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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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岭的群众还是对“反对贪污盗窃”最感兴趣，其原因还是因为郭镇山的缘故。不过人们在对待郭镇山“贪污”这件事的态度上并不是完全一致。
坚决要求查处郭镇山的人都是一些比较老实、正派的人，在这部分人中间，党员和干部占大多数，如：秦忠老汉、尚文忠等；但是，同情和支持郭镇山的人也有一部分，这些人大都是平日得到过郭镇山好处的人，这些人大都很势利，为了能占上集体的便宜，成天像苍蝇哄屎一样围在郭镇山周围，如：张红卫、李志明之流；还有一部分人，属于中间派，这些人大都是你好我好、唯唯诺诺的好人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不伤害我个人利益的干部都是好干部，他贪污的是集体的公家的，到我跟前才有多点点？咱可不能为大伙的事去得罪人，那太不值当。
工作队是来搞“一打三反运动”的，他们与村里人无冤无仇，谁“贪污盗窃”，他们就打击谁。这样一来，不管支持郭镇山的有多少人，也不管中间派有多少人，正义的力量占了上风，郭镇山倒霉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
工作队根据群众的反映，派人找到当年在青松岭搞“四清”的工作队长了解郭镇山贪污公款的有关情况，并派人对郭镇山问题重新调查取证。将郭镇山在“四清”时被查出的800元贪污问题很快又落实一遍，物证人证都已确凿。除此而外，派出去调查的同志们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说是从公社李会计那里发现，1968年种麦时候，公社发给青松岭救济款500元，大队的帐上却没有记载，大队会计也说不知道这事。
工作队的景副队长立即找到大队会计杨茂河，问起这500元情况，杨茂河一口咬定，说没有见过这500元。并说：“这种救济款虽然不是年年都有，但只要有这种款项，肯定要入大队的账目，然后再根据领救济款的人名单出账。”
景副队长又翻了一遍杨茂河的账本就问道：“这笔钱，公社说是青松岭的人领走了，而你的帐上却没收到，究竟是谁把钱拿走了？”
杨茂河胸有成竹地说：“我看这款要从根上查，咱们不如到公社去查一查，看是谁从公社领的钱，然后顺藤摸瓜，再查这500元的去向，不愁查不出来。”
景副队长看到杨茂河的口气这么硬，估计问题不可能出在他身上，所以连夜去了一趟向阳公社，直接找到公社李会计那里。
李会计老了，虽然记忆力不好，但他不慌不忙地说：“不怕，麻雀飞过去都有个影儿，这500块钱还能飞了？”说着他打开自己的一个大木柜子，那里面都是会计档案，一摞一摞装了满满一柜子。他很快找到了那本记账凭证，接着哗哗翻了几下，便说：“哎呀，这不是！那天是我给信用社开了一张支票，是青松岭的人从信用社领走的，支票存根上也没记清是谁领的支票，不然咱再到信用社去看一看。”
一听说支票到了信用社，景副队长就放心了，他说：“信用社的手续肯定要健全得多，只要是拿着支票领钱，领款人肯定是要签字或盖章的。”
果不其然，信用社的会计任永福先查了现金账，查到了那500元支付现金的日期，几下就翻到了那张现金支票，他翻开支票，只见背面很潦草的写着三个字：郭镇山。
次日上午，景副队长将郭镇山叫到工作队驻地，认真地与他谈这500元的问题。当景付队长一开口问到这500元钱的事情时，郭镇山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干梆硬证地保证说：“我根本就没有从公社领过这500钱，这种银钱的事一般都是会计经手，我怎么会知道？”
“前年秋天，种麦期间，你确实没有从公社领过一笔500元的救济款？”
“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在公社领过什么救济款！”
景副队长见他还不承认，便说：“那你从公社李会计那里拿了一张现金支票，在信用社取走的500元钱是怎么回事情？”
一听这话，郭镇山立刻傻眼了，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在信用领款时的签字过程，便立刻缓和了口气，说：“噢，景副队长，你没说清楚嘛，你一说是在公社李会计跟前领钱，就把我说懵了。我是在信用社取过钱，取回来就交给会计了嘛，那么多钱，我敢拿到个人家里去？”
“那你将这500元交给谁了？”
“当然是大队会计杨茂河了，我记得当天取回来没有回家就交给他了。”
此刻，景副队长哪里肯相信郭镇山的鬼话！他马上让人叫来了杨茂河，杨茂河一听，脸都气白了，他闯到郭镇山跟前，问道：“镇山，你可不能凭空说白话，我问你，你把500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交的我？”
“大队办公室嘛，就是在我从公社开会回来的当天下午，就咱俩个在办公室，我交给你，你还点了一遍，就放到你抽屉里去了。”
“哎呀，你越说越玄了，我就把500块钱放在抽屉了，不怕贼偷？可能吗？我给你开的收款收据呢？你拿出来也算嘛！”
郭镇山从容地摇了摇头，说：“当时就快吃饭了，一着急你什么也没给我呀！”
杨茂河一下懵了，他知道这家伙是要和自己耍死狗了，他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他气得直哆嗦，说：“事实就是事实，不怕你血口喷人，我干了十多年会计了，还从来没有遇到你这号人。景副队长，你们再查一查，我回家再找一找证据，这500块钱，他抵赖不了。”
杨茂河回到家里，搜肠刮肚的回忆，怎么也找不到能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的证据。唉！这坏怂硬要往你头上拉屎你有什么好办法？
这时忽然有人敲门，他开了门一看是国庆。他问道：“国娃，你有什么事？”
“叔，听说郭镇山要赖你？”
“这坏怂从信用社领了500元救济款，说是当天回来就交给我了，说得像真的一样，我现在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刚才见到景副队长时，他与我说起了这事，他说，现在没有可靠证据能弄住这家伙，可能就要在你的头上下枷了，我一听就着急了。他说那500元钱是1968年种麦时候从信用社领回来的，他有具体的日期吗？”
“有啊！郭镇山从信用社领款的日期，已经从信用社查到了！郭镇山说就是那天从信用社回来，就把钱交给我了。”
“我记得那年种麦的时候，你去县里参加过会计培训班，你查一查，他从信用社取钱是不是那几天？”
钟国庆的一句话立刻点醒了杨茂河，他高兴地几乎要跳起来，他说：“国娃，你可救了我了，说不定就是那几天，走，咱俩到大队去查账去，一查我培训的时间，就一切都清楚了。”
“那也得把景副队长叫上一起查，不好吗？”
“对，对，叫上景副队长！”
景副队长和杨茂河、国庆急急忙忙来到大队办公室，搬出会计账目一查，在一张会计凭证上明确地记载着“杨茂河于1968年9月10日至15日在县上参加会计培训，每天补贴5毛钱，6天共领取3元钱。批准人：郭镇山。”而郭镇山从信用社领了500块钱是1968年9月13日。
景副队长高兴地说：“国庆，你怎么能想起杨茂河那几天去县上培训了？”
“因为那几天我想打个电话，却一直找不见他，最后才听我姨夫说，他到县上参加培训了。”
“你给谁打电话？有什么事？”
“那你就甭问了，说起来话就长了。”国庆说到这里时，脸忽地一下就红了，但接着却又变得煞白。
郭镇山又被叫到工作队驻地，杨茂河、国庆和工作队的四个人都在跟前。郭镇山一见这架势，眉头就立即皱了一下。景副队长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厉声问道：“郭镇山，你敢肯定那500块钱交给了杨茂河了吗？”
“那还有假？”
“是什么时候交的？”
“那天我从公社回来，没有回家就交给他了。”
“在什么地方交的？”
“就在大队部办公室，天快黑了，再没人，就我们两个。”
“那你知道杨茂河那天在什么地方吗？”
“在大队部办公室呀！”
“那你看看这个。”景副队长把一张差旅费报销单扔在郭镇山的面前。
郭镇山一眼就看到了单据上自己的亲笔签字，又看了看杨茂河参加培训的时间，他咚的一下，坐在身后的椅子上。但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郭镇山还想再挣扎几下。他双手抱住了脑袋，苦思冥想。过了几分钟，他又说：“也许是我记错了，可能是他从县里回来的当天晚上，我确实把那500元交给他了，反正我没拿走这么多的钱！”
景副队长终于发火了，他厉声喝道：“郭镇山，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还想耍什么把戏？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支部书记，看你丢不丢人，赶快说清楚这500块钱的去向，把钱退赔了，要不然，就给你换个地方说。”
郭镇山瞠目结舌，惊恐地环视了屋子里一圈的人们，忽然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嚎啕大哭，霎时间泪流满面，哭着喊道：“是我错了，大家饶了我，是我鬼迷心窍，茂河兄弟，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我计较......”
看到他那一脸让人恶心的丑态，杨茂河一扭身，大步走了出去，出了门便恶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走远了。
景副队长取来纸笔，扔在郭镇山的面前，厉声说：“起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写清楚，然后赶快回去拿钱！”
“景副队长，你听我说，这钱不是我一个人花了，张红卫还拿走了200元。”
“什么时候、在哪儿拿的，他知道这是什么钱吗？”
“知道，知道，是那年种完麦子的一天中午，我把他叫到我家，给了他200元，说这是公社的救济款，让他出去不要乱给人说。”
王队长立刻让人把张红卫叫到大队部，亲自询问了他。张红卫一听说那200元钱，立即就招了，说：“王队长，郭镇山当时对我说，他从公社领回200元救济款，因金额太小，没法让社员评，就全部给了我，让我出去不要乱说，并说，今后只要我跟上他好好干，还会有犒劳。”
“据你知道，郭镇山还有类似的贪污问题吗？”王队长问道。
“他肯定还有，只是我不知道，这人鬼得很，虽然他把我当做他的一门当头炮使，有啥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出头去办，但他却处处提防着我，我也懒得去打听他那些丑事。”
公社党委和青松岭工作队对郭镇山先后贪污公款1100元的问题很重视，加上又在“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中，所以就把郭镇山当做了一个反面典型处理了，在落实了郭镇山和张红卫贪污问题第二天，郭镇山就被公安局人带走了，很快在全县的公捕公判大会上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
张红卫的认错态度还较好，写了一份检查，退赔了200元以后，被撤了大队副主任职务。
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的郭镇山，坐在监狱中回想他这十几年的经历时，感到十分后悔，他后悔的不单单是为了这区区千余元而遭此大难；他更后悔的是，在“四清”运动后，自己没有接受教训，有所收敛，而在公社副主任马永祥的怂恿支持下，再一次获得权力后，专横跋扈，欺压群众，不然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他更加悔恨的是，这畜生不仅害了自己也同时毁了自己的女儿郭竹叶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