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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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1968年秋天。
正是庄稼汉们异常忙碌的农历八月。辽阔壮丽的黄土高原上，天高云淡，秋色斑斓。
当朦胧的曙色刚刚洒向青松岭这个小山村的屋顶和树梢的时候，整个村庄就已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了。生产队的队长，一个名叫陈宝兴的四十岁出头的壮实汉子，一边连声打着呵欠，一边用力敲击着出工钟。那“当当、当当”急迫而响亮的钟声，震荡着小山村上空薄薄的雾霭，透过一家家土窑洞的发黄的窗户纸，冲击着人们的耳膜。一听到这催人上工的钟声，正躺在窑洞里土炕上做着美梦的庄稼汉们，经过一夜的休整，疲惫的身躯又立刻振作起来了。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村外的大道上，一群群扛着犁耙、赶着牲口，准备到田间去收秋、种麦的人们急急忙忙地鱼贯而行。大黄牛身披一身霞光，哞哞地叫着，一边用力地甩着尾巴，驱赶着它身上的蚊蝇，一边有要没紧地迈着懒散的步子；大黄牛身后一个肩扛着一张犁的半大老头，显然嫌大黄牛的性子太袒，太磨叽，“啪”的一声，用力在它的背上策了一鞭子，嘴里吼道：“拷！这个懒虫。”一个十六七岁精神抖擞的英武少年牵着一匹枣红色骡子，疾步赶过了人群。骡子的脊背上搭着一口袋小麦种子，显然是到上一天已经打磨好的地块去牵楼播种。骡子的脖子下吊着一个小小的黄铜铃铛，小铃铛随着骡子那迅疾而均匀的步伐，边走边响，给这支繁忙的队伍里增添了一种愉快而紧张的气氛。
青松岭的庄稼人谁都明白，收秋种麦是一年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社员们最繁忙的时候。俗话说“秋分前三后四，种麦不晚不稙”，今天恰好是“秋分”节气，正是种麦的好时辰。一天是一天的话说，季节不等人啊！能否按时合节种好当年的麦子，那可是社员们来年能不能吃饱肚子的大事啊！因此，每逢到了这个时节，人们便把人间世事的纷扰、是非，都统统置于脑后，即使遇到娶媳妇、老人出殡的大事也得往后顺延，等到收完秋庄稼，种上麦子再说吧！
这天午后，还没到出下午晌的时候。刚刚吃过晌午饭的庄稼汉们，正舒服地躺在自家窑洞里那凉爽宜人的炕蓆上，展一展腰或吸一袋烟，享受着短暂的幸福时光。村子里、巷道中、场院里都异常的安宁静谧，大队部门口，池塘边的小广场上，也不见一星半点的人影。大队部门口那两行高大粗壮的白杨树上，密密麻麻像手掌般大小的叶子随风摇摆，在毒日头的映照下反射出深绿色耀眼的光芒，树叶间正一声接一声传来不知疲倦的知了的刺耳叫声。
就在这当儿，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却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大队部的门前。他看了一眼大门上那把结实而紧锁着的大铁锁，眉头不由地一皱。紧接着他回过头来，眯缝着眼睛朝村北望了望眼前的这条从村中间穿越而过的大道。
小伙子生就一副胖瘦适中、魁梧壮实的身材，一米八左右的个头，上身穿一件白土布做成的对襟衬衫，从脖子到腰间那一排用白土布绾成的疙瘩扣子一个也没扣，敞开的衬衫下露出一件白色针织镶蓝边的运动背心，背心的胸前，两个红色的印刷体大字：“龙中”格外显眼，尽管“龙中”两字已不太鲜艳，但仍然异常引人注目，下身一件用黑色土布做成的西式制服裤子，裤腿高高挽起，露出两条壮实的古铜色的裸腿，赤脚上登着一双很旧但还算干净的黑条绒方口布鞋。他那黑里透红的国字脸上，匀称地排列着清秀动人的五官：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对双眼皮下两颗黑白分明的大眼珠里闪烁着腼腆而和善的光芒，高高、笔直的鼻梁下，两片半张半合略显厚实的嘴唇，嘴唇上已长出一圈细细的淡淡的像汗毛一样的胡须，胡须间隐藏着他那发自内心的憨厚而真诚的微笑。尽管他从头到脚的打扮、穿戴与一个山里小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从他那和善刚毅而秀气的眉目间所流露出来的淳朴忠厚、气宇轩昂的气质，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本村第二生产队钟仁诚的大儿子，前不久才从龙城县第一中学毕业回到村里。由于他出生的日子有些特别，恰好是公元1949年的农历八月初十，阳历的10月1日，正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那一天。所以，他那稍有点文化水水的父亲钟仁诚当时就给他取了个挺时兴的名字，叫钟国庆。
他远远地朝北眺望着面前的这条宽阔的大道尽头，竟然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估计住在村北头的大队会计杨茂河可能正在家里吃晌午饭，也许吃过饭就会到大队部里来。他转过身去，将脸贴在大门缝上，瞅了瞅大队部办公室紧锁的房门。当他转过脸来时，若有所思地瞟了一眼他面前这块崭新的白底红字的“青松岭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尽管这块大牌子近在咫尺，可他的目光只在牌子上瞟了一眼就闪开了，似乎有些不屑一顾。他对于这个小山村里新近才出现的“革命委员会”这件的新鲜事物，并不以为然。他在龙城县城读了六年书，特别是自“文革”运动一开始，他就与那些成百上千的莘莘学子一起，怀着一腔热血，走出课堂，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中去了，特别是在学校“停课闹革命”以后，他曾和一群“革命小将们”坐上免费的火车，到省城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在北京的天安门前接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这两年来，他在外边所经历的暴风骤雨在青松岭这个偏僻的弹丸之地是全然体会不到的。即使这个小山村里的风雨，再激烈、疯狂，怎能与县城省城乃至北京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浩大声势相比呢？不过，此时此刻，他并没有心思去比较这些城乡间的差别，也没有心情来欣赏这里的景色和这块极其普通的木牌子 ，他心里正焦急地思谋着一件隐秘的心事，一件事关他终身幸福的大事。
他是想趁在下午出工以前的这个间隙，通过大队部会计办公桌上的电话机，给电话那头的一个姑娘说几句悄悄话，这些话很要紧，也很急迫，必须尽快地给她说了，不然他干啥都没心思。
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手机，处于异地的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远不如今天这样方便。在今天，要想与谁说句话，或是通知办事，或是调侃逗笑，或是抒发心情，或是谈情说爱，只要拿起手机一拨对方的号码，不管对方在同一个城市还是在天南地北；对方是在吃饭、睡觉，还是正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或是在大商场购物，都能在须臾之间，通过无线电波，将无限的深情表达，将双方需要的信息互相交流。那惬意的感觉如近在咫尺，甚至还可以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嬉皮笑脸。不论你有什么悄悄话，都可以尽情地向对方表达。
不过那时村里已经有了电话机，大队部的办公室里就安着一部。但大队会计杨茂河却总把它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轻易不让人碰。除非有要紧公事给公社报告或请示时，他才肯取出来用一次。若是公社有了要紧事情，也是通过它给大队的有关人传达。那是一种体积很大，笨重得像一个黑色大铁盒子一样的老式电话。它的右手边装着一个摇把，打电话的人，要抓住摇把摇上好半天，才能听见那黑色塑料的听筒里传来一个很遥远很微弱的女子的声音。那女子便是公社的“电话总机”。“电话总机”应该是一台机器的名字，接电话的女子应该叫做“接线员”，但村里人从来也没这样叫过，大家习惯地把这接线员称作是“公社电话总机”或干脆叫“总机”。
两天来，钟国庆为了打通这个电话，已在大队部门口转悠过好几次了。为了让大队会计杨茂河能痛痛快快让他打这个电话并替他保守电话里的秘密，国庆特意花了两毛三分钱从代销店里买了一盒白兰牌香烟，准备“贿赂”一下杨会计。这时他伸手摸了摸裤兜里那盒像一副扑克牌大小的香烟盒。烟还在，可管电话的杨会计却还没有来。
前天晚饭后，国庆来到大队部的大门口时，大门紧锁，昨天午饭后，大门倒是开着，可是会计办公桌跟前围满了人，他只好在大队部的门口站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嗨！怎么就这么日怪？平日间当他路过这里的时候，眼睛一瞟就能看到大队会计独自一人趴在桌子上忙碌的身影，轮到自己要打个电话，怎么就这么难呢？按照以往的习惯，杨会计在吃过午饭后，总会来这里转一圈，记记账或处理一下会计手续。所以，他匆匆吃过午饭，便赶紧来到大队部的门口，可等了这么长时间，硬是不见杨会计的影子。唉！杨大叔，你是否躲在哪里故意和我作对？
就在这当儿，他听见有人叫他：“国娃，你在等谁，是等杨茂河吗？”
国庆一听到那熟悉而亲切的口气，便本能地转过身来。因为他不用看就知道，问他话的是他本村的姨夫尚文忠。
尚文忠,四十多岁,光头，国字脸，一张慈爱的脸上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尽管已是秋分季节，但他仍然穿一件白粗布短褂，两条古铜色的有力的臂膀显得壮实有力。他是本村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国庆早就知道，姨夫心灵手巧，不仅在庄稼行道里是顶呱呱的好把式，并且对泥瓦匠和木匠的活路也很精通，人称泥木两行，干啥都行，是个能干人。他凭借着自己的手艺，不是给左邻右舍盘个锅头或土炕，就是帮乡亲们修盖个门楼、饭厦等等。人们请他帮忙干活，不轮一天还是几天，只要管饭就行了，他从来不要工钱。
“哦！姨夫，我想等一下大队杨会计，打个电话。”
“咦！今天一大早，他就去县里参加大队会计培训去了，听说还得五六天才能回来。”姨夫和善地答道。
国庆一听，心里立即凉了半截。但他仍然装作无关紧要的样子问道：“姨夫，你急急忙忙的干啥去？”
“我想寻几个人帮忙，凑晚上把那块自留地给翻一下，等队里的麦子种完了，把咱那点地也种上。你晚上有空儿吗？”
“有啊！那我把我弟弟也叫上？”
“行！就是咱窑儿岭上老松树下那一亩二分地，你去过的。”
“好！晚饭后，我们直接去地里。”
姨夫在国庆的眼里就是他家的恩人。国庆的爸爸钟仁诚在县粮食局工作，当年国庆和弟弟妹妹还在学校念书时，母亲一个人在队里挣工分，家里吃粮食的人多，挣工分的人少，所以就欠了生产队许多粮食款。每当队里分粮食或分红时，队里总要催促欠款户还款，队长和会计总是逼得很紧。母亲拿不出钱来，只好找有钱的人家去借。可是借别人钱次数多了，向人家开口总不是个容易事，母亲每次除了从隔壁邻居的几家好心人那里能借到十块八块以外，大部分都是从她的同胞妹妹，国庆的姨姨姨夫那里去借。平时家里有个土工活儿也都是靠姨夫过来帮忙。国庆清楚地记得家里固土窑、盖门楼、修饭厦，哪一件不是姨夫从头至尾帮忙？所以一听说姨夫寻人翻地，他便毫不迟疑地应承了，他觉得即使他有天大的事也得往后推一推，给姨夫家翻地要紧。
晚饭后，他和弟弟两人各扛着一把明晃晃的钢锨，乘着月色来到了姨夫的那块自留地。那块地，正好处于全村的制高点，就在那棵老松树下，一条净是拐弯上坡路，来到地头，他俩都出了一身汗。等姨夫与其他人赶到时，他与弟弟俩已翻了一个来回了。
那是个风清月朗之夜，一轮明晃晃的圆月挂在头顶的天幕上，照得地里如同白昼。月光下除了“嘎嘣嘎嘣”脚踏板踏在钢锨上发出的清脆的声音外，就是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嘻嘻哈哈的说笑声。长长的一排人，除了国庆和弟弟建设及姨夫以外，还有三个人。他们都是在村里干惯了农活的强壮的庄稼汉子，都是姨夫的朋友或是与姨夫经常在一起给村里人帮忙做泥瓦工的老搭档。国庆对他们几个都很熟悉，那个说话幽默、瘦小干练的叫王永吉，他是本村第三生产队的队长，是个机灵鬼。他当过兵，打过仗，在1947年攻打临汾城的时候，他挂了彩，才复原回到村里，那条负伤的左腿留下了残疾，至今走起路来还有点跛，公家给他评定为二级残废军人，每年给他发180元的抚恤金。他能说会道，脑瓜灵活，肚子里满是计谋，多年来三队社员一直选他当队长，就是因为他“鬼”。有些队长是会计划会安排生产，有些是能苦干，有些是不怕得罪人，而王永吉的特点是“鬼”，他能用他的“鬼”办法，把那些不好好干活投奸耍滑之徒治住。生产队吃的是大锅饭，那些老实巴交的人，不管在自留地还是在生产队里干活，都是实打实的出力流汗，他们不管队长在不在，有没有人监督，总是凭良心，抓紧时间，把队长分配的活儿干完干好；但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只要没有队干部在跟前，便偷机耍滑，谝闲话磨洋工，能坐着就不站着，能歇着就不干着。对于这样的奸猾之人，王永吉从来不像有些队队长那样，变脸失情地破口大骂和日诀，而是采取了抓他们的现行。社员们出工以后，他就像一个暗探一样，四处出击，一旦发现了偷奸耍滑不干活还要跌二话的人，便马上出现在他的面前，故意叫他难堪。有时候，他把他窥探到的情况拿到全体社员大会上去曝光、指名点姓地狠狠批评。他在大会上批评人的时候，有他一贯的风格，往往采取讲故事、调侃、幽默讽刺的方式，使用那些难听的酸不溜唧的软刀子戾磨他们，尽管他的声音不大，口气很温和，但是，人要脸树要皮，那些在大庭广众面前受到队长的奚落、挖苦的人，总会觉得矮人半截。所以有的便会接受教训，引以为戒，不再成为队长批评的对象；即使有些脸皮厚的人也会多长个心眼，要投机耍滑的时候，先四处瞧瞧，得提防着这个王队长。王永吉除了鬼心眼多外，还爱在社员们疲劳和苦闷的时候讲一些酸笑话，给社员们逗乐子解乏，借此来缓解与某社员们间的紧张关系。有一次在地里翻地时，他看到一个放暑假回乡的年轻学生翻地翻得不像样子，就脱口说了一句：“嗨！你这娃真是一个‘力巴头’（不熟悉、不内行）！你看你翻得地像鸡刨的一样！”那个自尊心很强、特爱面子的中学生平日间腼腆的像个大姑娘，听了队长的批评，立刻满脸通红地低下头不言语了。这情形马上就让王永吉发现了，他觉得他对这样一个年轻学生不该说出这样的话，便立即采取措施，想缓和一下这尴尬的气氛。他将钢锨往地里一插，说：“大伙休息一下吧，听我给你们讲一个‘力巴头’的故事。”听了王队长的话，大伙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儿，席地而坐。老贫协忠奎老汉看了一眼王永吉的架势，微笑着撇了撇嘴说：“哼！这鬼又要胡吣什么了！”王永吉回头瞅了老贫协一眼，笑嘻嘻地开了言：“昨天晚上，我可叫我小儿子那‘利把头’开了眼界。我本来想和老婆睡一觉，可那小怂就是趴在他妈身上吃奶，不给腾地方。等了半天，实在没办法，我就一把把他推开，说：起过，都三四岁了，还吃什么奶，让爸爸也吃一口。说着我就爬了上去，儿子见我一直在他妈肚子上动弹，不肯下来，就说，怎么下不来了？就爬到我屁股后面一看，吃惊地说：唉吆！怪不得，原来有一根钉子把你俩钉在一起了！嗨！不等那小怂说完，我就笑得没劲了，乖乖地滚了下来......”不等他讲完，大家已经笑成一片，那个刚被他批评过的中学生娃笑得捂着肚子跑得老远。关于王永吉的故事，国庆在村里听了一大堆，他早就觉得王永吉不是个简单人物，是村里人常说的那种有本事的能干人。
紧挨着王永吉的那个只顾着翻地一句也不言语的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是金疙瘩村招赘到本村的上门女婿董翰林。董翰林与姨夫年龄相仿，是个不善言辞的闷葫芦。他待人厚诚，老实可靠，社员们都信得过他，所以多年来就是第三生产队的保管员。几年前国庆家里修建土窑的时候，姨夫就把他叫来一起帮忙干活。他泥窑泥得快，也泥得光，干活也舍得出力气。虽然每顿饭国庆妈都是做了七碟八碗热情招待，但董翰林却只爱吃一种菜：辣子。青辣子红辣子都行，特别爱吃的是油泼辣子，他一个人一顿能吃一小碗，直吃的他满头流汗，他边吃边说：这辣子够劲儿，真美！
跟在董翰林后边一直哈哈笑得不停的是大队副业队的赶车把式，名叫李龙发，他还年轻，只比国庆大两岁，在本村小学念书时还与国庆是同班同学，由于书念不进去，初小没毕业就不念了，现在大队的副业队赶马车，成天在外面跑。龙发这人，见多识广，能踢能咬，是个耍得很开的“光棍”。
整个晚上一直说个不停的自然是王永吉，当晚，他的话题一直离不开这个刚回村的高中毕业生钟国庆。他与国庆虽然不算太熟化，但他却对这个在人前不太爱说话的年轻人有几分赏识。可能是他觉得国庆在外面上学时间长，文化高，见识比他广，所以才对国庆高看了一眼。
那天晚上，王永吉一到地里，搭上钢锨没翻几锨，就问道：“国娃，这高中毕业了，就不准备出去了？”
“叔，现在大学又不招生，咱回来在村里锻炼锻炼也好吧！”
“什么？回村子里来锻炼？准备像我们一样，一辈子打牛后半截？那太可惜了！你爸花钱供了你十几年，就白供了？”
“唉！今年我们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就好几百人，都回家去了，那些城市户口的还可能在城里找个工作，像咱这些农村的山里娃，人家哪里要你？”
“当兵啊，当兵去！像你这样有文化的，到了队伍上肯定能吃得开，当年我在王英的212旅当兵，那队伍上也有许多文化人，他们能说会写，提升得很快，要我有文化，今天也不会在这里打牛后半截。”
“国娃，听说这几天县里的征兵开始了，你还不赶快报名去？”一旁的李龙发也附和道。
“我早就想去当兵，已经给大队报了名，民兵连长文旭升说，等公社通知一来，就让我去县里检查身体，还不知道能不能验上。”国庆顺口回答道。
“那你还等什么？还不赶快找找熟人，找找带兵的？咱就要想法让人家把你验上嘛！你只要进了队伍，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在军队上好好干几年，还不提个一官半职？就是提不了干，复员转业回来，起码能到工厂当个工人！只要歪好有个工作，娶媳妇也不发愁了！”王永吉蛮有把握地说。
“先不说那些，就是在部队里学习、训练几年，也不会叫你白干，我队的颜军不是前年当的兵吗，每年队里给他家补贴3000个工分哩！”老实人董翰林也插了一句。
姨夫听了，也说：“国娃，大伙儿说得对，你得把这事抓紧一些。”
“是的，我知道，大家说的都是实情，我还得想法找找人，好好争取一下。”一说起当兵，国庆心里立刻咯噔了一下，立刻又想起了他心里那件急迫的事，得抓紧时间与她联系一下了。
等将那块地翻到多一半时，表弟挑着一个担子送饭来了，前边一个荆条筐里，铺了一块雪白的新棉褥，棉褥里面捂的是一盆冒着热气的鸡蛋蘸旋子和嫩绿的大葱，还有青辣子；后边一个铁桶里是半桶稀米汤水。人们虽然不算太饿，但那香味四溢的鸡蛋蘸旋子实在太诱人，大家用旋子卷着大葱或就着青辣子，香香活活地吃了起来，国庆也吃了两张旋子，但他嘴里嚼着旋子，心里却在想着打电话，并没有品出旋子的美味。
吃过鸡蛋蘸旋，大家又翻了多半个小时，那一亩二分地就翻完了。在这多半个小时里，王永吉又说了几个笑话，李龙发也讲了一些他在外面赶车拉脚的见闻，人们热热闹闹嘻嘻哈哈地说的那些话，国庆连一句也没听到肚子里去，他一直在想着自己要打电话的事。
究竟钟国庆要给谁打电话，要说什么事？他没对任何人说过。其实，这事在决定报名参军那天，他就已在心里谋划了。可是从晌午饭后站在大队部门口到今天晚上，他的心里却一直在斗争着，犹豫着，即使马上打通了电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向对方开口。这种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的心态使他既有些害羞，还有些害怕。可是，再过两天就要到县里检查身体，接着就是应征入伍，这些话如果再不给她说出来，就会误了大事，甚至要遗恨终生呀！
大队会计杨茂河到县里培训去了，得五六天才能回来，要等他回来再打电话就恐怕跟不上了，怎么办呢？在这个与大伙一起翻地的夜晚，他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就在他和弟弟俩扛着钢锨，离开姨夫的自留地，快要走进他的家门时，才毅然做出决定：干脆采取写信的方式，写信虽然麻烦一些，但可以痛痛快快地把心里的话都能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当晚，当国庆和弟弟俩进了家门时，母亲和妹妹都已睡了。他等弟弟也回房歇息以后，便坐在厨房的饭桌前，铺开信纸，就着15瓦灯泡的微弱灯光，一字一句，飞快地写着平生第一封求爱信。随着他那潇洒的文字在信纸上飞舞跳跃，他那颗年轻稚嫩的心也急剧地跳动起来，脸颊像被炉火烘烤着一样阵阵发热，一会儿工夫就写了三页，但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觉得有些话写得词不达意，躲躲闪闪，根本就没有表达出自己的心情，似乎写这封信比在学校时老师给出的命题作文还要难写。他看了又看，将它们狠狠地揉成一团，重新再写，直到写完第四稿时，他才觉得基本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他从头至尾地又看了又看，接着又工工整整的誊写了一遍，然后找了一个信封，把精心叠好的几页信纸装进去，封好口。在写信封时，他先写了收信人的地址：龙城县向阳人民公社，接着在发信人的地址栏里写了两个字：内详。收信人的名字他没写，他怕万一被人发现了就坏了。他要等到即将把信封投进邮筒之前，再填写上她的名子。
次日吃过早饭，国庆给队长请了一中午假，说到城里买个东西，便骑上自行车，匆匆忙忙进城送信去了。直到走近县邮电局营业厅门口的那个粗壮的圆形邮筒跟前时，他才掏出钢笔，像做贼一样，慌里慌张地填写上收信人的名字，紧张的双手颤抖着将信封从邮筒的那个窄窄小缝里塞了进去。
在推上自行车准备回家时，他又一次弯下腰，对着邮筒那个窄窄的缝隙瞅了瞅，直到确认信封完全进入邮筒以后，他才将自行车掉转头往回走。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中午12点邮递员就会打开邮筒，拿走里面所有的信件，回去再分拣。天黑以前分拣好的邮件就会分发到各公社的邮递员手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的这封信明天早上就一定会送到她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