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是福

父亲能吃。这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

父亲胃口好，饭量大，有一身好力气，人又勤快，不怕吃苦，格外热爱劳动，像老黄牛一样，是干庄稼活的好手。母亲常唠叨：“咱一家七口人，每顿饭有一半都让你爹吃了。”

自打我出生后，家里就一直穷得烧虱子。父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把日头从东背到西，不要命地在庄稼地里挥汗如雨，也勉强能糊住一家人的嘴巴。早年间，家里缺粮，一日三餐以粗粮为主食，顿顿吃那黄玉米面粉做成的、堵嗓子眼的窝头、苞谷榛子、鱼鱼和搅团饭。那馋得人想一想都能流出口水的白面馒头和长面条可是精贵细粮，难得一吃。到后来日子好过点了，一家人才扯开肚皮吃起了可口白面，但是一成不变的是，饭菜总是清淡少油，不耐饱。父亲种庄稼干的都是重体力活，饿得快，饭量就格外大，一顿吃两三大老碗扯面都稀松平常。父亲说：“咱庄稼人干活费力气，就靠这好饭量呢。能吃才有劲，能吃是福。”

在大集体年代，生产队长安排活计时，社员们都愿意和父亲分在一个小组，因为父亲是个优秀的农民，人老实，干活肯出力气，从不偷懒，干任何农活都是又快又好。你像两个人才能拉动的架子车，父亲一个人拉车，也是疾走如飞，比两个人干活还要利索。那时候，我家里姊妹多，为了给我们多省一口饭，父亲常常忍饥挨饿，亏待自己的肠胃。父亲说，刚吃集体食堂那会儿，他真是享了口福，总算是顿顿有饱饭吃了。集体食堂最初粮多，吃饭不限量，人人管够。有一年夏收时，父亲在食堂吃了两老碗捞干面，已经很饱了，就想着再端碗饭回家给我们姐弟几个吃。于是，他又捞了一大碗干面条，放进辣椒盐醋调好味道，便要回家。谁知道他还没走出食堂门口，就被生产队长堵住了，问他把饭往哪儿端。父亲不敢说把饭端回家给我们吃，因为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不得了的天大的罪过。父亲只好说自己吃。那队长是个睁眼不认人的哈怂，平日里就爱欺负人，知道父亲要把饭端回家，偏偏要父亲当着他的面，把那一大碗面条吃完，否则，就要给父亲开批判大会，批斗他侵占集体财产。无奈之下，父亲硬撑着死命地一口一口吃完了那碗面。他满头满脸的汗珠子吧嗒吧嗒地落在面碗里。整个下午，父亲都如同喝醉酒一般，干活摇摇晃晃，浑身打着摆子。父亲说，得亏他身体结实，否则，那碗面真的会要了他的命。

那一年，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施工，父亲和村里几名乡亲被征去在乾县支渠工地干活。民夫们都没有一分工钱，各自的生产队按天记工分。那时候没有公交车或者自行车，赶路全靠马车或者牛车。父亲没黑没明地干活，累死累活的，好似进了劳改场。工地唯一的好处是免费就餐，顿顿白面馒头、白面条管饱吃，伙食比家里好多了。就在那异常劳累的工作环境中，终日一身疲惫的父亲依然惦记着家里的儿女们，担心我们饿肚子。每当工地食堂吃馒头时，父亲便要偷藏一个半个，放在隐蔽处晾晒干。有的馒头未等干透就发霉长出绿毛。等攒到二三十个馒头时，父亲便逮空步行五六个小时走回家，给那一群饿得面黄肌瘦的儿女们带回来美味的干粮。

包产到户后，家乡农民的日子慢慢都有了起色，农闲时节，村里便有人家夯墙盖房。主家常会请父亲帮忙干活。那时候，乡亲们都很淳朴，帮工都是义务劳动，工钱分文不取，但必定要在主家吃饭。这是主家待客基本的礼节。父亲热心肠，人又实诚，总是把别人家的活计当成自己家的一样对待。父亲乐于给人帮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可以给家里省下口粮。家里的粮食不够吃，父亲少吃一口，儿女们就可以多吃一口。

父亲能吃，因而很胖，就是到了年老时，胃口还是那么好。父亲把这一点基因遗传给了我。也许是从小食不果腹，我始终对吃怀有强烈的渴望和不满足。待长至青年，我也是非常能吃，尤其喜欢吃面食。白馒头是我的命，见了面条，我就不要命了，总感觉吃不饱、饿得快。我上大学时，虽然瘦小，但胃口却是宿舍里最大的，比我高一头宽一膀的同学，那饭量根本比不过我。可是每次回家吃母亲做的手擀面，我一个大小伙子的饭量却不及父亲的一半，尽管那时候，父亲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

后来，父亲病重了，不思饮食，那么一个大胖子，一天天地水米不粘牙，看着让人心疼。母亲说：“每个人一辈子的食量是有数的。你爹一生好饭量。他把这辈子的饭都吃完了，现在就不能再吃了。”

父亲是个粗人，一生都天不怕地不怕的，仿佛吃了熊心豹胆，待至生命尽头，却怕死了。他说：“现在这日子多好呀！天天都有吃不完的白馍馍、白面条，我却一口也吃不下了。”听得人心里一阵阵发酸。

父亲去世安葬时，按照武功当地风俗，亲戚们献上了一屉屉油炸的花馍。母亲说：“给你爹坟上多献些馍吧。你爹活着的时候饭量大，早些年间总没吃饱肚子，现在让他在阴间有个饱饭吃吧。”

在父亲的新坟前，我和姐姐们点燃那堆积如小山包的花圈和烧纸，火光冲天，烟雾缭绕。片片纸灰如一只只黑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越飞越高。我们把那一屉屉花馍投进熊熊燃烧的大火中。冥冥之中，我看见父亲腆着大肚皮，咧着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