子也没有几家有电视机。那可是奢侈的家电，不是普通农户家庭能置办得起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那时候，学校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直都在影视室放着，仅供教师观看，是不允许学生看的。

因为没有见过那稀罕玩意儿，因此我特别渴望能看到电视。平日里，我是万万进不去影视室的，只有到了周末，才能趁没人注意溜进去，躲在墙角偷着看电视。管理影视室的老师一旦发现我，就会把我赶出去。那时候，电视仅仅能收到中央台和陕西台两个频道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挑选余地。即便如此，每次看电视，我都会心情激动、热血澎拜。我常想，啥时候能在自己家里看电视，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有一年寒假，新婚不久的语文老师胡慧回老家了，让我们班的女生王翠翠给她看宿舍。那段时间，胡慧老师把学校唯一的那台电视机搬到了她宿舍里。金大峰获悉此事后，就每天晚上约我一起去胡慧老师宿舍看电视。那屋子总是挤满了同学，看电视的时候，叽叽喳喳地吵翻天，电视节目根本听不清楚声音。我们什么节目都看得兴致勃勃，甚至连广告都觉得有趣。

影视室没有了电视机，这引起了一些老师的不满。胡慧老师后来就把电视机还了回去。可是没多久,又有别的老师把电视机搬到自己宿舍。就这样,学校的这台电视机被轮流搬到各个老师宿舍里。影视室基本上就再也没有电视机了。

后来，在西安工作的二姑花了三百元钱，从同事那里买了一台14英寸的二手黑白电视机，送给了我家。我兴奋地买了室外天线，在房顶上用一根长长的椽木架起天线，开心地收看着满是雪花点的电视画面，连广告也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村里人家很少有电视机。每天晚上，我家里就会聚集着一大群乡亲们看电视，家里人就要热情地给他们端茶倒水。他们一边观看，一边评论着、询问着，絮絮叨叨地，很是热闹。

母亲嫌我每天回家都要看电视影响学习，后来就把电视机送给了三姐。读高中那几年，功课压力大，我就很少再看电视了。除夕之夜，我只能到邻居家里看看《春节晚会》。

那年高考结束后，我中午回到家，就向父母提出来要买台彩电。那时候，父母办了家庭养鸡场，每年都养四五百只鸡,家里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也不缺买台电视机的钱。

父亲问我：“今年能考上大学吗？”

我信心满满地说：“今年考上大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看在哪里上大学。”

母亲听后很高兴，非常爽快地给了我钱。当天下午，我就去县城买回来一台18英寸的彩电。

那一年，我考上了西北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电视台当了记者，每天的工作就是采编电视节目、看电视。

这电视一看就是一辈子。

　师生恋

农村中学比较闭塞保守，对于男女之事，师生们谈性色变，不约而同地认为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莫说他们对学生早恋嗤之以鼻，就是连男女生说话，也被认为是很害羞的事情。

但就是在如此不利于爱情生根发芽的土壤和环境之下，竟然有一对师生恋在校园里闹得沸沸扬扬。

那一年，学校分配来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男教师。他叫崔卫东，23岁，给我们班代历史课。崔老师人很和蔼，对学生很友善，深受同学们喜爱，尤其是和我投缘，我俩关系很密切。

第二年，我班里转学过来一位女生，叫刘丽洁。她家是县城的，父母都是吃商品粮的公家人。刘丽洁穿戴比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时兴，自然也显得更漂亮一些。后来，听同学们说，刘丽洁的亲戚认识崔老师，就请崔老师帮忙转学的，并托付照顾她，因而，崔老师就和刘丽洁走得近了。那时候，崔老师还没有女朋友，比刘丽洁不过大了四五岁，年龄差距不太大，两人也特别聊得来。这孤男寡女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日久生情，两人慢慢地互生好感，后来自然而然地相爱了。

那时候，我和崔老师以及刘丽洁都很熟悉。有时候，他俩去看电影，也会喊我一起去。一次，刘丽洁过生日，崔老师请我去他宿舍做饭吃，一起给刘丽洁祝贺生日。因而，对于他俩谈恋爱的事，我很早就知道，出于对崔老师的尊敬，也没觉得这有啥不妥的，只是觉得刘丽洁还是学生，并不太赞成她谈恋爱。

因为他俩常在学校出双入对，从不避讳师生，因此，这件桃色新闻很快就在学校传遍了。最终，这件事情被校长知道了。在一次教职工大会上，校长没有点名，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崔老师，斥责这种师生恋给学校带来了很恶劣的影响。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崔老师和刘丽洁恋爱的脚步。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就再也没有他俩的消息了。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年放假回老家，突然想去看望一下崔卫东老师，不巧的是，他早在几年前就调到别的学校任教了。后来，我费劲周折，终于幸运地找到崔老师的家，同时也见到了刘丽洁。他俩早已结婚，并且生了个儿子，都三岁了。刘丽洁告诉我，那一年，她没有考上大学，就在县城一家企业找了份工作，后来就和崔卫东老师喜结连理。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