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

母亲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她的脚缠了半截，后来又获得了解放。母亲年幼时因为无法忍受缠脚骨断筋折的剧烈疼痛而整日哀嚎。她的爹，也就是我的外爷心疼地说：“嫌疼就不要再缠脚了，长个啥样算啥样。”此后，她的一双脚只有五个脚趾头扭曲变形，整个脚掌发育基本正常。

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连识字班都没有进过一天，是个彻彻底底的文盲。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偏偏相信算命。

父母女儿成群，儿子独有我一个。因而，他们对我寄予厚望，殷切地盼望着我能读书成才，以便光宗耀祖，也好改变一下这世代务农、一贫如洗的门风与家境。“望子成龙”一直是父母没有被饥寒交迫的贫困生话打倒的精神动力。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次，母亲带我去碎姑家走亲戚。碎姑是她们村卫生院的赤脚医生，人脉广博，说邻村有位算命先生，看相占卜，很有些本事。母亲便有了心思，想让人家看看我长大能不能有出息。碎姑便一大清早带着母亲和我去拜访那位先生。

到人家里时，那先生正在吃早饭。他五十多岁的模样，干瘦精明，目光如炬，吃的是包谷榛子就着搅团饭，玉米面窝窝头就着咸菜丝，和普通庄户人家并无两样。那时候，农民家家日子都过得恓惶。这算命先生竟也算不出来怎样提高自己的伙食标准。

我们一行三人耐心地等待先生用完早餐。放下碗筷后，先生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又仔细端详了一番我的长相和手相,许久后,才点着头说:“你这娃不是土里刨食吃的，长大了能坐小卧车。这保险没麻达。”先生一席话，说得母亲和碎姑喜笑颜开。母亲摸摸索索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蓝手帕，打开手帕，里面是一张五元钱的钞票。母亲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毫不犹豫地把钱递给先生。先生倒也不推辞，毫不客气地接过钱，装进了衣兜。事后母亲常念叨，那五元钱着实让她心疼了一阵子，那可得卖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呀！父亲安慰母亲道：“只要人家算得准，这钱就花得值！”

我读高三那一年，母亲担心我考不上大学，就想找人算一卦。农历二月天，春暖花开时，三姐家在谷米寺村，一年举行一次庙会。母亲去三姐家逛庙会时，特意留心那些看相算命的先生。在一个神鸟占卦的摊位前，母亲看得出神，怎么都迈不动步子，问人家：“算一卦多少钱？”那先生年过花甲，雪白的山羊胡子格外引人注目，似乎透着一股道骨仙风。他并不言语，只是神秘地伸出右手的五指。母亲问：“五元？倒也不贵。”那先生笑了，摇摇头说：“五十块。”“你这神鸟灵吗？”“不灵不要钱，先算卦，后付钱。”母亲点着头说：“这能行，这能行。”

得知母亲为我升学占卜，先生拿出一张小纸片，写下我的名字，打开鸟笼，嘴里吹声口哨，那只小黄鸟便蹒跚走出笼门。先生将纸片递到鸟嘴前，小鸟一口衔住纸片，径直走向旁边几只倒扣在地上的碗，将小纸片放至一口碗底上。先生揭开碗，拿起里面一块方方正正的竹板，一边端详，一边掐算着手指，片刻后，笑着向母亲道喜：“你儿今年能成事。”母亲欢欢喜喜地掏出五十元钱给了那先生。

那一年，我高考落榜。

母亲失望地说：“咋会这样呢？神鸟都说了能成的！”

我说那些算命的都是信口雌黄，专拣好听的话说，不过是为了骗钱，让母亲不要再上当受骗。

第二年，我上了补习班，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母亲依旧放心不下，说今年如果再考不上大学，就让我认命，死了吃商品粮的心，回家跟着父亲好好种地，踏实当个农民吧。那时候，母亲托人给我了说了几门亲事都没成。她很沮丧，又打听到附近村子有一神汉能掐会算，便提着一篮子鸡蛋去登门拜访，求人家给我算一卦，预测一下我的婚事和前程。

听了母亲对我的描述后，那神汉掐着手指头，抽着香烟，一脸凝重地说道：“你娃这名字起得不好。这金克木，你看那锯子能锯断木头，姓金岂能名林？有如此不吉之名，莫说今年的婚事难成，就是你娃想要考学成名，恐怕也是难上加难。”母亲急切地问道：“那我娃今年考学是没指望了？”那神汉沉思片刻说：“你娃想要转运，非更名不可。”母亲更加着急了：“改名得去派出所改户口本，这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办利索的事情。这马上都高考了，现在改名字，怕是来不及了吧。”那神汉摇摇头说：“那这事情就麻缠了，回天乏术，只能认命了。”母亲付了一百元占卜费，惴惴不安地回家了，很长一段时间，情绪都很低落，不言不语的。

高考估分后，我自信十足，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

当我把西北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从学校拿回家时，母亲爱怜地摩挲着通知书，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喃喃道：“算命的净胡说。我再不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