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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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和李建民俩回到信用社的那天上午，天气阴沉沉的，零零星星的雨点，有一搭没一搭地从天空飘落下来，打在人脸上透心地凉，等他俩进了院子，刚在库房放好车子，雨点便越来越密，紧接着屋檐下就滴滴答答地响起来了，一场难得的春雨，竟然下成了。
李建民站在窑洞门口的台阶上，即景生情，念了一句唐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国庆听了也高兴的喊道：“好雨好雨，春雨贵似油，正好赶上社员们种棉花。”
在下面跑了三天，回来还没有见到林主任的面，国庆便问：“马会计，林主任不在？”
“不在，林主任下乡还没回来。今天下雨，可能也回不来，反正这样的天气也没有人来办手续，咱们也该好好歇一歇。”马会计说着，将右手的大拇指与中指捏在一起，使劲一拧，“叭”，打了一个响指。
“要没事的话，我出去到门口转转吧！报到上班以后，我还没出去过呢！也走不远，有要紧事，麻烦你站在大门口吆喝我一声，我就听见了。”
“行，你放心地去吧。”
春雨淅淅沥沥的下着，国庆打了一把雨伞，出了信用社的大门。信用社的斜对门就是公社大院，大院里空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可是刚进了大门，就听见有好些人说说笑笑的声音，仔细一听，才发现说笑声是从紧挨大门的电话总机室里传出来的。他走上台阶，掀开门帘一瞅，看见有4、5个人正围成一圈，在打扑克。迎面坐着的正是公社秘书王英学，国庆笑着问道：“王秘书，玩儿呢！”
还没等王秘书回话，他身旁的公安特派员王国华伸手在国庆的肩膀上拍了一把：“哎呀，咱们的秀才来了，报到几天了？”
国庆赶紧抓住他的手握了握，说：“才来几天，这几天跟着李主任在各大队看了看，还摸不着壶把（不熟悉情况）呢，今后全靠各位领导支持哩！”
坐在王国华对面的是公社武装部长赵辉，他从手里的扑克中抽出一张，用力往桌子上一甩，笑嘻嘻地说：“你们看国庆这派头，还不是一个好兵胚子，反倒活活给耽搁了，不要紧，国庆，你好好干，只要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这二年在青松岭你就干的不错嘛，我前次在你村里下乡时，村里人对你的反应很不错哩！”
“哎呀，赵部长净拣好听的说，我那两下子，还敢在人前提？今后你还要多指点才是。”
“嗯！好！这娃说得好！听你进门这几句话，就能听出来，你还能进步！”说话的是一位50岁上下的老者，国庆看他有点陌生，便问道：“叔，你才调来吧，我还不认识你！”
“姓李，今后叫我老李就行！”
赵部长赶紧介绍：“这是咱公社的组织委员李轩，前天才报到，大家都叫他‘乔老爷’，你看像不像？”
国庆仔细一瞅，就嘻嘻笑了，还真像！他的个头、长相与电影《乔老爷上桥》中的乔老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这时，王秘书叫道：“国庆，过来顶我打几把，我上个厕所。”
“哎呀，我可不会打，给你的牌出错了可怎么办？”国庆有点为难。
“不要紧，胡耍哩，又不赢银子赢钱，就是出错了牌，我也不会怪你。”坐在王秘书对面的组织委员李轩也鼓励国庆上。但国庆接过王秘书的牌，就赶紧塞到电话总机小郭的手里，说：“麻烦你帮忙顶一会儿，我实在摸不着。”
这时，武装部的赵部长又发言了，他说：“国庆，凤凰岭的李春元最近从部队上复原回来了，小伙子刚回到村里，表现挺不错，不像有些复员兵那样，今天到这儿找，明天去哪儿寻，总想找个工作出去，可春元一回到村里，就抓起镢把，和社员们一起上地参加劳动去了，村里人对他的反映很好。你抽空到凤凰岭了解了解，把小伙儿的先进事迹报道一下，你看行吗？”
“行，赵部长，等雨停了，我也正好有事到他村里去，细细打听、了解一下，报道写好了，你先看一看。”
“不看，不看，你写好就发走！”
这时候，王秘书从厕所回来了，他边接过总机小郭手里的扑克，边说：“还有一个大新闻哩，我们的王特派员最近破获了一个反革命挂勾案件，得到县公安局的嘉奖，你也给好好给报道一下。”
坐在他旁边的王国华却立即制止：“不能报道，国庆，在公安局开会时说了，这个案子目前还不能公开报道。”
“知道了，王特派员，这件事我已经听人说了，什么时候允许报到时，我立即就写。”
至于这个反革命挂勾案件为什么不让报道，国庆没有再问，但对于这件事情，国庆那天在上庄大队下乡时，就听大队会计王文林当做重要新闻，给他详细地说过了。
上庄大队有一个叫董克礼的人，50来岁，四十年代在陕西宝鸡市的一个国民党兵工厂里当工程师。他本来就是厂里的一个技术骨干，但论级别却是一个连级军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即当时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当然成了村里被批斗、管制的对象。他在村里一年四季担大粪、扫街，村里只要召开批判大会，他总是陪斗对象，被批斗的次数多了，连他个人都觉得他这辈子永远都是个抬不起头的囚犯。他的两个儿子一天天长大了，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但却说不下媳妇，没有一个姑娘敢嫁到他家。因此，他对现实社会更加仇恨。有一天，他偷偷在半导体收音机上收听到台湾的敌台广播，说是香港有一个秘密信箱，只要给那个信箱里写信，反映自己在大陆“受迫害打击”的情况，便会有人与你联系，帮助你解决生活困难。董克礼信以为真，随即便写了一封信，想先试一试。所以，他只写了自己在村里经常被无情批斗和家里生活困难的情况，并不敢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住址，按照电台上说的信箱，悄悄寄了出去。信发走以后，他每天都注意收听半导体收音机，看看有没有说到他写信的消息。可他根本没有料到，就在他的信寄出去的第5天，就有一个绿色的吉普车开到他家门口，两个穿着白上衣蓝裤子的警察将他铐走了，很快就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
按说，从董克礼的这封所谓的“挂钩”信里，丝毫看不到一点点写信人的姓名住址等具体信息和线索，只说了他的遭遇和家庭生活情况，信也是用一个极其普通的信封，没有写信人的地址，况且是他特意去了一次县城，亲自将信塞到龙城县邮电局门口的那个绿色的邮筒里的，有谁能知道这封信件来自何方？又是哪个人写的呢？事实也确实像董克礼所预料的那样，要找到这个写信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龙城县公安局政保科的侦察员拿到这封信时，还真傻了眼。觉得要破获这个案件，简直就像遍地里捉旋风、大海里捞针，如何下手？他们只好将全县各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召集回来，发动群众破这个疑案。政保科的领导给各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公布了案情，并将那封信的原件给大家看了，还当场宣布了破案有奖的政策。
说来也巧，向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王国华近几年来一直在董克礼所在的上庄大队下乡蹲点，对上庄村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看了那张从小学生作文本里撕下来稿纸写的信件，再仔细分析了信中所反映的内容，便立即将怀疑的重点盯在了董克礼的身上，他要求拿走那封信的原件，说：让他回去好好查查。
公安局的会议结束以后，王国华没有顾得回家，就径直来到上庄村小学，他知道董克礼有一个小女儿正在村里的小学六年级上学，便找到六年级的语文老师，说：他儿子的作文写不成样子，想看看六年级学生的作文和日记，顺便挑几篇写得好的文章，让他的孩子学习。那语文老师便热情地把六年级学生所有的作文本、日记本拿来，放在他的面前，让他随便去看。他一本正经地翻开那些小学生的作文本，一本一本仔细地翻看。等到那语文老师去上课时，他就翻出董克礼小女儿董小燕的作文本，细细地从头至尾翻了一遍，结果发现，作文本的最后一页被撕掉了，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封信的原件，与那被撕掉那页纸的茬口一对，竟然纹丝不差地对上了。
这件让公安局政保科的侦察员们感到束手无策的案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破获了。公安局领导也说话算话，除在公安局内部了通报表扬以外，还立即奖励王国华100元。
甭看王国华在与伙计们打牌时那一副大呼小叫，大大咧咧的样子，却原来还是一个粗中有细，挺有心计的人。国庆立刻对他产生一种敬佩之情。
出了公社大院，隔壁就是供销社的两个门市部。一个是百货门市部，卖食品、烟酒、衣服、布匹、鞋帽、牙刷、牙膏、香皂等百货的；另一个是生产资料门市部，卖农药，肥料，麻绳，煤油，钉子，塑料管子，电器，自行车。也许是因为下雨天，两个门店里几乎没有前来买东西的顾客，几个营业员坐在柜台后边，不是闲聊，就是打毛衣。国庆在百货门市部里转了一圈，随口问了一句：“同志，白糖多少钱一斤？”
“白糖5毛6一斤，买白糖要糖票，你带了吗？”一个正忙着打毛衣的女营业员，从柜台后面站起身来问了一句。
听国庆说没有糖票，她就立即又坐下了。
“那牙膏怎么卖？”国庆又问了一句。
“中华牙膏3毛8一管，但要一个牙膏皮。”
国庆听了说：“哎呀，我也没带，下次吧。”
柜台后边的人再没吱声。国庆悻悻地走出百货店，他没有怪供销社营业员的冷淡，倒觉得自己不够意思，啥都不带，就问这问那，不是故意和别人闲磨牙！
出了百货门市部，又来到生产资料门市部，他远远就看见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到跟前仔细一瞅，是一辆本省出产的环宇牌的，他顺口问道：“自行车咋卖？”
“138元，你要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柜台后面传出来。
“我也是问问，没有好一点的吗，飞鸽或永久？”
“库房里有，但要票。”说着，柜台后面站起来一个小伙子，一看是国庆，立刻叫道：“这不是国庆吗，你要自行车？”
“哦！玉虎，你在这里？啥时候进了供销社？”国庆惊奇地问道。
冯玉虎是国庆在初中时的同学，是金疙瘩村的。他欣喜地走出柜台握着国庆的手说：“快两年了都没见过你，你今天从哪里来？”，说着他拉着国庆的手，来到门市部外面的台阶上，悄悄问道：“你真的要自行车？”
“我也是随便问问，有飞鸽或永久的，当然要买一辆。但人家要票，咱到哪儿弄去？”
“要凤凰或永久的，我还真没有办法，不过，飞鸽的，库房里还有一辆，都放了半年了，还不知有什么瑕疵没有，就这还得要票，你不要愁，我帮你找一找，能找到票儿的话，我给你捎信，你现在还在你村里当会计？”
“几天前才来到信用社，屁股还没坐热呢！”
“哎呀，那好，就这么近，我怎么就没听说？忙吗？没事咱们玩儿！”
“报到后，就到各大队里转了一圈，还不熟悉。你在这里给人家干什么呢？”
“今天下雨，给别人顶一下班儿，平时，总下乡，跟上我们土产门市部的老张，转村子收鸡蛋。”
“噢！这个老张，我见过，不就是那个个头不高，花白头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老头吗？听说他还是你们供销社的老模范？”
“是呀，那老头，人不错，是我的顶头上司，每天吃了饭啥都不问，就是一门心思完成收鸡蛋任务。前天县上来人检查职工们的政治学习情况，检查组的人在门口碰见他，便考他：‘老张，目前我们的头等大事是什么？’他一本正经的答道：“收鸡蛋呀！”那人进一步启发他：‘收鸡蛋是你的具体工作嘛，难道你连头等大事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我的头等大事就是收鸡蛋，完不成收鸡蛋任务，其他都是扯淡！’那检查组的人一听就拉下脸，冷冷地说：‘只知道低头拉车，不懂得抬头看路，典型的不问政治。还是模范？’”
“那应该回答什么呀？”国庆笑着问道。
“我们成天学习，念报纸，谁不知道呀，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批林批孔呀！”
国庆一听，立刻就咕咕咕地笑了。
其实，对于当前为什么要开展“批林批孔”，就连国庆也有些弄不懂，怎么忽然会开展这样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呢？林彪搞阴谋政变，已经在外蒙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即使批判他100次，1000次，也应该，也完全有肃清其流毒的必要。但是“孔老二”已经死去两千五百多年了，他怎么能与篡党乱国的林彪勾搭在一起？怎么能与他相提并论呢？还是后来，他偶然去县委宣传部，去找他的班主任陈老师时，才在那里听到一些内幕消息。
原来，在1971年9月林彪叛逃、飞机失事之后，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派人到林彪的住处收集罪证，发现了很多林彪手抄的有关孔子语录的卡片。在林彪床头的一个瓷缸子里，有许多条幅，打开一看，有一张是林彪写给叶群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所以这些人们就认为这个“克己复礼”就是尊孔。说林彪的叛逃和孔子有关。
但是农村里的老百姓，他们才不管你今天批判这个，明天又批判那个。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眼睛成天盯的是地里的庄稼，圈里的猪娃。他们最关心的是一年到头，每个劳动日能分几毛钱！林彪和孔老二离他们太远了。
听人说，在一个大队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贫农义正词严地批判孔老二：“孔老二，你这个瞎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孔老二，你贼胆大，还敢篡党来夺权！”
听了老贫农的发言，把会场里的人们都给逗笑了。
离开供销社的门市部，国庆又进了公社广播站的大门，广播站里有他的一个拐弯亲戚，名叫贾立虎，国庆应该叫他哥。贾立虎几年前从部队上复员回来，被安排在公社广播站。你甭看他个子不高，剃着光头，穿戴不咋地，但他多才多艺，不仅懂得广播、电器的修理，还会照相，听说做饭炒菜、蒸馍都是好把式。
等国庆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广播室时，他正趴在桌子上，专心致志地修理一架照相机，并没有抬头去看一眼进门的是谁。国庆也没敢打搅他，站在一旁悄悄地看。他修的是一台很落后很简陋的120照相机，上面有一个“幸福牌”的商标，说是照相机，充其量就是一个方形铁皮盒子，前面有一个很短的固定镜头，镜头的右下方是一个快门按钮，铁盒子的右侧有一个拧胶卷的圆疙瘩，用的是“120”胶卷。
只见贾立虎放下手里的螺丝刀，轻轻按了一下快门，立刻“咔嚓”响了一声，他长出了一口气，伸了一个懒腰，站起身来。这时他才发现了国庆，立刻笑道：“哎呀！是国庆来了。听说你到信用社上班了，昨天我还过去看你，听马会计说你和李主任下乡去了，吃过饭了吗？”
“吃了，你呢？”
“也吃了，今天公社的大师傅不在，还是我给大家做的饭，今后你若吃饭不方便，就过来在公社灶上吃！”
“你们广播站几个人？”
“就两个人，还有一个小伙子，下去检查线路去了，听说下庄村的广播匣子不响了，可能是线路有问题。”
“天下雨还去修？”
“晚上杨书记要开广播大会，必须在晚上七点以前修好才行，一会儿我再把机器检查一下，可不敢影响了这次广播大会。”
“你的照相机修好了？”
“好了，等天晴了，光线好了，就装上胶卷，你也照几张试试！”
“一个胶卷多少钱，我改日去买一个。”
“不贵，1块5毛钱一个，能照16张，你愿意学，凑晚上过来，看看我冲胶卷、洗相，这照相好学。”
“哥，我刚来，啥都不摸，你还得给多操点心，该指点的地方，你勤说着。”
贾立虎微笑着说：“其实也没啥，过几天你就都熟悉了，公社的干部们和附近的几个公社企业的伙计们，大都是好人，嘎怂没有几个。”
又坐了一会儿，国庆告辞了贾立虎，赶紧回到信用社，他怕社里有事，别人找不见他就不好了。
回到社里时，雨已经停了，李建民窑门口的台阶上正摆着一盘棋，他正和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在对弈，马立波与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站在旁边看。
国庆看见大家的目光都盯在棋盘上，也就没有言语，顺手把雨伞放在一边，也站在一旁看。
这时那个正和李建民对弈的中年人却问：“建民，这就是刚来的年轻人？”
“是，他叫钟国庆，专门搞会计辅导的。”
“哦！那天在公社闲坐时就听说了，听说是青松岭的？”
“是，大叔，我家是青松岭的。”
“知道了，你爸是钟仁诚？”
“是呀，你认识我爸？”
“58年公社刚成立时，你爸就是公社会计，我能不认识？我叫任明山，回去问问你爸，你就知道了。”
“知道了，大叔，常听我爸说起你！”国庆一听任明山这三个字，立即就明白了眼前这个人的来历。
任明山的父亲是凤凰山一带有名的抗日英雄任振华，只要一提起任振华，凤凰山革命老区的人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抗日战争时期，凤凰山一带是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而地势险要又很偏僻的李家庄村曾是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中心，任振华的家就是中共黄龙特委在龙城的联络站。1943年3月，我党黄龙特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正在任振山家里开会，负责保卫的任振山忽然接到日军突然来袭击的消息，立即悄悄地将开会的领导们转移到安全地方，他还来不及撤离，就被前来的日军抓住了。日军让他交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处和去向，他宁死也不说。日军将他吊起来，严刑拷打，但任振山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终于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了。任振山英勇就义时，刚49岁。
国庆爸钟仁诚之所以与任明山有一段渊源，那还是1958年公社刚成立时的一件小事引起的。
公社刚成立时，村里的社员们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一新鲜事物都感到很新鲜，所以不时有人成群结队地到公社大院去看看转转。一天一个喝醉了酒，拄着双拐的残废军人来到钟仁诚的会计办公室，以为公社会计是管钱的，用拐棍指着钟仁诚，开口就要救济款。钟仁诚知道他的确是个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残废军人，就赶忙给他解释上边的政策，并答应向上反映他的情况，帮忙解决他的生活困难。但他哪里能听得进去？口出狂言：“老子在前线打仗流血的时候，你们钻到哪里去了，现在老子拖着一副残疾的身子，连一口酒都喝不起了，你还不赶快给老子拿钱？快点！小心老子砸了你的摊子！”说着就抡起一根拐杖向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上砸来。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个关头，有一只手奋力抓住那根拐杖，接着就给了那人一个耳光，开口骂道：“你这个醉鬼，发什么疯？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那汉子突然挨了一耳光，酒也醒了大半，楞楞地看了看打他耳光的人，立刻裂开大嘴，嚎啕大哭，接着就被几个人架走了。
钟仁诚伸手拉住那个出手相救他的中年男人，连声道谢：“兄弟，谢谢你，要不是你来，今天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哩！”
“甭怕他，喝了两口猫尿，就不知道他是老几了？有多大功劳？敢来这里撒野？”
钟仁诚赶紧按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开水。问道：“兄弟贵姓？”
“任明山，就是本村的，住的离这儿不远。”
“怪不得，你家老人就是那抗日——”
没等钟仁诚的话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他说：“是，是，但咱有名有姓，不能靠老人活着，我这人好朋友，爱打抱不平，今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言语。”
从那天之后，他们经常见面，一来二去，两人竟成了亲密朋友，结下了不解之缘。
国庆知道他就是父亲常在家里说起的好朋友任明山，便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他走进办公室沏了几杯热茶，给每人端了一杯。
任明山是信用社的常客，经常来信用社谝闲，下棋，当他听说钟仁诚的儿子到了信用社以后，便特意来看一看。他喝了一口茶水，说：“国庆，你既然知道我与你爸的关系，就不要见外，今后有啥难事，尽管给叔说！”
国庆听了也直点头，说：“叔，没事时，你常过来坐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