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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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初，已经进入收秋种麦的忙碌阶段。一天晌午，天气异常闷热，国庆和一群年轻人将从岭上拉回的一平车谷穗倒在打麦场上摊开，掸了掸满身的谷叶子和尘土回家吃饭。可是他进了大门，将手里的镰刀顺手放到窗台上，扭头一看，母亲却正坐在梧桐树荫下的一个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盆打好了的洗脸水，里面还放着一条白色的新毛巾，笑盈盈地瞅着他，显然是早就等着他了。等到他蹲在脸盆前，正要洗脸的当儿。母亲又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盯着他，满脸微笑地问道：“李家庄有你个女同学，叫李贞？”
“有啊，怎么了？”国庆边用毛巾擦脸，边满不在乎地反问道。
“今天有人来家里提亲，说是人家李贞同意你，问你愿意吗？”
国庆一听到李贞的名字，他的脸便腾地一下红了。他有点不自然地瞅了母亲一眼，用毛巾捂在脸上，掩饰着心中的激动。
李贞是他在县一中的同班女同学，尽管他们俩在一张课桌上坐了三年，但两人一直友好相处，并没有深交。毕业回村后，也没有联系过，你想，两人都各自在生产队里劳动，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有什么必要联系呢？今天忽然听到母亲嘴里提到她的名字，并且说有人来家里提亲，撮合他们两个的亲事，这也有点太突然了。回村以来，一直为郭竹叶的事烦恼，怎么就没有想到她呢？是自己太高傲还是太不自信？或者是受到郭竹叶的刺激而对男女之间的感情和婚姻心灰意冷呢？对于母亲突然提到的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有些猝不及防，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母亲突然提出的这个重大问题。他心中忐忑：这究竟是媒人随意撮合还是李贞本人的真实意愿呢？
提起李贞的名字，她那热情而真诚的脸庞就立刻出现在国庆的眼前。她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坦诚，作风正派、朴实，学习也很好。在班里时，他一直就对她很有好感，但却从来没敢想过与她相好、甚至结亲的事，直到高中毕业考试完毕，他们之间仍是一种正常的同学关系。两人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形式的暗示或表白。加上当时学校有明文规定，在校学生不准谈恋爱、结婚。他们的那个非常较真的班主任陈将来老师，在这方面对同学们要求得很严，他怕年轻学生们因为过早地谈情说爱而荒废了学业，影响将来的进一步升学深造。所以，他在班里多次强调不允许早恋，他曾多次苦口婆心地开导同学们：“现在正是学知识、长本领的好时机，千万不敢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读书学习。”他所说的“其他”，同学们都心领神会，当然知道老师指的是什么。他还推心置腹地告诫大家：“世界上好人多着呢！你才见过几个？大学毕业后再谈这些问题也不迟 。”
国庆和李贞都是循规蹈矩的老实学生，就是有这样的心思，但哪里有胆量逾越这个雷池啊！
听母亲说，介绍人已经来过了，看来必须认真对待了。国庆想到这里，平静的心田里又是一阵难捺的激动，李贞那端庄、亲切、带着几分微笑的脸庞似乎近在咫尺，他心想：两个在一起共同学习、生活了六年，知根知底，互有好感的同班同学如真能结合，共同生活一辈子，倒是一件美事，这要比那些互不相识不了解的陌生人，经介绍人给撮合到一起要好得多吧。
但怎么回答母亲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呢？他想先试一试母亲的态度，他低下头，非常认真而迟疑地说：“妈，你说的我那女同学恐怕不行！”
“怎么不行？”母亲的眉头霎时皱起了一个疙瘩。
“她什么都好，就是她的脾气太倔强，嘴也厉害、不饶人，恐怕将来她与你相处不来。”
“只要你俩能合得来就行。她嘴厉害怕什么？还能把我吃了？你要是愿意，就定个日子，先见见面，谈谈话。”
“我倒没有啥，你看吧。”国庆撂下一句话，就赶紧扭过脸，装着上茅房去了。但母亲听了国庆的话，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她心中悬了好久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初中一年级时，李贞和国庆就是一个班，那时，国庆是他们班的学习委员，不仅学习好，个性好，待人热情诚恳和，在同学中忒有威信。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刮进校园以后，各个班都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国庆出生于下中农家庭，父母也没有其他政治、历史问题，属于当时的“红五类”子女，平日间面和心善还挺爱羞怯的他竟被同学们推选为本班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与班里另外几名同学担负起“文革”初期班里各项工作的领导。
“文革”运动一开始，学校就停止了上课及一切教学活动，教员和学生们全天候专门参加“文革”运动。同学们一下子从过去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似乎突然感到一阵欣喜和兴奋，大家每天忙着写大字报，搞大批判，渐渐因为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在同学们中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和阵营的分化，争执和辩论开始出现了，甚至愈演愈烈。老师们虽然被解脱了昔日繁重的教学任务，但日子却一天比一天糟。一夜之间那些曾经站在讲台上受人尊重的“教书先生”，转眼之间失去了“师道尊严”，变成了学生们的批判对象，甚至被戴上纸帽，拉出去游街示众。昔日宁静的校园顷刻之间就沸腾起来了，学校的书记、校长和许多老师都被红卫兵揪了出来，脖子上挂上了白纸黑字的牌子，牌子上用黑子写着各式各样的头衔：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和三反分子。
李贞清楚地记得，那年8月6日的晚上，学校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文革”，李贞的眼前就会立即浮现出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些让她一辈子也难以忘怀。
那天是个星期六，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吃过晚饭，忽然下了一场雷阵雨，雷雨过后，空气立刻变得凉爽起来。这时，学校大餐厅前面边的广场上，突然亮起了电灯，学校的高音喇叭也响了起来，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响过之后，便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让全体革命造反派前去餐厅外的广场上去，传达学习外地红卫兵揪斗走资派的革命经验。
一时功夫，那明亮的电灯下，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高三年级的学生李永革站在一张桌子上，高声宣读着一封从省城平阳市寄来的串联信件。写信人是上几届从本校毕业出去的学生，信件的字里行间夹杂着火辣辣的革命词语和动人心魄的战斗口号，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李永革可着嗓子对着麦克风一字一顿地念得慷慨激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就是要造走资派的反，造反革命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学术权威的反！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那些变色龙、小爬虫及一切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战友们，我们这里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革命造反派从来没有这么斗志昂扬，这么扬眉吐气！我们不仅要把走资派打翻在地，给他们戴纸帽，挂牌子，使他们的威风扫地，我们还要深挖细找，把隐藏在我校教职工队伍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新老三反分子、右派分子和那些骑在广大师生头上耀武扬威的反动学术权威统统揪出来，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味道………”
这封信被一连宣读了两遍。前去广场的老师和同学越来越多。听着那些激烈、刺耳，充满煽动性的蛊惑人心的言辞，有的人被吓得心惊胆战，悄悄地躲在一旁；有的犹豫彷徨，不知如何是好。但更多的是那些受到所谓革命“豪言壮语”煽动的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们，在这种激烈气氛的感染和裹挟下，不能自制地模仿着省城那些“革命小将”的做法，立即付诸实际行动。先是有人将学校的校长、书记、副校长一一揪了出来，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新三反分子”等各种名目的木牌。接着有两个在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师被揪了出来，临时找不来牌子，就找来与他们脑袋大小差不多的装墨汁瓶的纸盒戴在他们的头上，盒子后边贴着一块长方形的白纸，写着“右派分子”四个字。那飘摇的白纸，活像电影上日本兵帽子后面的布帘，叫人看了哭笑不得。
随着夜色越来越浓，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悄悄数了一下，全校共十八个班，就有十六个班的班主任被揪了出来，其他老师和员工还有五十多人。有些恶作剧者独出心裁，给那些被揪出来的老师们起了许多侮辱人格的绰号，将这些绰号写在纸帽上，甚至有些就干脆写在他们身上穿着的雪白衬衫上。有一位班主任老师穿着一件黑色绸布短袖衫，不好写字，便勒令他回宿舍去换上白衬衫。待他顺从地穿上他心爱的白衬衫后，立刻就有人顺手在他的后背上写上“老淫狗”三个黑字。就连校医也被揪了出来，衬衫上写着“害人虫”三个字。老校医弓着腰，头被压得都快要挨地了，屁股高高撅起，他呻吟着要直起身来，但又被人用力按了下去，这时他觉得肚子里实在难受，想叫喊，又不敢大声，便悄悄地对他身旁的人说：“我肚子疼得厉害。”但他身后不知是谁竟然大喊了一声：“甭理他，医生还会肚子疼？”一下就将他按倒，跪在地上。
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批斗活动，直到深夜才结束。但是，事情并没有算完。当晚接到县“四清工作团”的通知，让全校师生次日上午到县大礼堂参加大会，说是传达中央文件。校革委会的领导们立刻开会研究，将昨天晚上被揪出来的校领导和老师们，一个个分配到各个班里，第二天押着他们去县大礼堂听报告。
第二天上午，龙城县城里恰好“逢集”。突然，随着一阵刺耳的口号声，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龙城一中涌了出来。他们打着红旗，高呼着口号，沿途散发着油印的传单。队伍中间每隔一截，押着几个胸前挂着牌子或头上戴着纸帽的所谓“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被打扮得十分丑陋、古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怎么难看便怎么打扮他们。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刚一出现在龙城县的大街上，立即引起了一片哗然。街上黑压压一片吃惊的群众和看热闹的人们，层层叠叠地围着游行队伍，踮着脚尖，极力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都不明白这些打着旗子，喊着口号，押解着这些人们挂牌子、戴纸帽的人要去干什么？
政府机关和各个单位的一部分“革命群众”、造反派，在大街上看到学生们的举动，立刻就受到启发，他们也纷纷仿效。不到一支烟的功夫，县委、县政府各个机关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像龙城一中那些戴着纸帽，挂着牌子的所谓“走资派”和“反革命”“黑帮”一样，也被揪出来游街示众。各机关单位的“造反派”们格外费了一番心思，闹出了更多的新花样：龙城县剧团的造反派让剧团的“走资派”穿上舞台上丑角的戏装，歪戴着往日舞台上的奸臣狗官们常戴的那种插着尖帽翅和圆帽翅的官帽，个个成了人见人恨的奸臣、糊涂狗官；税务局的造反派，让他们单位的走资派手里提着一个铜锣，头上戴着纸帽，走一步，敲一声锣，嘴里喊道：“大家快来看呀，我是个头顶出疮，脚底流脓的坏分子！大家快把我踩在脚底下，叫我永世不得翻身！”；还有人做了一个足有几十斤重的厚实的木牌，用细铁丝拴上木牌子，再挂在一个头发花白的瘦老头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走资派”三个黑色大字。没过多长时间，一股殷红的鲜血便顺着瘦老头的脖子流了下来，染红了他的白衬衫......就这样，一场群众斗群众，残酷批斗老干部的黑色风暴，在龙城县的大街小巷、角角落落里昏天黑地的刮了起来。
八月七日，正值酷暑盛夏，炎热难耐，人心烦躁。那些被游街示众的人们，好容易熬过了白天。可到了晚上，他们并不能安宁，继续遭到轮番批斗。那天深夜，中国共产党龙城县委组织部的部长张云祥被一伙所谓的“革命群众”暴打致死；龙城县一中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温玉成，因经不住那轮番的批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从学校的七层教学楼顶上跳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当这场风暴稍稍平息以后，学校的师生们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时，竟有人惊奇地发现：陈将来老师那天晚上不是也在学校吗？他也是高三年级的一个班主任，但他为什么却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呢？
其实，这事只有他们班的几个学生最清楚。那天晚上，当大餐厅前面的广场上揪斗活动达到高潮时。国庆和他们班“革命领导小组”的几个伙伴也一起站在人群中，虽然他们也被这些“革命小将”的激烈举动所震撼，所裹夹，但他们却没有忘乎所以，仍然极力保持着沉默、冷静。看到那么多班主任老师都被揪了出来，国庆忽然有些担心，他害怕若有人一时头脑发热，也把他们的班主任陈老师揪出来怎么办？他们的陈将来老师平日间生性面善，待人和气，作风正派，爱生如子，恨不得把满肚子的学问都掏给学生们。陈老师是他们的好老师，同学们打心底里爱戴他，说什么也不能把他给揪出来，也去受那洋罪。想到这里，他悄悄拉了一下站自己身旁的王魁，说：“咱们到陈老师那里去看看。”说着便与王魁、李平、李二喜和石志强几个悄悄离开人群，来到陈老师的窗前。透过陈老师那办公室兼宿舍的窗户玻璃，只见他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若有所思地正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他神色冷静，眉宇间却隐藏着深深的忧虑。
国庆问他的伙伴们：“你们说，有人敢来揪斗陈老师吗？”
“谁敢来揪他，咱们就先把谁揪出来示众！”几个伙伴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几个悄悄地蹲在陈老师门前的台阶上，没有去打扰他，直到广场上沸沸扬扬的人群完全散去,他们才离开。
后来，知道内情的人们，虽然对陈将来老师班里的学生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但没有一个人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大家深知，如果这个情况一旦公之于众，这些好心的学生必然会被打成“保皇派”，会立即变成造反派的批斗对象。
听到钟国庆他们暗中保护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以后，李贞便对这个在一张课桌上坐了近三年的老同学更加佩服，也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她竟暗暗地爱上了国庆。
不过，后来在同学们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时，李贞曾和国庆之间曾发生过一点小小的不快，但过后她却因此更爱他了。
揪斗走资派的风潮刚刚平息下来，到处又兴起一股革命大串联的新风。龙城中学的“革命小将们”也狂热地投入到这股让人感到新奇和激动的洪流中去了。学校的第一次大串联由校革委组织，每个班由同学们评选出四名“革命小将”到北京学习“文革”经验。国庆作为“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当然被选上了。那次学校共去了八十名师生，住在北京西郊的中央财金大学，于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到了后来，红卫兵到全国各地进行串联学习就比较随便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只要拿上校革委开的介绍信，就可以免费乘车，免费吃饭，到各大城市去串联，也可以由数人自愿结合，组成一支小分队，背着行李，打着裹腿，举着一面红旗到延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去参观学习。但当时学校“革委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属于“黑五类”子女，不准“私自”外出串联。这个规定虽然荒唐透顶，但在当时谁也不敢违抗。国庆看到班里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就悄悄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想去哪里串联。有两个同学说，随便到哪里都行，只要像同门一样出去串联就行。他们一个叫吴贤斌，一个叫周海运，都是班里的好学生，就是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成份，便被诬蔑为“黑五类”子弟。两人看到国庆前来邀请他俩外出串联时，当然喜出望外，说：能去的话，就到革命圣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看看。
得知国庆他们三人要去韶山的消息，李贞心里痒痒的，也想跟着国庆出去，和他一起坐上火车去外地看看、转转，开阔开阔眼界，见见世面。她觉得那肯定很有意思，就是走路也会特别有劲，不觉得乏。等听说国庆他们几个已经做好了准备，第二天早上就要动身时，她有点着急。晚饭后，便与她一个同宿舍的叫做郝爱英的女同学前去找国庆联系。
两人找到国庆时，国庆正趴在床上，在一张大地图上寻找韶山的位置和将要经过哪些城市和中转的火车站。一听她们的来意，国庆立刻断然拒绝。说是外边太乱，人多了不好照护，再说相跟两个女同学出去，干啥都不方便。李贞听后，好像当头被泼了盆冷水，心里凉透了，悻悻地退出国庆的宿舍，感到十分尴尬和愤懑。但她想到国庆能体谅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两个同学的难处，主动带领吴贤斌和周海运出去串联时，又不禁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特别是他那句“相跟两个女同学出去，干啥都不方便”的托辞，虽然太封建，但反过来一想，这说明他不会是一个轻浮的人，决不会做出拈花惹草的事。想到这些，李贞的心里的怨气便烟消云散，反而对国庆爱得更深了。
李贞和国庆一样。从学校毕业回到家里，心神还没安定下来，上门说媒的人便络绎不绝。但李贞有自己的老主意，不管那些职业媒婆施如何劝，怎样说，施展尽了十八般武艺，但始终给他们一个“铁栓门”，不吐口。虽然媒人给介绍的对象个人和家里的条件都比较优越，男方在外工作，吃的是国家供应粮，端的是铁饭碗，但李贞推辞得非常果断坚决。家里人都懵了，谁也弄不清她不要婆家的真正原因。
心里像着了火一样着急的母亲实在忍耐不住了，终于瞅准了一个机会，认真地和李贞生了一回气。这个平日间慈眉善眼、满脸堆笑、从不会与人拌嘴的老太婆，忽然变得满面怒容，痛哭流涕，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李贞住的窑洞门口，把李贞堵在屋子里，抽泣着说：“我的小祖宗，今天你要不给我一句痛快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想要嫁个啥样的婆家？人家给你介绍了那么多好人家，你却连一个也看不上，难道你就这么高贵！”
见到母亲动了真的，李贞心里也有些害怕，可她嘴上仍然很硬，她不甘示弱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兴包办代替？！是我嫁还是你嫁？”
“我不包办！那你自由去嘛！你看上谁了？”
听到母亲着话，李贞心里一喜，脸上闪过一阵红晕。过了半晌，只听她在喉咙里哼哼唧唧，声音小的像蚊子叫：“我中学时的同学钟国庆就比你们提说的那些都强。”
母亲一听这话，立刻止住了抽泣，瞪大了眼睛，问：“哪村的？”
“青松岭的。”
母亲立即搬走椅子，破涕为笑，骂了一句：“死女子！你咋不早说？”
李贞父亲听到老婆传递的消息，便马上就聘请他本村的干兄弟去了青松岭提说这门亲事。当李贞一听说父亲已托人到钟国庆家里提亲，心里立刻就像有十五个水桶在打水，七上八下。因为她虽然深深地爱着国庆，却并不清楚国庆目前的情况。人家定亲了没有？人家家人的态度如何？国庆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子？他会感到突然吗？他会笑话我的冒失吗？这时国庆那方脸盘、高鼻梁、大眼睛、浓眉毛又一次浮现在眼前，她好像都能听到国庆那爽朗的笑声，感受到了他热烈而亲切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