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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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我就喜欢舞文弄墨，到了高中，很自然地迷上了写作，痴迷的程度近乎疯狂，终日一心构思着如何写作，完全沉溺在自己的文学梦想世界里，散文、诗歌、小说各种文体无不愿意尝试，有时候，来了灵感，就在课堂上写起来，全不把学习功课放在心上。
那时候的我，如同中了魔症一般，每日里忘乎所以地写来改去，从学校阅览室里查询各种报刊杂志，不知天高地厚地肆意投稿。结果可想而知，邮寄出去的稿件大多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偶尔也会收到杂志社编辑的退稿信，从未有过任何一篇文章被录用发表的，但是，我豪不气馁，依旧热情高涨地写作，一天不写作，便觉人生索然无味。
我热衷于写作，就把学习耽搁了，成绩一落千丈，眼看着考学无望。父母愁得心急火燎的，不知道该怎么劝我改邪归正。父亲说，咱人老几辈子都是本本分分的庄稼人，祖坟里就从来没有冒过文人的烟，写作是弄不成事的，只有用功读书，考上大学才能光宗耀祖。母亲流着泪劝我不要心浮气盛，想七想八的不实在。舅舅、姑姑这些至亲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无不苦口婆心地劝我要放下写作的笔，拿起考学的书，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这祖祖辈辈务农的命运。姑姑摇着头说，这娃中邪了，你再写作，农民就当定了。
我高考落榜后，当了一个暑假的农民，跟着父亲下地干活。我身单力薄，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死去活来，庄稼活还收拾得像一团乱麻理不清。父亲说，你这身体当不好农民，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看着在庄稼地里卖死命的父母，瞅瞅紧巴得快过不下去的苦日子，我问自己：能这样认命，一辈子踏踏实实地当个农民吗？我不甘心！这一天，我终于幡然醒悟了，把杂志社的退稿信全都塞进炕洞子，一把火烧个精光。“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又回到了学校。校长见了我说：“就你这样，根本考不上大学。你要是考上大学了，把鼓背到我家门口打！”我一声不吭地拿起书，到后来终于能够倒背如流。
为了逃离农村，摆脱苦难的生活，我拼了命地学习，终于考上了西北大学新闻系，成为了一名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公费大学生。上大学后，学习轻松了许多。我拿出纸和笔，又一次开始了写稿、投稿、退稿的艰苦劳作。一位见不得别人努力的舍友经常给我泼凉水说：“你不是当作家的材料。我敢打保票说你成不了事！”我一笑而过，并不把这风凉话放在心上。
大三时，我在三秦都市报社当实习记者，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激动得手在哆嗦心在颤。随着自己的文章一天天地在报纸上刊发，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了，不再澎湃激荡。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每天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了，毕竟这距离我的作家梦，太过遥远。
我大学毕业后，在电视台担任编辑记者，工作过于繁忙，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睡得比狗晚，成了实实在在的“新闻民工”，几乎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就慢慢地淡忘了曾经的写作梦想。
工作十多年后，我调动了工作岗位，终于有空闲时间读书写作了。我坐在电脑前，打开文档，开始写作时，故乡的一草一木便萦绕在脑海中。我离开故乡已经二十多年了，虽然故乡给我的印象始终是贫穷落后，但儿时的回忆总是苦涩中带着许多快乐。一想起父母为儿女们的付出，我常常感动得不能自已，灵光闪现，那就从我的故乡写起，从怀念父母动笔吧。
我常想，文章该写什么，怎么写？写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要讴歌真善美，而且还要鞭挞假丑恶。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体现者和引导者，往往后者更能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社会所提供的出版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宽松、对写作者剥离人品甚至是阶级站位的包容，都将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当然，一位有良知、有担当的文学创作者，看待社会问题时，一定要多维度去客观分析，既要肯定社会的发展进步，又要对于那些不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和谐现象，不能视而不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创作理念都是有违文学本质的。
文学创作不是写日记给自己看，更不是自娱自乐，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实现它的社会性。一篇文章发表后，如果得不到读者的认可，没有反响，就如同一个年轻貌美、身材婀娜的美女身穿华服，行走于人潮如流的大街上，却没有丝毫的回头率那样令人遗憾。好在现在可以投稿的文学网站不计其数，发表文章也容易审核通过。文学网站的影响力虽然不及那些知名的传统文学期刊，但其传播速度和广度却远超报刊杂志。
当我的散文随笔在中国作家网站、《中国乡村》以及《芙蓉国文汇》等杂志上发表了近20万字时，我就有了把它们结集出版的想法，但联系了多家出版社，都拒绝公费出版，要求我自费出版。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尽早出版，让更多的读者欣赏评判我的文章，这最能体现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但自费出书，多多少少总是有失作者体面的。
正如国家复兴要实现“中国梦”一样，一个人同样不能没有梦想，否则，他与咸鱼有何区别？固然，梦想的实现令人欢欣鼓舞，但是，人不屈服于命运，不苟且于现状，为了梦想而努力拼搏的过程，难道不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体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