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7年的春天来了。它像一个朝气蓬勃、英气焕发的小伙子,迈着轻盈的步伐,嘴里打着口哨,唱着跳着,抡着胳膊,风流倜傥地来到了龙城大地。
大文豪朱自清曾经以一个文学家的笔触,把春天描绘得那么生动感人: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可是,1977年的春天却不同于以往的那些春天。每天清晨,从那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上或在宇宙间频频震荡着的无线电波里,不断地给人们送来一条条崭新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似乎每一天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出现在眼前的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春天,钟国庆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他曾在那里工作了四年的向阳人民公社信用社,告别了朝夕相处领导和同志们,被调到到龙城县人民银行社队财务管理股上班了。来到这里,他虽然仍是一名普通的小干事,但却转了正,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吃国家供应粮的正式职工,算是上了一个新台阶,不再是那个连供销社的营业员也看不起的信用社临时工了。
人民银行社队财务管理股是负责管理全县生产队的会计辅导和财务管理工作的。股里共有两位股长,四名干事。股长姓姜名振华,副股长姓宁名向前。两位股长各自有一间单独的宿舍兼办公室,剩下他们四各干事,办公和睡觉则都在一座三间大的瓦房子里。名叫阎守纪的老同志住在套间里面,他已年近五十,还是个老病号,他套间里的窗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瓶子和药袋子。在公社供销社当会计的妻子经常会趁回县里报表的时机,与他共同在套间里住上几天,料理一下他的生活。剩下的三个年轻人住在套间外面的两间大厅里,沿着大厅的三面墙壁,摆了三张木床,每张床前摆着一张办公桌,每两张床之间夹着一个木制的公文柜。钟国庆最年轻,两个伙伴的年龄相对来说要大一些,一个三十二三岁,名叫古振岗;另一个刚满三十岁,名叫吴润生,都是不久前从基层信用社调回来的。
瓦房门口右侧门边雪白的墙壁上竖挂着一个长方形的一拃宽两拃长的白底黑字的小木牌子,上面方方正正的写着几个俊秀的仿宋体美术字:社队财务管理股。
这三间瓦房同它左右的瓦房连在一起,共有十二间,坐南朝北,一字摆开。这一长溜瓦房里还住着农金股、信贷股、储蓄股、人事股等。
瓦房门前是一个足有二亩多大、呈长方形的院子。瓦房的正对面,同样是一排高矮宽窄一样的瓦房,分别住着会计出纳股、行政办公室、行长、副行长、书记的办公室和银行的大金库。院子的东面,是一排五间相对高大宽敞的瓦房,那是银行对外办公的营业大厅,在院子西面,与营业厅遥遥相对的也是五间同样大小的瓦房,那是银行的大会议室。
人民银行除了在县城里这个规模不大的首脑机关——县支行以外,在基层六个较大的乡镇和三个军工企业的驻地还设了九个银行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按区域划分,分别管辖着大小二十个农村信用社。人民银行和全县的20个信用社共有200多名干部、职工。银行基层办事处和信用社的同志们,时常要回到县支行开会、请示工作或办理其他业务手续。所以,这个银行大院里,总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显得紧张而繁忙。
人民银行的大门外是一条二十米宽的平整的柏油马路,过了马路,就是龙城县人民大礼堂。大礼堂气势雄伟,富丽堂皇,上下两层设有两千多个座位,平日里除了县里召开一些大型的会议以外,晚间经常有本县的蒲剧团或外地各种各样演出团体轮番在里边演出。每当夜幕降临,礼堂外面的高音喇叭将舞台上那铿锵有力、婉转悠扬的旋律洒向夜空,给本来就喧闹的小县城增添了别样的欢乐。
大礼堂对门的人民银行大院里的人们看电影看戏非常方便,只要有好戏好电影上演,人们就在晚饭后三五成群地厮跟着到大礼堂去观看。连门房的门卫张守义老汉也要在正戏开了以后,让老婆盯着门,然后在收票人的默许下,溜进去看个不掏钱的“把把戏”。不过,张守义老汉说是看戏,倒不如说是为了消磨时光或者说是凑热闹,他走进大礼堂,坐下不到五分钟,就低着脑袋开始打呼噜,呼噜声都能压倒舞台上的乐器声,嘴里的哈喇子流了有半尺长,往往是戏演完了,他也睡醒了。第二天如果有人问他:昨晚的戏演得如何?他便会眉飞色舞地给你描绘一番:呵!昨晚的戏,演得可好哩,那红花脸和黑花脸,一个拿着大刀,一个舞者长矛,满台子追着跑,打得可热闹哩!或者撇着嘴摇摆着他那颗光头蛮有深情地说:啧啧!那老旦唱得真好,哭得可伤心了!
会计股的老股长董万庆是人们公认的戏迷,他对地区蒲剧团的名角阎逢春和王秀兰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描绘起他们的演技和唱腔来,有声有色,头头是道,还会学着他们的动作、神情,立马给你表演一番或唱上几句。好像他们都是他自家亲戚,根本不准人们稍微贬地低他们。在支行的大院里,只要看见大家在一起说戏,他便会立即凑到跟前,满脸笑容地听着大家如何赞美他心中偶像,等大家说到精彩处,他便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直往人们的手里塞。支行里的一些老同志早就了解了董股长的这个习惯,有时便故意逗他,一见到他走到跟前,便将话锋一转,说起阎逢春或王秀兰的这个不是或那个不足,故意贬低他们。这时董股长不仅不给你发好烟,而马上拉下脸,撇着嘴,“呸”“呸”“呸”地朝人们吐着口水,然后拂袖而去。
每天的早、午、晚三顿饭的时光,是大院里最热闹的时候。那个年代,支行能带家属的双职工寥寥无几,大部分是吃住都在银行大院的单身职工。每到吃饭的时候,灶房门前的空地上,密密麻麻蹲了一片人,大家很自然地围成几个小圈子,边吃饭边无边无际地聊天。人们谈天说地,拉东道西,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天上地下、山南海北,无所不聊,无所不议。如果昨天晚上刚看了一出好戏,议论的中心自然就是评论剧情、品评演员。办公室那个擅长舞文弄墨的李士群总是从剧情和唱腔设计、台词的编写方面发表自己独到的到见解,往往令人佩服。大部分人则是对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架势、嗓子的好坏和武功的优劣,发表各自的高见。时常有人因为见解的分歧,与人激烈地争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有人议论起昨天的电视或报纸上发表的重要新闻,那么饭场的议论中心就变成了一场新闻评论,大家便争相发表自己的高见,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怒发冲冠;如果有人带头说了一个逗人的笑话,人们便会你一个我一个争先恐后地抢着讲,把人逗得吃不成饭。有一天支行行政办公室的通信员小崔,在早饭的饭场上,竟闹了一个笑话,笑得国庆肚子痛。那天小崔打好了饭,刚一蹲下,就神秘兮兮地给大家报告了一个新闻,说:“我昨天从《参考消息》上看了一条新闻,‘苏修’(即对苏联的贬称)最近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叫做‘矛头针’,那‘矛头针’可厉害了,只要人家把开关一开,‘矛头针’就会立即发射出来。那家伙!立刻飞得满天都是,把太阳都遮住了,谁能逃过它的打击?哎呀!那‘矛头针’恐怕比原子弹都厉害得多了!”他边说边带着动作比划着,说得好像他亲眼见过那种壮观的场面一样。大家听了,都觉得奇怪,谁也没听说过“矛头针”这种新式武器,李士群问他:“那张《参考消息》在哪里?我昨天也看了嘛,怎么就没有发现你说的这种武器?”小崔为了证明自己的话,立即放下饭碗,跑到他的办公室取来那张报纸。李士群接过报纸,按照小崔的指点,很快找到那条消息,一看就笑了,他给大家念道:“......苏联的矛头针对中国......”,这句很平常的话并不像小崔说得那么邪乎,人们这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小崔在读到这条消息时,弄错了标点,竟把这句话念成了“苏联的矛头针,对中国”了。没等李士群放下报纸,人们已经恍然大悟,饭场上立刻爆发出一片哄笑, 国庆不敢笑话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崔,只好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端着饭碗跑开了。
国庆初来乍到,年龄也小,觉得自己在人多的场合没有发表议论的资格。到了饭场上,就蹲在人群里,笑嘻嘻地一边低头吃饭,一边奓开耳朵,倾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高谈阔论。时间一长,他不仅听到了许多笑话和故事,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些渐渐认识和了解了许多老同志,觉得他们的阅历丰富、经验老道,工作能力忒强,暗地里向他们学习。
这些老同志,有人算盘打得好,有人文章写得好,即使有的人没有什么特长,但他们在多年来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令他羡慕,总之他对这些老前辈、老同志充满了敬重之情。
伙房的司务长名叫原世忠,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剃了一个光头,每天的饭场上,他总是处于人们的中心地位,是一个活跃人物。平日间,他的脸上总是一副严肃的神情,但一开口说话却幽默、风趣。他是行里总务处的负责人,同时还兼着伙房的司务长。按规定他应和炊事员享受一样的待遇,每月从工资中扣除9元钱伙食费,然后在灶房拣好的吃。但他却从来不利用这个特权,不肯搞特殊,总是和同志们一样,端着两只碗蹲在饭场上,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但他就是有一样不好,对公家的东西抠得太紧。人们到总务处领取生活用品或办公用具,如一本稿纸两根圆珠笔,或是两把笤帚,一个簸箕。他总是抠抠索索,从来就没有痛痛快快地给过人。特别奇怪的是,每逢晚上突然停电以后,人们便找不见他了。有人奇怪地说:“刚才还听见他在院子里说话嘛,怎么电一停就突然不见了踪影了?”
其实此刻他正悄悄地躺在宿舍的床上,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出。你就是把他的门敲破,他也不会吭一声。后来有人发现了他这个秘密,就在背地里悄悄问他:一枝腊烛能值多少钱,看把你吓的,竟然藏起来了。但他一本正经地说:晚上睡觉,又不办公,每回停电的时间又不太长,坚持一会儿,克服一下就过去了。你一根我一根地领蜡烛,刚点上一会儿电就来了,蜡烛吹灭后,到处乱扔,全行要浪费多少?听了这些,国庆立刻对这个大个子老原平添了几分敬意。
支行的大金库里,住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守库员,一个叫武远生,一个叫文四喜。金库设在一个四面高墙的小院子里。小院子高高的砖墙上,按着一道结实的铁门,院子里养着一条像牛犊子一样的大狼狗,名叫“虎儿”。成年四季,他们俩以“虎儿”为伴,守护者那块狭小的金库。白天他们在出纳处上班,到了晚间,便回到小院里,哪里也不能去。一切娱乐活动,如看电影看戏则与他们无缘。俩人中间若是有一个人有急事要请假,必须提前经行领导同意,然后从大院里找来一个可靠人员顶替,才能离开。他们把那“虎儿”侍候得很周到,调教得很驯顺。每天开饭时,他们到厨房给它端剩饭,还经常到食品公司买肉和骨头犒劳它。有时,在大伙吃饭时,他们把“虎儿”带到饭场上,一边喂它,一边让它表演一些节目。“虎儿”让人宠的很骄傲很得意,但它很聪明能干,它能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走路或者在地上匍匐爬行。有人给它扔过去一块发糕,叫一声:虎儿,看看你的鸡鸡!它便立即往地上一躺,四腿朝天,让你看个清楚。它对两个主人特别忠诚,只要它在场,你可千万不要随意动那两个年轻的守库员,那怕是一指头也不行。有一次,有人开玩笑在文四喜的肩膀上拍了一把,虎儿就“忽”地一下窜上来,两条前腿趴到那人肩膀上,可把大家给吓坏了。不过虎儿从来没有在大院里咬过人,它很有灵性,时常在傍晚时独自小跑着在大院里撒欢儿,遇到熟人,它会一声不吭,唰唰跑过你的身边,若是在院里遇到陌生人,它就会立刻窜过去,围着他“汪汪汪”地叫个不停,除非有本院的人,走出来大喊一声:虎儿,别叫了,连客人都不认识了?它便会立刻摇着尾巴,似乎有点歉意地唰唰地跑开去。
出纳股有一个女同志,名叫任西莲,已经五十多岁了。她从二十岁进人民银行,一直在出纳岗位上班。三十多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知多少次被评为模范、标兵,但她一直是一个普通的出纳员。出纳股长换了一茬又一茬,谁来她就听谁的。凡是当过她领导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说她好。有一次她听见几个年轻人开玩笑时说了一句电影上日本人侮辱妇女的话“塞姑塞姑”,就觉得很奇怪,便一本正经地问旁人:“塞姑塞姑”是什么意思?别人不好给她解释,便说:“塞姑塞姑”就是批评批评的意思,她便记住了。几天以后,银行全体职工在会议室开会,任西莲因有事迟到了一会,等她一进门,便有人问她:西莲,你今天迟到了,该怎么处罚?她则一本正经地说:还处罚什么?大家“塞姑塞姑”我就行了!她的话一出口,大家哗地一声大笑起来,她却还愣愣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银行工会副主席张旭天以前曾是出纳股一个老股长。五十年代,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在人民银行的出纳股当出纳员。 有一次行长到库房查库,发现库存现金短少了500元钱,作为出纳员张旭天,却怎么也说不清短款的原因,吓得光知道哭。前去查库的李行长拿着手电筒,找了半天,才在一个大保险柜后边的旮旯里找见了那一捆钱,整整500元,张旭天破涕为笑,说是前一天下班时收款比较多,加上停电,点了一根蜡烛,就没看见掉下去一捆。但李行长却没有轻易放过这件事。第二天上班前让张旭天在全行职工大会上作了一次检查。那天,大家一听说张旭天要在大会上作检查,都很奇怪:这个老实疙瘩能犯下什么错误?人们坐在会场里,个个神情严肃,沉着脸,悄悄地等着他的出现。这时张旭天红着脸,低着头,紧张而羞涩地迈着碎步,从门口走了进来,一步一步款款走到主席台前,吭哧吭哧了半天,嘴里才崩出一句:“同志们,大家狠狠批评我吧!我昨天犯了一个伟大的错误!”
“哈哈哈!”“哈哈哈!”在场的人们都被他的开场白逗笑了。这时,坐在他跟前的人悄悄对他说了一句话,他马上醒悟过来,又抬起头来赶快纠正:“不伟大、不伟大!是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大家反而笑得更厉害了。打那天以后,张旭天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天真和调皮的神情,忽然变得沉默了,干什么都是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仅再没犯过类似的错误,后来在全行的点钞比赛中多次获得了冠军,还当了多年的出纳股长,后来当了县人民银行的工会副主席,主席是行长兼着呢!
人民银行里的职工,大都是建国初期银行成立时的老同志。到了近几年,他们相继到了退休年龄,许多岗位青黄不接。这时支行领导便从基层信用社抽调上来一些年轻人补充和充实到员工队伍中。全县二十个信用社的职工大部分是从农村里来的,有许多都还是临时工。这些人年轻力壮,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凡是能被支行看上、抽调回来的大都是能踢能咬的利索手。像国庆所在的财务管理股的三个年轻人,出纳股负责守库的文四喜、武远生,农村金融股的崔健强,还有会计股的申有福。这些三十岁左右、富有朝气的年轻人的到来,给人民银行的大院里带来了活泼、向上、充满朝气的新鲜气息。每天清晨,当人们尚在睡梦之中,这些年轻人就早早起了床,在大院里活跃了起来。院子里撑着一幅标准的羽毛球网子,每次可以有二到四人打羽毛球,暂时挨不上打球的,有的蹲在那里翻阅着报纸,还有的人手里夹着点钞纸在练习点钞,有的人则趴在凳子上苦练打算盘的硬功夫。大院里这种团结紧张,温馨、祥和的气氛让国庆感到鼓舞和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