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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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出了大队部，摸黑向8队队长给社员派活儿的地方赶去，半路上就听见响亮的上工钟声正阵阵传来。此刻，石银虎像往日一样，一边抽着烟，一边在敲钟，当他看到国庆的身影，就喊道：“钟会计，有什么事，今天来的这么早？”
“我是想告诉你一下，这几天我在大队部办事，就不上地了，你若有要紧事可到大队部找我。”
这时，石银虎几步就来到国庆跟前，诡秘地小声说：“你是不是要查他们的帐？钟会计，我给你提供一点线索，你要查就查查这几年公社一共给我们拨了多少救济款，看他们是怎么发的，再一个，据说，大队还以从沟里抽水的名义，申请过水利款，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你可要好好查一查，我代表社员们先谢谢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查账？”
“是我猜的，这还不是迟早的事？我就不信，共产党就能让他们这些混蛋这么一直横行霸道？”
“好了，谢谢你的支持，还有什么线索，你随时告诉我，我会好好查的，让社员们放心好了。”
接着国庆赶到大队会计李宏基家里，让他马上通知各生产队会计到大队部开会。
李宏基来到大队部打开扩音器，在大喇叭上广播了在大队部召开各队会计会议的通知以后，便走到国庆跟前问道：“钟会计，今天召开会计会议，主要是什么事情？”
“是要查一查大队的账目，社员们怀疑一些大队干部的经济上有问题。我准备让各小队的会计来查，你要尽量给大家提供线索和方便，帮助大家尽快把所有的问题都查清。”
“要查几年的帐？”
“从今年开始，一年一年往前推，起码查到‘四清’那年再说。”国庆说完这话，看了李宏基一眼，发现他忽然变得脸色苍白，低头不语。便问道：“李会计，你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些问题？要有的话，请及早说明，免得将来不好看。”
沉默了片刻，李宏基抬起头，有些木讷地说：“钟会计，孙永春给过我500块钱，我知道那是公款，我一直很害怕。不过，就那一次。但那500块钱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老压在我的心头。除了那500块钱，我保证再也没有其它事了，你好好查吧。”
“李会计，从你刚才的话里，我能听得出来，你可能也是一时糊涂，没有坚持住原则，上了别人的当，你只要把这些问题说出来，纠正了，就行了，不要有压力。如果你保证除了那500钱，在没有其他问题，你就写一份检查，把钱退回来，我会向韩主任说明情况，妥善处理这个问题的。”
“钟会计，我相信你，你在凤凰岭查账的事，村里的社员们早就都听说了，听别人传说，你比县里的‘帐神仙’还厉害。会计账上有再大再难的问题，只要你一插手，就没有查不清的。你就让大家好好查吧，我保证配合好大家，除了这500块钱，我保证再也没有其它问题了。”
他们俩刚说到这里，各小队的会计就陆续进了门。大家一听到大清早就通知开会，就知道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来了以后，谁也不吭气，默默地等着国庆开言。
国庆简单给大家说明了将要开展的查账工作，交代了查账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必须遵守的保密纪律，然后将大伙分成两支队伍。四个较年轻会计，的组成一个外调组，负责调查一些需要弄清的问题，由比较稳重的五队会计李吉生牵头；剩下四个年龄较大的老会计留下，在大队会计李宏基配合下，查大队的会计账目。听了国庆的安排，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次查账的目的，但谁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立刻分头开始工作。
官村岭大队尽管有8个生产队，但却没有加工厂，也没有副业队，大队会计的账目很单纯，就是一本现金流水账和一本往来分户账。查账组的四个老会计，有人翻账本，有人翻单据，不到吃早饭时间，就看完了最近两年的账。国庆问他们：“发现了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收收支支，每一笔账目记载的都很清楚，并且连每一笔的收付金额和单据也核对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那就继续往前查吧，一直翻到1965年为止，1964年村里搞‘大四清’，那时查得很细，我们就不需要再查了。”
中午和下午连续查了两晌，到下午吃晚饭的时候，就把1965至1976年前半年共计11年零4个月的账目就全翻完了。还是没有查出一点问题，国庆觉得从账面上很难发现问题，关键在看账务的内外相符不相符，等去信用社对账的人回来再说吧。国庆就让大家回去吃饭，次日继续。
吃过晚饭回到大队部，国庆翻出那些账本，坐在灯下仔细翻了起来。他首先翻开分户账，看了看大队和公社信用社的存款往来账户，接着又翻了翻暂收账户。暂收账户里都是收一笔，付一笔，金额都是平衡的，所以余额一直为零，但有两笔水利局拨来的水利款引起了他的怀疑。其中一笔记得是“1975年8月，县水利局拨来水利配套款1000元”，接着就将这1000元存入信用社，记在存款的往来科目中。另一笔帐记得是“1974年5月，收县水利局拨来人畜吃水工程款2000元”，这2000元的余额一直保持了一年时间都没动。到了1975年的8月，忽然以购水利机械的名义将2000元全部支付，余额又成了零。国庆找到了这笔购水利机械的单据，仔细一看，是县农机公司开的，单据上公章和开票人的私章俱全。国庆拿着这张单据翻来覆去地看，这笔2000元的款项是用来购了一批水利机械，但这些水利机械现在在哪里呢，怎么没听大小队干部提起过呢？他觉得这张农机公司的发票写的有些笼统，有嫌疑，需要外调。但根据他的分析，这种类型的外调任务一般人是不好完成的，他觉得只有让公安特派员王国华去好一些。
晚上临睡觉时，国庆向王国华请求：“王特派员，有一件事，要搞外调，还想求你帮忙，你看你有时间吗？”
“外调什么东西，非要我去？”
国庆便给他详细谈了那笔2000元的水利机械款的单据，他说：“农机公司开的这张收入单据上只笼统地写了水利机械款2000元，但都是些什么机械，一个品名也没有，再说1975年8月买回的2000元的水利机械，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时间，现在这些东西在哪里？那可不是一件小东西！所以我怀疑这个单据是假的，需要你在农机公司的领导配合下才能查清，若其他人去，一是根本搬不动人家领导，二是开这张假单据是明显的犯罪行为，开单据的人能轻易承认？这会给我们的查账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王国华听了国庆的话直点头，说：“你怀疑的有道理，但我明天有两个材料要取证，不然你就和李桂花两人去取证，这种事情必须两个人去才行。我去配他们去外调。”
“行，咱们两个就换一下工，有人家李主任哩，我积极配合她。”
次日早晨，半早起了，才见王国华悠悠达达地从外面回来，国庆有些着急，便问他：“王特派员，你怎么没去，又有啥事了？”
王国华走到国庆跟前，先在他身上拍了一巴掌，悄悄地说：“我刚到外面打听了一圈，听说孙永春的小姨子就在县农机公司当出纳，看来你的怀疑有门。”说完，就推着他的自行车，与五队会计李吉生相跟着扬长而去。
王国华走后，昨天出去外调的几个会计来了。国庆便让他们赶快把外调的情况汇报一下。这几个人知道国庆对待事情的认真劲儿，所以，在给国庆汇报前，就做了一番认真准备。他们将从公社领救济款的情况列了一张表，从1965年到1976年底，年年都有，金额大都在800到1200元左右，11年时间共计是11200元。这些年水利局共拨给向阳公社官村岭大队水利工程等款3000元。负责查账的同志们立刻按照他们外调回来数字，一笔一笔在账上去进行核实。
国庆边听汇报边吃干粮，正要喝口开水时，李桂花来了。她笑着问道：“国庆，听老王说，让你今天和我一起去取证明材料？”
“是呀，姑，我把这几个人安置住，咱们马上就走。”国庆对李宏基说：“你原来说的那个问题，我已经查到了，今天你继续配合大伙仔细地查账，特别是把那些年不是你当会计的账目，也要详细查一查，有什么情况，等我回来再说。”
出了大队部的门，李桂花边走边悄悄给国庆谈了他们即将要去调查这两个材料的大致情况。原来是要国庆配合她去两个妇女家，让她们写出被大队书记孙永春欺负的证明材料。李桂华说：“据不少群众反映，大队支书孙永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多年来在村里欺男霸女，乱搞两性关系，而这两个被欺负妇女的情况又比较特殊，一个是本村‘地主分子’郭忠裕的儿媳妇杨翠华，她胆小怕事，怕人家事后报复，不敢说出实情；一个是现役军人的妻子郝爱英，她以为村里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怕这件丑事传出去坏了她的名声，所以可能不肯配合调查。所以，要取回这两个证明材料，会有很大困难。所以，咱们今天首先要打消她们的思想顾虑，必须让她们实话实说。”
“行，姑，这两个人的身份确实比较特殊，且又是单身女人，并且要问这样难以启齿的隐私事情，必须以你为主，我负责作好记录，你带了写证明材料的纸、笔和红色印泥了吗？”
“带上了，到了关键时候，你要见机行事，该说话的时候，你还是要说，有咱们两人在场，你怕什么？”
第一家是杨翠花家，就在大队部附近一个高大阔气的高门楼旁边的一个小土门里。路过那个高门楼时，国庆仔细打量了一眼，那是一座近代的古式建筑，石头刻花圆鼓式门墩，乌黑发亮的过门石，一尺多高的石头门槛，木雕的顶棚，砖雕的门框，笨重的木门扇足有两三寸厚，上面钉满了小馍般大小的圆铁钉子，让人一看，就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李桂花说：“这个高门大院里，当初住着这官村岭村最有钱的人家，解放以前，据说在西安、兰州都有商号，家里有400多亩好地，十几头大牲畜，二十几个长工和女佣。这家老地主叫郭吉福，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土改’那年被定为资本家地主成分，就在那年的‘土改’运动中，郭吉福被激愤的群众用乱棍子当场打死在批斗会上，接着这个高门大院也分给了四户贫农。咱们今天要去的这一家，就是郭吉福孙子的家。”
“郭吉福的孙子叫什么，咱们怎么没见过？”
“郭吉福的孙子叫郭贤斌，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在青山县一个中学里当教员。他的媳妇叫杨翠花，就是咱们今天要找的人。到了，就进这个小土门。这个院子是以前郭吉福家专门饲养牲口的一个偏院。”
“再往前走，隔壁那家呢？”
“隔壁那家是杨翠花公公家，也就是郭吉福的儿子郭忠裕家。”
“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说着，国庆跟随着李桂花进了杨翠花家的小土门。
院子不小，东西两边原有的两排喂牲口的厢房已被拆除，院子显得更加空旷，正北面有三孔高大的窑洞，窑洞的前脸儿是用砖砌起的。那是当年长工们的住所，看来要比一般窑洞要高，也宽大，门窗的用料和制作也很讲究。
他们俩进了大门，没走几步，对面右首第一个窑洞的门帘就被掀开了，走出来一个三十一二岁的妇女。她白白净净，高挑的个子，齐耳短发，瓜子脸，大眼睛。看见进院的是两个驻村干部，她脸上立刻泛起一层红晕，挺有礼貌的说：“李主任，你们快到屋里坐。”
进了窑门，右边是一个挺大的土炕，炕上铺着一条与炕一样大小的干净鲜艳蓝白相间的方格格“太平洋”床单，土炕内侧的窑壁上还有一个“小拐窑”，小拐窑“里面整齐地摞着四五副铺盖。土炕沿与对面墙壁有四尺宽的过道，挨着墙壁放着一张一尺多宽双抽屉的条桌，条桌上靠墙摆着一台滴答作响的“三五”牌座钟，座钟左边的墙上钉着一个用铁皮卷的圆筒。圆铁筒里插着一根鸡毛掸子，座钟右边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白色兰花的陶瓷笔筒，里面插着毛笔、钢笔还有铅笔。条桌右侧的墙上，钉着一个三尺长两尺宽的一个做工精致的深蓝色缎子面料绣着红花的“信插”，“信插”里插着几封信和一小卷鼓鼓的白纸。
条桌的两边各放着一把很讲究的太师椅子，李桂花和国庆一边一个坐了下来，杨翠花给他们两人面前各放下一杯冒着热气的花茶，也在条桌对面的炕沿上坐了下来。
李桂花笑嘻嘻地问道：“翠花，两个孩子呢？”
“都上学去了，李主任，你来要问什么事，你就问吧，不要拐弯抹角的，我这几天也听说了一些。”
“翠花，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和钟会计来是给你做主、为你出气的，我们会严格为你保密，不会在外面乱说的。你受了人家的欺负，还不敢声张，这些我们都知道，队里你那些姐妹和邻里都在为你打抱不平，零零碎碎也都说了一些。现在给你申冤的时候到了，你什么也不要怕，你就照实说，从头至尾，详细一些。”
不等李桂花说完，杨翠花就已经是满脸的泪水，李桂花的话勾起了她往日压在心底里的痛楚和心酸，她嘴唇颤抖着，抽泣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李桂花端起一杯茶水，塞到她手里，她用颤抖的手接住杯子，小小喝了一口，又瞅了李桂花和钟国庆一眼，情绪才渐渐平复下来。
那是1967年的夏天，在杨翠花和郭贤斌结婚的第三年，她的女儿有半岁的时候。一天深夜，她正在睡梦中，忽然觉得有人在怃弄她，一边在她脸上亲吻，一边在她身上乱摸一气，她惊醒以后，立刻大喊一声“救人呀！”但她的嘴立刻就被枕巾堵上了。这时她恐怖地睁大双眼，才看清了那人的面孔，竟然是大队的新任支书孙永春，他正光着身子骑在她身上，恶狠狠地说：“你宁宁的，不要乱动，你要敢再闹、再叫，我就掐死你！”
接着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把杨翠花压在身下，三下两下就撕烂了她的裤衩，终于把她强奸了。
事毕以后，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警告她说：“今后你要听我的话，我就会想法在各方面照顾你，任何人也不敢欺负你，你要是不听话，出去在外头胡说八道，我不仅要把你公公这个地主分子拉出去戴纸帽、游街，还要把你打成一个腐蚀革命干部的坏分子，罚你常年在村里扫街。”说着，他下了炕，从内面打开窑门的关子，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这时她才发现，孙永春是从她家窗户里钻进来的。
那天夜里，孙永春离开以后，杨翠花一直没有阖眼，悲愤和羞愧像一条毒蛇一样在缠绕着她。她打来一盆热水，一遍又一遍擦洗着自己的身体，但她知道，那个恶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是永远也洗不掉的。在痛苦和悲愤之余，她想到，将来这事如果万一传出去以后，她怎么面对自己的丈夫，在村子里怎么抬起头来走路？那些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却不明真相的人们，会怎么看待自己？她越想越可怕，立刻在家里找到一根麻绳，想去隔壁窑洞里把自己吊死算了。但当她一回头，看见炕上正在甜睡的女儿，想到自己丈夫郭贤斌那可爱可亲的样子时，她的心又软了。
第二天一大早，她敲开了公公的家门，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盘向婆婆公公托出。公公听了儿媳的诉说，看着儿媳那悲痛欲绝的样子，马上就要到公社去告那畜生。但翠花却拉住了他，说：“爹，昨天我已经想了一夜，我过来只是要你和我妈知道了这事以后，能帮着我防备着他就行了。咱就不要告了，人家是大队的头头，咱能告得倒人家？今后还要在人家手下活人，那可怎么活呀，他万一真的要把你拉出去游街批斗，我怎能对得起咱全家老小，如果那恶棍再找其他借口，继续加害咱们一家，那我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婆婆低头淌着眼泪，听了媳妇的话，她一边抽泣着一边对老头说：“他爸，翠花说得对着哩？咬碎牙也要忍下这口气，难道你一个男子汉还没有我们两个婆娘想得开？”转过脸，她擦了一把老脸上的泪水，安慰媳妇：“翠花，你是清白的，我们都知道，你就不是那种轻浮的人，对于这件事，今后咱都不要再提了。等贤斌回来，我会给他说清楚，他是文化人，难道他不明白事理。”
当天，翠花的公公郭忠裕就找来铁匠，在翠花的窗户上钉上几根结实的铁条，在窑门后面加了一根腰杠。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此事。她想，他要再敢欺负她，就和他拼了。
自那以后，孙永春再也没有来过翠花家里，在路上见了翠花的面，就迈过脸走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情，时间一久，这事还是被传出去了。不过当人们在背地里说到这事的时候，没有人怀疑杨翠花的人品，人们骂的都是孙永春这个畜生，因为孙永春在村里，欺负过的妇女，也不是杨翠花一个。
杨翠花一口气说完了这一切，觉得肚子里立刻就轻松了，她给李桂花和国庆的杯子里续上水，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这时李桂花问了一句：“你那个撕烂了的裤衩扔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那裤衩上沾上他的东西，实在是脏死了，我又怕被人看见，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就用一张报纸把它包起来，塞进我家茅厦（有屋顶的茅房）的一个墙缝里去了。”
“现在还在吗？”
“哎呀，这都过去10年了，我再也没去看过。”
“唉！咱俩现在就去看看。”说着，李桂花拉着杨翠花来到院子西南角的一个有屋顶的茅房里。李桂花在茅厦里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时，杨翠花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用力在一处稍稍隆起的泥巴上捅了几下，那泥巴便掉了下来，露出一个拳头大的窟窿，杨翠花脚尖一蹬，就从窟窿里抽出一个纸包，展开纸包一看，竟然是一条被撕烂的女人内裤。
李桂花说：“翠花，来，你把它包好，交给我，这可是一个铁证。”说着，又找了一张报纸，把那个纸包又包了一层，然后塞进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包里。
回到屋子里，李桂花对杨翠花说：“翠花，对这样的恶棍，就是要坚决地和他斗，千万不能心软，你若软了，他就还会来欺负你。你放心，有党和政府给你做主，他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现在你给我们写份证明材料，我们在给他定案时要用。”
一听说要写证明材料，翠华立即就作难了。她说：“我又不会写，再说那些难听的话，我怎能写得出来，我给你说了那么多还不行？”
这时，国庆瞅了李桂花一眼，说：“姑，要不然这样，让她把我刚才记录的东西看上一遍，要觉得我记得属实的话，可在下边签上她的名字就行了。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就是这样，询问人是你，记录人是我，咱们俩也都签上名字。”
李桂花也见过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便说：“也行吧，翠花，你把钟会计刚才记录的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然后签上你的名字就行了。”
杨翠花立即从国庆手里接过那两页密密麻麻地记录，从头看起来，看着看着又抽泣起来。最后，她擦干了脸上的泪水，按照国庆说的，在记录上签下了：以上两页记录都是我本人口述，是钟国庆记录的。口述人：杨翠花。1976年4月20日。
他们要见的第二个女人，名叫郝爱英，是本村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30岁左右，中等个子，圆脸，剪发头，一脸娃娃相。与她的谈话是在李桂花的住处进行的，李桂华说，学校里人多嘴杂，不便于问话，再说郝爱英是个军属，她的爱人正在部队里服现役，我们有义务为她保密。
当郝爱英一走进李桂花住的屋子，摇头晃脑的往那里一坐，国庆就看出她有些轻浮、天真和幼稚。她原以为孙永春糟蹋她的事，只要她不说出去，就谁也不会知道，只要自己不搭理他，他就不会来找她了。如果把这事说给工作队，那还不一传十，十传百，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所以，当李桂花一提到这件事，她就一口咬定，说那都是完全没有的事情。她振振有词地说：“我早就听人说过，孙永春是个恶棍、流氓，在村里欺负了不少妇女。但他还不敢打我郝爱英的主意。他不看我是谁？”
国庆一听她那口气，心里就想，既然人家受害人都说没有那事，咱还操那闲心干啥。再说，这种事情，民不告，官不究，他合起了记录本。但李桂花却丝毫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她瞅了瞅郝爱英的脸说：“爱英，你还年轻，后边的路还长着哩，我们是听到村里有人给我们反映，说孙永春欺负了不少妇女，还欺负了军人家属，我们就很生气，我们原来是抱着为你出气，为了保护你，今后不让任何人敢欺负你的目的来找你谈这事的，既然你说人家没有欺负你，那我们就放心了，不过你要考虑好，如果是真有这事，你却这样软弱，不敢揭发他，那他今后还来不来找你？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无风不起浪，麻雀飞过去都个影儿，群众中既然有这种反映，但你却咬死说没有，大家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你？当然，不管有没有这事，我们出去都不会乱说的。”
郝爱英听完李桂花的话，立即不说话了，她开始有些坐卧不安起来，能看得出，她心里正在激烈地斗争：是呀，如果他见我不敢向工作队提说这事，他肯定是以为我怕他，今后继续再来纠缠可怎么办呢？次数一多，时间一长，别人还能认为是他欺负了我吗？那不就是通奸吗？再说，假如那天晚上万一有人看见了，我要不承认有这事的话，那人家会怎么说我呢？
沉默了好久，她突然问道：“事情已过去了，他要不承认怎么办呢，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学校那么多人，真的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吗？你再好好想一想。”李桂花启发她。
“可能有，第一次是在学校，那天晚上学校开会，我回家迟了，我正在我办公室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他却突然就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拉灭了电灯，我在惊慌之中大声骂他，和他厮打起来，但我终究不是他的对手，让他得手了。他匆匆离开后，我边哭着边走出我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我们校长就站在厕所的门口，正朝这边看。”
“后来还有过吗？”
“第二次是在我家里，那天晚上我公公和婆婆都串门去了，我正在家里看书，他突然进了门，就抱起我往炕上拉，我趁机在他裤裆里狠狠抓了一把，他疼得立即蹲在地上大叫起来，过了一会，站起身来就顺门跑了。”
李桂花这时笑着说：“那这次没有得逞！”
“没有，本来我就不想说这些丑事，叫别人听了笑话。”
“行了，你把这些情况写个证明材料，就行了，剩下的事，我们办。”
“李主任，你们这次能把他法办了吗，要是打不住狐狸，白让我落了一身骚，我可不写这个。”
“爱英，请你相信我们，你只要实事求是地写就行，我们还会去找你们校长，我想他也会主持公道的。”
既然把这些情况都说出来了，郝爱英也就下了决心，她趴在桌子上一会儿就写了密密麻麻的一页纸。国庆接过来看了看，说：“可以，签上你的名子，再按一个手印。”
学校刘双贵校长是个谨慎怕事的老实人，他听清了李桂花和国庆的来意，就立即说：“郝爱英受人欺负的事儿属实，那天晚上我听见爱英在她房间里破口大骂，我就赶紧跑了出来，一听是支书在里边，心里就有些害怕，便走到厕所跟前悄悄地听着，不一会，就看见孙永春从郝爱英的宿舍里走了出来，大摇大摆地走了。接着，郝爱英也抽泣着走了出来。到了第二天，郝爱英再没有提说这事，我也就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再问，事请就这样过去了。是我不好，我当时因为胆小怕事，没有负起责任，保护好爱英，事后也没有再敢问这事。既然现在说起了这件事，我完全可以出个证明。”说着立即写了一页证明，与郝爱英说的没有出入。
国庆配合李桂花取完了这些证明材料以后，便回到大队部，他要收罗一下大家的查账情况，看看究竟有多大问题。
查账组的几个老会计早就把账查完了，4队的老会计张一鸣汇报了他们查账的情况：“我们查了这11年的帐，发现了三个问题，1、大队账上反映，1974年8月，县水利局拨来水利配套款1000元，接着就将这1000元存入信用社。但据外调组从信用社调查会来的情况说明，信用社账上并没有存入过这1000块钱，并且县水利局证明这1000块钱，是孙永春以找熟人到街上买配件为名，在水利局提了现金。看来这1000块钱有问题，需要和经办人孙永春具体落实。同时，查账还发现1975年5月，收县水利局拨来人畜吃水工程款2000元，记在大队分户账的暂收科目里，1975年8月以从县农机公司购水利机械为名，又从暂收科目里支出了2000元，但我们询问了许多人，并没有人见过什么价值2000元的水利机械，看来，这2000元也有问题，应该继续外调；3、从1965年到1975年底，年年都有从公社领回的救济款，金额大都在800到1200元左右，11年时间共计是11200元。支付这些救济款时，每一笔单据下面都有具体的花名单，每户每次也就是20到30元左右，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是有些户根本就不应该享受救济，而享受了。大致就是这些问题，大家看还有什么？”
外调组的会计们说，李吉生和王特派员到县里去外调了，等他们回来，才能弄清楚。
国庆听了大家的汇报很高兴，他说：“大家查得很认真，很细致，大问题基本查清了，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吧。李会计你等一下，咱们再说个事情。”
小队会计们走了以后，国庆立即与大队会计李宏基谈了他的问题：“李会计，你那500块钱是不是在支付那2000块钱的时候孙永春给你的？”
“是啊！他知道他要在账上支付那2000块钱，就必须通过我，他就悄悄对我说：‘这几年，我为大队办事花了不少冤枉钱，有谁管？所以咱俩想法把这2000块钱支出来，你悄悄走了帐就行了，另外还有1000块钱，已经给人家送了礼了，暂时也不好处理，你就说把那1000块钱存到信用社里去了。’我说：‘那不行，和信用社一对帐，就对出来了。’但他说：‘要对账还不是你对？你不说，他谁知道？’就这样，一共3000元水利拨款，他给了我500元，他花了2500元。我明天就把那500元送来。”
当天晚上，王国华和李吉生从县里外调回来了。当他听了国庆说起那两个被欺负妇女的事，立刻激动地说：“孙永春这坏怂，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却是一个大流氓，大无赖，叫他在这大队当头儿，真是羞了共产党的先人了，依靠他在这里带领群众大干苦干，改变落后面貌，才是白日做梦！”说着从他的挎包里取出一沓材料，扔在国庆面前说：“你看看这些，才生气哩！这家伙和他小姨子勾结在一起干了多少坏事啊？你说的那个2000元购买水利机械的单据，纯属捏造，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你看，他还以大队名义开了两张收据，一张是给农机公司拉沙款800元，一张是收到农机公司拨付给官村岭大队机播耧修理款300元，这两张收据上面盖着大队的公章和孙永春的私章，这1100元，是他小姨子贪污了，孙永春只是给她搞贪污提供了方便。”
“我发现李主任那人爱憎分明，办事还真有两下，也许因为都是女人的原因，她不仅同情她俩，她的问话也能问到点子上，她简直摸透了受害人的心理。要叫我去办这样的案子，恐怕根本不如她。”
王国华听了这话，沉默了片刻，带着几分同情的神情说：“你怎知道她心里的苦啊？，李桂花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她能不摸受害人的心理？她原先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她娘家是咱公社金疙瘩大队的，她作风泼辣，性格开朗，1958年大跃进时，就在咱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演过几天节目，后来嫁到李家营公社汪家庄大队，女婿在部队上，还是一个排长。她先是当了汪家庄的妇女主任，后来由于工作出色，又被调到公社，当了李家营公社的妇女主任。就在当了公社妇女主任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公社的一个副书记到她的宿舍想占她的便宜，但当她发现那家伙的图谋以后，一点也不慌张，迎面就给了他两个大嘴巴，她一边大声喊叫、痛骂，一边用茶杯向那个家伙的头上砸去，结果那个副书记不但没沾上便宜，脸上还被划破一条口子，贴了好长时间的纱布，从那以后，她厉害的名声传出去了，再没有人敢纠缠过她。出了那事以后，她就要求调到离他娘家较近的向阳公社里来。听说她的男人后来也从部队上转业，被安排在咱省北部山区的一个兵工厂工作，至今，夫妻俩还是分居两地，她也苦呀!”
“那她怎么不想法调到她男人身边去工作呀？”
“像她这样分居两地夫妻多着哩，这些人就像牛郎织女，常年过着和尚、姑姑一样的单身生活，你能把他们都调到一起？我当过兵，受过这个洋罪，部队上那么多当兵的，他们谁没有家庭，谁没有老婆？”
“啧啧啧！你说得对，我一个老同学就在内蒙当兵，他经常给我来信，我也挺同情他们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我今天晚上得给他写一封信，安慰安慰他。”
那天晚上，等其他同志都睡觉去了，国庆坐在灯下，给他的老同学石志强又写了一封信。
志强同学：
你好，大概有半年了都没有给你写信了吧？一方面是我懒，一方面是太忙了，去年在我们公社的凤凰岭大队查了几个月的会计账，真把人忙的焦头烂额，不过总算没有白费力，查处了几个贪污犯，给社员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给大伙出了气，也纯洁了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尽管累得很，但我们的心里是欣慰的。最近，公社又把我抽到公社下乡驻村工作队，正在整顿一个老大难大队。就这里的情况来看，还是大队的个别领导有问题，我们正在调查处理，不日就会有结果的。
你最近给家里去过信吗？大伯的身体怎样，良仙和孩子的身体也好吧，我好长时间了，也没去看他们，等忙过了这几天，我和李贞俩一定去看看他们，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
你入伍6年了吧，部队生活也习惯了，这几年，我国和‘苏修’的关系好像也缓和了，战备抓得也不太紧了吧？
这段时间，我也很少能回家去，父母都已上了年纪，母亲患高血压，每天能做两顿饭就不错了。李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每天除了教学，还要喂猪，凑早晚时间打猪草，家里的茅粪也要靠她担着往自留地里送，真是难为她了。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人到中年》，是达式常和潘虹俩演的，那是反映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可是我们何尝不是那样啊，咱们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心神疲惫的时候，所以我们只好咬紧牙关，去面对这一切困难。
就写这些吧，下次回信，你就直接寄到龙城县向阳人民公社官村岭大队驻村工作队就行了。
致以革命敬礼
老同学：钟国庆
1976.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