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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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完麦子以后的一天，两个主任都下乡去了，社里又剩下国庆和马会计两人。早饭后，马会计趴在桌子上记账，钟国庆正翻出自己在查账期间记的笔记，一页一页饶有兴趣地在翻看。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忽然叮铃铃地响了起来。马会计拿起电话，听筒里立刻传来一个粗犷的男中音：“林主任在吗？我是县人民银行的姜振华。”
“姜股长，两个主任都不在，他们下乡去了，就我和国庆两个在。”
“那你让钟国庆接电话，有急事。”
国庆马上接过电话问道：“姜股长，我就是国庆，有啥事？你请讲。”
“国庆，你听着，人民银行总行社队财务管理处的董处长现在正在黄龙地区检查工作，明天下午就到龙城，人家指名要你汇报你们公社财务整顿的情况，尚行长让我通知你一下，让你好好准备一下，后天早上8点，来行里见我。”
放下电话，国庆陷入了茫然之中，怎么总行领导指名要我汇报？是我前次在凤凰岭给省人民银行的南副处长汇报的工作情况，引起了南副处长的好感，还是其中存在什么问题，引起了上头领导的重视？但不管如何，既然姜股长已经打来了电话，就只好准备了。好在财务整顿的具体情况都在他肚子里，他又将最近的一些统计数字收拾了一下，写了一页汇报提纲，到时候实事求是地汇报就行了。
当天下午，林主任就回来了，国庆给林主任汇报了姜股长的通知，林主任立刻说：“国庆，这可不是玩的，总行的处长要听汇报，可是大事，人家远远的从北京来，指名要你汇报，肯定是有特殊的意思，也许是黄龙地区银行的领导或是省行南副处长把你那次汇报的内容反映了上去了，引起了人家的重视。不管怎样，你得好好准备一下，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可得提前就想好了，汇报得成功不成功在其次，可千万不敢出了岔子。”
“行，林主任，我好好准备一下。”
给总行董处长的汇报是在县招待所的一个中型会议室里进行的，听汇报的人很多，地区人民银行的李副行长来了，财务管理科的马科长来了，县里的李副县长来了，县经营管理局的仇局长、国庆的堂舅也坐在那里，当然，县人民银行的尚行长和姜股长也一脸严肃地坐在国庆的对面。
当大家坐定以后，姜股长说：“总行董处长这次来我们龙城县检查农村社队财务管理工作，我们感到很荣幸，这是对我们的最大鞭策。董处长很忙，昨天下午，他一下车，就让我汇报了龙城县的财务管理工作，今天就再让我县向阳人民公社的财务辅导员钟国庆同志将他们公社是如何搞好社队财务管理的情况给董处长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做一汇报，不妥之处，请各位领导批评。”
姜股长的话讲完以后，他看了国庆一眼，示意国庆开始汇报。
国庆坐直了身子，平静地说：“我是1973年春天来到向阳公社搞财务管理工作的，近三年来，我在各位领导的关怀、指导和帮助下，从一个啥也不摸的农村青年，逐渐熟悉了本职业务，熟悉了群众工作，逐渐地与农村的干部们打成一片，从辅导生产队会计入手，渐渐深入到管理社队财务工作中去了。通过搞会计培训，然后搞财务清查整顿，使我们向阳人民公社近年来比较混乱的财务管理状况得到很大的改观，受到广大社员群众和各级领导的支持和表扬，在此我要首先感谢信用社和县人民银行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公社杨书记和韩主任的支持和指点。下面，我分三个问题，给各位领导汇报。请原谅，我没有来得及写书面材料，如有需要，汇报完了我再写。”
国庆抬头打量了一眼坐在正中间沙发上的董处长，董处长是湖北人，49岁，可是他的两鬓都有了白发，他虽然言语不多，但慈祥的脸上仍显示出一种高层领导人那种惯有的威严，他听了国庆的话，微笑着点了点头。国庆便接着汇报。他说：“我计划汇报三个问题：一，我对社队财务管理工作的认识。二，三年来在财管工作中的几点做法。三，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国庆从他第一次下乡检查财务工作说起，说到近年来生产队会计因缺乏正规系统地训练，缺乏制度观念，缺乏起码的规矩，从而出现了我行我素，自出心裁、各行其是的账务管理混乱的现象；说到他来到凤凰岭大队，发现会计和出纳、保管员账目余额不相符的轻况，说到上庄大队保管员与几个妇女为了缴欠款分粮食打嘴官司的情景；说到他深夜返回信用社时遇到那只饿狼的情形......一直说到公社党委书记杨伟秋接受了他和林主任俩的汇报，支持他大胆进行整顿，公社革委会韩主任在全公社大小队干部大会上讲话，下发了“向阳人民公社关于认真整顿社队财务的决定”的小布告；说到在凤凰岭大队淸财查账时的一个个生动而紧张的场面；特别是经过清理整顿以后，各村里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们提高了认识，任真执行“向阳人民公社关于加强财务管理的决定”，加强了民主理财工作，使全公社的财务管理工作正一天天走向正规的情况。他越说越有劲，越说越生动。一个个具体的事例，一串串数字，口若悬河，从他的嘴里自然而然的倾泻而来。
各位领导静静地听着国庆有声有色地汇报，不觉得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这时姜股长悄悄走到董处长面前与他耳语，只听到董处长说：“继续汇报吧，吃饭可以推迟一下。”
国庆一看这情形，便感到自己说的太啰嗦了，正在为耽误了领导们的吃饭时间感到抱歉时。董处长却说：“国庆同志，说说有关你个人的简单情况。”
“是，我的经历很简单，1949年生人，今年26岁，1968年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接受贫中农再教育，1971年入党，1973年春天到信用社工作。”
听了国庆的简历，董处长微笑着点了点头。
汇报结束，在招待所吃过午饭以后，董处长找来了尚行长和姜股长，直截了当地说：“我这次下来主要是搞调查，但是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发现好苗子，然后直接带回总行去。今天听了你们那个年轻人的汇报，真把我打动了，这个小伙子有思想，有魄力，也有文化基础，看他的身体也壮实，还是一个年轻的党员，我看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你们和他谈一下，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这次就让他跟着我直接回北京。”
从董处长那里出来，钟国庆的两位领导都有些激动，他们为国庆感到高兴。尚行长兴奋地说：“振华，国庆这娃这次可真幸运，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赶紧与他谈一下。”
国庆见姜股长又叫他谈话，便问：“是否人家董处长还需要书面汇报材料？”
姜股长满脸喜悦地说：“不是要材料，是要人，人家要调你到北京去工作，让我们来征求你的意见。”
听了姜股长的话，国庆立刻一愣，眉头一皱，过了半天才为难地说：“那怎么行呢，我一个农家子弟，单职工，一家人都住在偏僻的小山村里，两个老人的年龄都大了，两个孩子都还小，就我媳妇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她能照料得了这一家人吗？我怎么能丢下他们，到北京去呢？再说我觉得我就不是那种到大城市在领导身边工作的材料，我这号人就是在咱们基层干个具体工作，把我调到北京去，人地两生，远离乡亲，怎么能适应呢？到了那里我心里会不安的，心里不安定就肯定搞不好工作！姜股长，我从来没有这种好高骛远的想法，还是在咱这里好好干吧！说句官话，在哪里还不是一样为共产党工作，在哪里不是为人民服务？”
满心欢喜的姜股长看到国庆这幅样子，立即有几分失望。他说：“嗨！国庆，你看远一些嘛！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克服一下暂时困难，到那里坚持几年，对你的前途是很有好处的。”
国庆一听姜股长那一句“有得就有失”，“对你的前途是有好处的”，立即有些不解和生气，难道得到一个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就把我的一家老小和妻子都失去吗？我绝对不会那样做。此刻，他的面前立刻出现了一对老态龙钟的父母，出现了消瘦的妻子一个人在地里拔棉柴、出红薯、担着一担红薯，摇摇晃晃的情景，他想，北京那么遥远，鞭长莫及的，这可不是三天两后晌的的事情啊！再说，咱一个从山旮旯出来的山里娃，单枪匹马，离开家乡，离开周围的群众能干成什么事情？咱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北京哪里是咱一个山里娃待的地方？还是安安然然在家乡做一些具体工作，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才能心安理得一些。
想到这些，国庆下定了决心，他郑重地对姜股长说：“姜股长，我感谢领导的器重，感谢你们的一片好心，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去北京工作。让人家董处长重新选一个家在城市、一个双职工的人选吧，我确实不适合。”
董处长第二天就离开了龙城，据说在本省上党地区选了一个年轻人，直接回北京了，还听说，到了北京以后，那个被调去的年轻人，并没有马上上班，而是被送进中央财经大学去读书。直到听到这个消息时，国庆才有些后悔，他遗憾地说：“白白把一个免费上大学的机会给耽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