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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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了元宵节，村里又来了一支工作队。
工作队一进村，干部和社员代表们又开始忙起来了，白天上地干活，晚上就在工作队驻地开会。工作队这次来，是要搞一场叫做“一打三反”的运动。工作队一共4个人，队长姓王，50多岁，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副队长姓景，40岁左右，是从县银行抽调的一个会计股副股长，另外还有两个从县里其他单位抽调的年轻人。
正月二十三过了惊蛰，天气已明显转暖了。这天，工作队在大队部的大院里召开全大队社员动员大会，社员们今天来的特别齐整。微風煦煦，艳阳高照，正午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像有人给挠痒痒一样！尽管坐在太阳地里的社员们被太阳晒得舒舒服服的，却很少有人打瞌睡，连胡乱走动、小声交头接耳的人都没有，人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工作队王队长一句一顿地念着中央文件，似乎这场“一打三反”运动还真的抓住了大伙的心。
国庆坐在政治队长张秦忠老汉的身后，屁股下面坐着从家里带来的小板凳。王队长那一口本地土语夹杂着拐滋辣味的普通话，十分拗口，国庆听了觉得耳朵都有些痒痒，不禁暗暗在心里发笑。但当他看到会场里一个个认真听讲的社员们时，对乡亲们的认真和虔诚，竟有些感动。他努力分析社员们的心理，为什么成天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庄稼汉，会对即将开展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这么感兴趣？他眨巴着眼睛吃力地想了半天，才终于有些明白，大家之所以这样关心，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的内容牵扯到大伙儿切身利益。文件中讲得很明确，“一打三反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国庆觉得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任务，似乎在青松岭并不存在，但是“三个反对”却和社员们的利益紧密相关。如，王队长在讲到反对铺张浪费的时候，将矛头指向了当时农村在“婚丧嫁娶”这些红白喜事上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和请客送礼，重点讲了如何改变这些陈规陋习，如何制定一套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的制度和办法。并号召大伙都立即行动起来，共同抵制和克服这些旧风俗和坏习惯。
其实，在当时的农村里，大部分人家都不富裕，家里遇到红白喜事时谁愿意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可每遇到红白喜事，哪一家不是硬着头皮，打肿了脸装胖子？家里过一次红白喜事，都要伤筋动骨，好几年都缓不过劲儿来，有些恓惶人家，即使过一起小事，如给老人过生日，给孩子订婚等，也得借钱、塌债。只要上边有人提倡“勤俭节约，新事新办”，没有人不拥护、不支持的。像这样新事新办的号召，以前村里也搞过多次。每一次都是轰轰烈烈的开始，最后却无声无息地结束，不仅不能制止铺张浪费的坏习惯，甚至愈演愈烈。大伙热烈讨论，制订了详细的制度，并贴在墙上。但一旦事情轮到了自己头上，却往往都是叶公好龙，谁都不愿意打这“新事新办”的第一炮，认为这第一炮是得罪人的事。今天，王队长一提起反对铺张浪费的那些制度规定，并说会后就立即执行时，立刻就有人在扳起指头暗暗盘算，看村子里谁家里近日要娶媳妇嫁闺女？看这第一炮又轮到谁家？
王队长提出的第二个“反对”，叫“反对投机倒把”。当王队长的动员报告刚刚联系到到投机倒把的具体表现时，社员听了却都不赞成。因为王队长所说的“投机倒把”，恰恰指的就是社员们正热衷于搞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
队里的赶车把式张欢喜坐在国庆的身旁，等王队长讲到“投机倒把和资本主义尾巴”的表现时，张欢喜就立刻嘟哝着说：“这不是闲侃吗！养母猪也算投机倒把？不养母猪，那猪仔从哪里来？养猪都成了资本主义的话，那社会主义就不吃肉了？”
张欢喜家的劳力多，两个儿子和一个没出嫁的女儿都在队里参加劳动，除了上地干活，就闲在家里。他家里地方宽展，加上他们家向来有养猪的习惯和经验，所以猪圈里一年到头总养着几头肉猪，还有一头母猪。除了买肉猪不说，那母猪每年最少产两窝猪仔，仅猪仔就能卖200元左右，顶他全家一年的分红钱。那猪圈就是他家的小银行，一听王队长说不准养母猪的时候，立刻就有些发愁和不满。
青松岭盛产芦苇，社员们将队里分的芦苇编成苇席，再带到集市上去卖成现钱，同样也是一笔可观的副业收入。可这也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所以当王队长讲到这里时，人群里立刻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大队支书郭镇山立即从王队长身旁站起来吼道：“大家先不要议论，等讨论时再好好发言！”
当王队长讲到第三个“反对”，叫做“反对贪污盗窃”时，社员们又立刻都静了下来，大家都奓圆了耳朵，细心扑捉“反对贪污盗窃”的具体办法，而最要紧的是如何反对“贪污”。因为在“四清运动”中，现任的大队支部书记郭镇山被查出有800多元的贪污问题，当时的“四清”工作队因此撤了郭镇山的大队主任职务。可是前年夏天造反派夺权时，郭镇山又在公社革委会马副主任的支持下，当上了青松岭的一把手。说他在“四清”运动中被罢免了职务，那是因为受了“走资派”的排斥和打击。当造反派夺了权，郭镇山又重新成了大队的头头后，社员们就在下边纷纷议论，很不服气。这次一听说又要开展“反对贪污盗窃”的运动，社员们立刻就把“反对贪污盗窃”与郭镇山联系了起来，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着，看他这一次还能混过去？
群众大会结束以后，国庆跟在人群后边往回走，耳边拾了几句闲话，有人说：这次一定要把郭镇山这个贪污犯咬紧一些，让工作队好好查查他的贪污问题。
群众动员大会后的第五天，正月二十八，是龙城县城里逢集的日子。许多人都想上集去逛逛，特别是一些勤快人，想把正月里趁别人休闲时编制的苇席拿到集市上卖掉。但前几天的社员大会上，工作队的王队长已经非常严厉地讲过：上集卖苇席属于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把这个尾巴割掉。那今天还敢去吗？万一被抓住、被严肃处理那可怎么办呢？可是，就有几个胆大的人，并没有把王队长的话当作一回事情，结果还真的被抓住了，连人带苇席都被带到大队部，写检查，挨批判，苇席被没收归公。
其实，这次秘密抓堵卖苇席的行动，国庆也参加了。
王队长不愧是个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手，对于这次向资本主义开火的第一仗，他筹划的十分严密，滴水不漏。所以，就很容易地一举查获了七八个敢于“以身试法”的人。
正月二十七晚上，国庆舒服地躺在炕上，手里举着高尔基的《母亲》正看得津津有味，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国庆抬头看了一眼放在桌子上的马蹄表，已经11点多了，是谁呢？他起身来到门口，拉开大门，一看是工作队的景副队长。不等他说话，景副队长就推着他直往家里走，悄声说：“赶快穿上衣服，到工作队去开个小会，穿得厚一些，今天晚上很冷。”
“什么事情？”国庆疑惑地问道。
“没什么大事，到那里再说吧！”景副队长催促道。
工作队的住处仍在第一生产队李德厚老汉家的场院里。李德厚老汉家里的地方很宽展，分为前场后院。李德厚的儿子在西安开火车，媳妇孙子都跟上走了，家里就李德厚老两口，住在后院里。前院是一个场院，是生产队的打麦场。场院里有三孔窑洞，其中两孔让生产队做了库房，另一孔里面收拾得很干净，有桌子、椅子，还按着电灯。窑洞的两边顺墙壁对着摆了六张木床。每逢有干部来村里下乡或来了工作队，都被大队安置在这里住宿。这里安全、僻静，真是一处再合适不过的好地方。
当国庆和景副队长赶到时，窑洞里已有好几个人了，除了王队长和其他两个工作队员外，木床边上还坐着第三生产队前年才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民兵连长文旭升和第一生产队回乡的初中毕业生王文杰。
王队长扫了一眼国庆的穿戴，亲切地问道：“国庆，你穿得可不厚，外面冷得很，你能顶得住？”
“没事，惊蛰都过了，有多冷？”国庆笑着说。
“不怕冷就好，现在咱们开个小会。我来到青松岭这几天，已在群众中打听了，知道你们三个人都是咱们村有知识有文化，并且也都是公道正派积极要求进步的好青年，当然也是领导和群众信任的人，所以，今天这么晚了将你们请来，是想让你们配合工作队完成一项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的。那天在群众大会上，我已经讲过，在咱们青松岭，有些社员白天在地里阴死阳活地磨阳光，晚上点着灯，偷偷在家里编苇席，严重的影响广大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这属于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尾巴，必须下决心割掉。大部分群众是好的听话的，在开了会以后，已经收手不干了，安心在队里干活儿。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仍有些顽固不化的人，就是不听劝告，敢于以身试法。据了解，有个别人正蠢蠢欲动，准备明天带着苇席到集市上去赶集。怎么办？我们计划将你们六个人分为三个小组，分头到咱村进城的三个必经的路口，去堵住他们，把他们抓回来。景副队长和钟国庆为第一组，由景副队长负责；工作队的小徐和王文杰为第二组，小徐负责；文旭升同志和工作队的小韩为第三组，文旭升同志负责，至于你们具体抓堵的位置，我们白天已经看好了，等到凌晨三点再出发。现在大家可就如何完成好这次任务，再讨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