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虽然不是第一次远离家门到外地去,但这次一去就是半年时间,他心里确实有些顾虑。两个老人身体倒还算健康,生活尚能自理,但毕竟都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吃喝住行、感冒发热怎能不叫人操心?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妻子李贞,除了在学校教学,还要种好自家的2亩自留地,做好一天三顿饭,真是难为她了。当李贞听说国庆将要远离家乡,到两千多里以外的山东学习半年时间,心里也着实发愁:辛苦劳累倒也罢了,万一有个大事,山东那么远,她和谁去商量?立刻感到自己形单力薄,有几分凄凉。但这是国庆的工作,她又如何能去阻挡?
正月二十早上7点多钟,国庆提着一个不大的帆布提兜,装着几件换洗的衣裳和学习用具,在龙城火车站登上了去省城平阳的列车,当晚在平阳火车站又倒了一趟直达山东济南市的火车。经过一夜一天的颠簸,终于来到了从来没有到过、觉得异常遥远的济南市。动身以前,他就考虑过,这次路途遥远,要连续乘车20多个小时,所以按照郭校长的吩咐,提前就买了个上铺,一上车他就倒在高高的卧铺上,准备享受一下这种高级待遇。他向四周瞅了一眼,满目都是一些不相识的南来北往的旅客,也没人与他说话,不一会儿就朦朦胧胧的进入了么梦乡。
直到第二天上午,明晃晃的阳光从车窗外面射进来,他才被颠簸的列车惊醒。这时他感到有些饿了,他来到车厢的盥洗间,匆匆洗了一把脸,从提兜里拿出妻子在临走时给他带的黄蜡蜡的饦饦吃了起来。边吃边想这次他只身一人远行千里,来到异地他乡参加学习,觉得有一种微微的压力。他眯缝起眼睛,边吃边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细细地考虑了一番,觉得这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大的转折,千万不可马虎。这样的学习机会不多,可不敢荒废了时间,辜负了领导的希望和家人为自己所做出的牺牲啊!
到了学校,办完了报到手续,刚刚安顿好住处,他就立即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硬皮笔记本和钢笔,按照在火车上就想好的计划,要把这半年的学习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他决定每天晚上临睡觉前,都要记一篇。他记得很详尽,当学习班结束时,他已经记了厚厚一本。在这里,不妨选出几篇,让我们领略一番他的学习生活。
1981年2月26日 天气晴好
昨天走出济南火车站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初春的阳光斜射下来,周身都感到暖洋洋的。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尽管是睡在卧铺上,浑身上下还是异常的疲乏。
在平阳和郭校长分别时,郭校长曾非常关心的嘱咐我:“这次,去山东学习,时间长,离家远,生活习惯不同,学习任务也不轻,所以一定要在各方面都注意一些。路途遥远,乘车时间太长,能买个卧铺票提前买上,这个能报销。来去就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我手里提着提包,肩上背着一个小挎包,匆匆走出济南火车站时,已经是饥肠辘辘了。在车站广场上的一家小饭馆里,花了3毛钱,半斤全国粮票,买了5个冒着热气的韭菜包子,边吃边打听,才坐上了直达黄台北路的18路公交车。
山东银行学校在济南市的东郊,是18路公交汽车的终点站。公交车停停走走,一直走了多半个小时,才到了银行学校。来到黄台北路20号的学校大门口时已是傍晚时分,在校门口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完了报到手续,被人带领着,在一间极其普通的瓦房里住了下来。房间里有三张床,已经住进了两个人,一个是河南省银行学校教农村金融课的年轻教师,才23岁,叫海富平,他一米八的个子,黑里透红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挺热情,他帮着我收拾好床铺。看来他早料到自己是这屋里最年轻的,所以来了以后,就自动睡在门口的那个床铺上,我一看,就挺感动;另一个是广西省农行干校的教员,与我同岁,叫李玉刚,个子不高,瘦肖黝黑的脸膛,一说三笑,挺随和。
吃晚饭时,我与小海和老李三人相跟着,每人手里捏着两只搪瓷碗和一个勺子,去餐厅吃饭。餐厅不大,是学校教职工就餐的地方。加上这次全国师资培训班的50名学员,就餐的人最多也就是100人左右。
学校食堂的饭菜体现着山东人的生活习惯,饭菜很简单。每顿饭,每人两个二两重的小馍,半碗炒菜,吃完了,食堂门口有一个茶炉,从水龙头里放上半碗开水,一喝就了事了。
吃饭回来的路上,我们三人在校园里转悠了一圈,浏览了学校的环境。学校规模不是很大,但收拾得很整齐干净,除了几排学生宿舍是二层小楼以外,其余的教师办公用房和上课的教室都是简易的一层瓦房。我们全国师资班住了两排瓦房,中间夹着一排四间瓦房的教室。这里是学校教职员工的办公区,与学生们完全隔离开来,高大的梧桐树下的平房里显得很幽静。
坐了两天车,确实困了,晚上一躺下,头刚挨上枕头,就瞌睡了,一夜无梦。
2月27日 微风 春光明媚
早饭时,餐厅门口挂着一个小黑板,通知参加师资培训的学员上午8点在教室参加开班典礼。
农业银行总行来了一个人事部的主任,来主持开班仪式,并委托山东省农业银行具体负责培训班的一切事务。山东省农行人事处的王副处长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山东省农行干校的一个50多岁的夏老师担任我们的辅导老师。培训班共开设了货币银行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工商信贷、农业信贷,会计、统计、农村信合、资金组织和农村金融史等十门课程。授课的老师除了教育学院和财经学院的两名教授外,其余都是从农总行派来的富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处长。
上午举行了开班典礼以后,下午就开课了,第一门课是《货币银行学》,由财经学院的一个叫马文明的老教授主讲,他理论联系实际,讲得具体、生动,大家都很感兴趣,听得很认真。
班主任把我们全体学员分成了8个学习小组,我们这个组一共5个人,除了我们宿舍的三个学员以外,还有从新疆赶来的两个维族朋友,一个年龄较大,四十多岁,瘦高的个子,清瘦的脸庞,一双有神的眼睛,名叫阿布都 . 热合曼;另一个与我同岁,圆脸,满脸络腮胡子,深深的眼窝,炯炯有神的眼睛,名叫艾爱肯。由于他们是维族,信仰伊斯兰教,学校特意给他们俩安排了一间宿舍,还专门新盖了一个小灶房,聘请了一个回族厨师专门给他俩做饭。他们的普通话讲得很标准,但上课做笔记时,耳朵里听的是汉语,笔记本上却记得是维吾尔文字,从右往左写,写的很快很好看。
3月3日 晴天
早饭后,班主任通过关系给我们拉回来一车本地出产的白酒,名叫“亘古泉”,以出厂价格供应我们,每瓶1.8元,小海(海富平)一下就买回来3瓶,一人给了一瓶,我本来也不多喝酒,但盛情难却,马上接过酒瓶,给了他1块8毛钱。但老李说什么也不要那瓶酒,说是对酒精过敏。海富平只好给自己留下了。后来才知道,老李是因家庭困难,他不愿意开这个戒。东北的学员能喝酒,黑龙江的老金,一下就搬回来一整箱,12瓶。
山东人爱吃大葱,每次吃饭时,银行学校的老师们,不论男教师还是女教师,每人的碗里都放着一苗剥好的大葱,就着馍馍,香香活活地吃着,叫人看着都眼馋。
今天吃饭时,我发现在排队打饭的队伍中,有两个穿着草黄色旧军装的中年人,便悄悄问与我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一个银校的男教师:“老师,他们俩是干什么的,也在这里排队打饭?”
“那是我们的校长和书记,那个年龄大一点是书记,稍微年轻一两岁的是校长,他们俩原来在部队时,在一个团,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团长,两人一起转业,到了我们学校。”
“哈,还有这样的事情?一对老搭档!他们没带家属?为啥还在餐厅排队吃饭?”我有些奇怪。
“怎么没带家属?他们的家属就和我们这些单身教员住在那个筒子楼里,但书记和校长还是坚持他们过去在部队上的老作风,每天和我们一起出早操、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唠嗑,我们有啥事情,都愿意找他们商量。”那老师得意地说。
“啧啧啧,有这样的领导,你们真该感谢老天的眷顾了!”我感动得直点头。
“是呀!校长和书记俩工作认真,办事果断。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什么事情?”
“在你们到来之前,学校为了给你们准备教室和宿舍,又去市里找有关领导,要求解决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汽车队占用我们校舍的问题,但省里和市里的有关领导一直推来推去不给解决。”
“省委的汽车队怎么占用了你们的校舍?”我奇怪地问。
“还不是‘文革’时期,学校停课、停止招生惹出的麻烦!那时,学校停了课,大部分教室和宿舍就都空闲了出来,省委汽车队就趁机让他们的一部分职工和家属搬了进来,开始说是临时借用,后能竟‘刘备借荆州’赖在这里,不搬走了。等到我们学校复课以后,学生的教室和宿舍被汽车队的家属占居了不少,学生的住宿都没法安排,老校长和书记把市里、省里的领导都找遍了,但却因为市里的住房确实紧张,无法解决。后来据说市里在郊区给汽车队找了一处房子,让他们搬走。但是那地方离市区太远,条件也不怎么样,家属们不愿意搬。今年开学后,学校接到举办全国银行师资班的培训任务后,住房更加紧张,学生们的宿舍实在挤不下了,新来的书记和校长又到市里、省里去找,但找来找去,上面就是光打雷不下雨。学校领导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
那天早饭后,学校召开了一个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会议,决定趁汽车队大部分职工上班不在家的机会,将教师和学生分成若干个搬家小分队,强行进入汽车队职工的宿舍,将他们的所有家具、被褥、生活用品,统统从宿舍里搬出来,整整齐齐摞在院子里,一家一堆,派专人看管。然后让学生们住了进去。
中午饭时,汽车队的人们回到家,一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个都傻了眼,他们有的哭天喊地,有的大骂学校领导是二杆子、是土匪,但骂归骂,吵归吵,终究他们还是自知理亏,不到天黑,都纷纷搬走了。”
听了那位老师的叙述,我立刻瞪大了眼睛,说:“奥吆!的确是惊天动地。我看还就得这样干,要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说不定现在那些房子还腾不出来!你们的书记校长就是有两下子,真不愧是从部队上下来的!”我不禁停下筷子,久久注视着那两个正默默吃饭的身穿旧军装的学校领导,一种敬重之情油然而起。
3月26日 多云 日渐炎热
屈指算来,离家来这里学习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这一个月,我们学完了两门课程。培训班采取的是学分制,学完一门便考试一门。《货币银行学》那么厚一本书只讲了二十天,由于时间所限,老师只讲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让大家回去后结合书本,自己进一步学习钻研、消化。第二门课讲的是《工商信贷》,是总行信贷处的方处长讲的,方处长讲的实际操作的东西较多,大部分学员还比较熟悉,所以学习起来,并不感觉吃力,只是概念性的东西不少,需要死记硬背,这可让年龄较大的一些学员受苦了,成天举着书本,在树荫下摇头晃脑的念呀、背呀,就是记不住,我还算是比较年轻的,所以背起这些东西来,还比较快。《货币银行学》考试时,我得了96分,海富平得了98分,而艾爱肯由于语言问题,只得了85分,他对我们很羡慕。
今天考《工商信贷》时,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竟落下了半页考试题根本没做,那考试分数肯定上不去。
今天考试一开始,老师将考卷发到每人的面前,我低下头立即开始答题,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答完了所有题目,答完以后,我又从头至尾仔细检查了一遍,看到没有什么错误,就交了卷子,第一个走出了教室。刚出了教室门,就听见方处长说:“第二页的背面还有一道论述题,大家可不敢给丢了,我刚发现有个同学把这道理落下了,可能他根本就没看见。”
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听了方处长的话,我非常懊悔,但已经迟了,我若进去继续做题答卷,肯定让方处长为难,不过,分数肯定能及格,下次一定要注意啊。
上午考试,下午没事,我约上艾爱肯去逛街,顺便到市里看看名胜古迹。
山东是一个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地方。在中学的课本上就学过:《晏子将使楚》。晏婴,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另外,这里还走出了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孟子、庄子、荀子;我国古代著名建筑工匠, 木匠的祖师爷鲁班;战国时期的医学家扁鹊;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东晋大书法家, 王羲之、王献之;清代文学家、《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还有唐代著名的大将军秦琼;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抗金英雄、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等等。济南市也是个古老文明的城市,历代兴建的许多名胜古迹。像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等,济南还是一个轻工业很发达的城市,本市的产品基本能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大到汽车、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毛巾、床单、手表,缝纫机等,要啥有啥,应有尽有。
在街上,还有一个发现,山东人的体格壮实,个头都比较高,“山东大汉”的说法名副其实。在商店里碰到的那些购物或闲逛的人,不论男人女人身高在一米七八以上的比比皆是,我和艾爱肯站在人家中间,需仰视才能与人家说话。
走得有点饿了,我们想吃点东西,来到一个饭店门口,正要进去,艾爱肯忽然说:“老钟,这个饭店我不能去,那些食品,我们是不能吃的。”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维族人的民族风俗,但又有些不以为然,便说:“没事吧,就咱们两个人,简单吃一点就走,他谁能知道?”
可艾爱肯认真的说:“咦!真主是会知道的。”
我一想也是,这简单的一顿饭还关乎到民族风俗和政策的大事哩。便只好和艾爱肯两人相跟着,继续在街上找。终于在一家大商场附近找见一家门上挂着“清真饭店”的大牌子,才和他进去,随着艾爱肯的口味吃了一顿富有清真风味的饭。
这顿饭,两个人共吃了一碗炖羊肉,一盘炒豆腐,一个馕,每人一碗牛肉面。一共花去5块多钱。饭后,我掏出十元钱,要付饭费,但艾爱肯死活也不让,他说:“老钟,咱们的年龄和工龄都差不多,但我的工资肯定要比你高?”
我便问:“你一个月能发多少钱?”
他伸出一个打钩的食指说:“90块钱!”
“是比我多,快顶我两个人了,我才48块钱。”
艾爱肯笑着说:“你们是6类地区,我们那里是11类地区嘛!”新疆人说话爱用“嘛”字。他嘴里拖着长长的“嘛”字,付了饭钱。
4月15日 晴天
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的还是马文明老教授。马老师在财经学院的课堂上讲了半辈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课,他讲《政治经济学》,就像是走在他回家的路上一样,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家。他每天走进课堂时,总是从他的手提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教科书,和一本打印好的厚厚的讲义,郑重地放在面前的课桌上,然后亲切地向听课的同学们扫视一遍,接着他会在手指间夹着一根粉笔,在黑板上龙飞凤舞,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解,从来不去翻眼前的书本和讲义,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坐在下面的学员们像听有名的评书大师单田芳说书一样,只顾认真地听,飞快地记笔记。两鬓斑白的马老师不仅把非常复杂枯燥的理论问题讲得浅显易懂,而且语言风趣,生动幽默。不时引来一阵阵诙谐的笑声。但有一个问题却把马老师给难住了。
那天在课间休息时,有一个从广东省农行干校来的学员向马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马老师,我觉得我们那里出现的一些情况,用咱们这些书本上讲的理论,真不好解释,请您给我们指点一下。”
马老师听了,默默点了点头说:“你说出来吧,咱们共同研究。”
“你刚才讲,一个作坊或一个家庭工厂,只要雇工人数达到8个人,就存在着剥削,可是在我们那里,私人办的小工厂小作坊里,雇工何止是8个人?几十人、成百人的都有,人家当老板,工人给人家做工挣工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那不是剥削是什么?那老板还不是过去的资本家?”
“你说的对着哩!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吗,政策上没有禁止雇工,说不定今后还要鼓励呢?这个问题,咱们在这里也说不清,不是说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吗!”
这时,又有一个学员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更加刺耳的问题:“马老师,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可是马克思说的这话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了,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好像越来越欢实了,私有制没有被铲除,反而越来越壮大了!......”
不等那位学员说完,马老师便摇了摇手,笑着说:“我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过去我们走的步子是太快了,我们国家一下就从封建主义跨进了社会主义阶段,这样反而不利于我们生产力的发展!”
“听说,我们现在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是不是这样?要是再让我们过一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那我们就倒霉了!” 那个提问题的学员揶揄地说。
听了这些话,我们都为马老师感到不平,“改革”这样的国家大事,是他马老师一个普通的教授能给你说清的吗?你怎么好意思难为他?不过也怪马老师,你在课堂上讲这么敏感的话题,怎么事先就不先解放好思想,跟上时代的潮流,再来这里讲课呢!
5月1日 小雨
前一个星期天,班主任老师说是准备凑星期天时间,组织学员们到曲阜去参观孔庙和孔府,山东省农行给提供车辆,学员们仅付门票和食宿费即可,每人交15块钱。
我摸了摸口袋,虽然还有一些钱,但还有许多用项,我不敢轻易动它,所以没有报名。海富平当然去了,他现在还是独身一人,口袋里工资花不完。广西的老李也没有去,我说:“老李,你应该去一下,远远地从广西来一趟不容易。”
但他不肯说他不去是因为囊中羞涩,而说:“老钟,‘文革’时,我批判过人家孔老二,今天去人家家里参观,我真不好意思啊!”说着拉着我去操场上打羽毛球。
明天是5月1日。班主任又向省农行要了车,要组织我们爬泰山。泰山离我们学校较近,再说全班的同学们都想去,我便和老李也报了名。
登泰山的路几乎全是石头台阶,据说有6900多级,上山时我们还没有尝到登山的厉害,只顾兴奋地一股劲儿向上爬。山路两旁,到处都有一些景点,有的是一座小型庙宇,有的是一些传说中的名胜,也有的是一处买纪念品或茶水、食品的小摊。对于这些,我们无心去欣赏和领略,急于爬到山顶的好奇心鼓舞着我们。我们年轻力壮,又空手独行,因此一路上感到比较轻松,只是在快到玉皇顶时,遇到一段很陡的台阶,才放慢了速度。
到了玉皇顶已是傍晚,胡吃了点东西,便住进学校提前给预定的旅馆。说是旅馆,其实是一个挺大的能住几十个人的集体宿舍,一圈都是上下双人床铺,外面的山风刮得呼呼作响,但大家爬了一下午山,都累了,爬上床铺就和衣睡了,四周很快传来一片打呼噜的声音。
次日黎明,天还黑乎乎的,我就被老李摇醒了,他塞给我一件大衣,说是租来的。我跳下床,披上大衣,就和老李俩到外面去看日出,尽管天还没有大亮,但山坡上已站满了一片黑压压的游客,有些人还拿着照相机,准备拍几幅漂亮的日出照片。但今天老天不助兴,泰山地区是个晴天,没有一丝云雾,东方天际倒有一片厚厚的卧山云,根本看不见太阳在哪里,等到太阳从云顶处冒出来时,已经升得老高了,根本没有看到太阳从云海里升起的美景,大家都有些扫兴。不过站在泰山顶上,向四下里望去,倒感到气势蓬勃,蔚为壮观,真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下山的路上,由于没有了兴致,我们才感到两腿有些疼痛,每下一个台阶,觉得腿上的肌肉被敦得颤抖。这时迎面而上的登山者,仍然一群一群蜂拥着向上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甚至有好几个满头白发,拄着拐杖的老头老太太,我好奇地问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大爷:“老伯伯,你今年高寿啊?”
老人笑着伸出右手,将大拇指和食指岔开,向我晃了晃,我一看都惊呆了:哎呀!都八十了,还这么精神!
登山者的队伍中,不时有挑着担子的“泰山挑夫”晃晃悠悠地登上山来。他们有的挑着两袋水泥,有的挑着两袋面粉,有的挑着两桶清水,还有的挑着一担砖块,他们说笑着,游荡着,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着。我仔细瞅了一眼,他们大都上身穿一件短褂子,裤子高高挽起,黑红的泛着肌肉疙瘩的肩膀上、胳膊上和壮实小腿上是一层晶亮的汗水。我特意问一个年龄较大。有四十多岁的汉子:“老哥,几个钟头能跑一趟?”
他扭过头,对我笑着说:“一天两趟。”说完就扭回头,继续往上走了。
听了他的话,我又一次惊呆了,我们空手独身登了一次山,竟感到浑身酸疼,人家挑那么重的东西,还一天两趟,容易吗?
最尴尬最难受的是在登山后回到学校的次日早上。清晨睁开眼睛,我们都觉得浑身酸痛,不能动弹,更不能弯腰,竟然连袜子也穿不上。我们几个只好互相轮流帮助着对方才穿上袜子和鞋,慢慢洗了脸。去餐厅吃饭的路上,一道奇特的风景让大家笑得肚子疼:不论男女都是一个姿势,一手捏着饭碗,一手扶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着步子。
5月24日 晴天 微风
又一个星期天到来了。吃过早饭,广西的老李邀我出去转悠。
“老钟,咱们出去到附近去转转、看看吧。”
“行,看看这里与你们南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说着我们出了校门,顺着一条大道往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走去。大片大片的小麦都已成熟了,有些地块已被收割机割过,雪白的麦茬在阳光下闪亮。麦子长得真好,一块一块的麦田紧挨着,壮实的麦苗互相挤在一起密不透风,齐刷刷的一层麦穗在微风中摩肩接踵互相摩擦着,发出唰唰的声响。看着眼前丰收的麦田,我陶醉了,根据我曾在生产队时给小麦估产的经验,我敢断定,这些麦子,亩产起码都在1000斤以上。
看见这里一片一片成熟的麦子,我的思绪立刻回到了家乡,家里的麦子也快成熟了,一般在6月2、3号就要开镰收割。今年自己不在家,不知他们如何收割。不过,听李贞前一次来信说,家乡已开始推行生产责任制,说是队里把所有的耕地都按人口分给了社员们,叫做责任田。这些责任田由社员们自主耕种,每年除了交完国家的公粮,完成队里给定的生产任务,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听李贞在来信中说分给家里的7亩责任田,父亲让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堂兄去种了。今年家里仍种着原来的2亩自留地,一家人收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想到这里,我也就放心了。
我问老李:“你们那里种麦子吗?”
“一般不种,我们那里种的都是水稻,一年两料,现在有了优良品种,甚至一年种三料的都有。”
天气显然是越来越热了,阵阵微风裹夹着新麦的清香味迎面扑来,津津的汗水从我们的脖子上淌下来。
这里是一片广袤的平原,每一块麦田都是几十亩、成百亩,两架“康拜因”大型收割机正轰轰隆隆地响着,在金黄色的麦海中向前行进,地边上停着两辆汽车,不时地开到收割机跟前去,装上脱好扬净的麦粒就开走了。看到人家这么先进的机械化收麦的情景,我心里满是感慨和羡慕。前几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正在家乡的麦田里,戴着草帽,弯着腰钻在麦垄里,挥着镰刀,向前拱着巷子。在今年这个龙口夺食的日子里,我却不能回去收麦,父母亲老态龙钟的样子和妻子拖着几个孩子的画面,一直在我眼前晃动着。
“老钟,你想起了什么,那么一副专注的样子,我叫了你几声,你都没听见?”
听见老李一面叫我,一面用手掌拍着我的后背,我赶紧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抱歉地说:“哎呀,老李,看到这一片即将收割的麦子,我想起了家里,我家的麦子也快成熟了,收割麦子是我那里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我却在这里游荡着,心里着急呀!”
“我看是你想起老婆了吧?没出息!”
“嗨,老李,这可不是有没有出息的事,谁嫁了咱们这样人当老婆,就遭了殃了。咱们说走就脱了麻利鞋走了,把老人孩子和一家子的吃喝拉撒都留给她一个人,真不知她怎么在家里应付着那一切,在外面呆的时间长了,有时想起这些,真觉得对不起她呀!”
“唉!老钟,你别说了,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妻子儿女?我家的情况还不是一样,有什么办法呀!”
我听见老李的说话声音有些颤抖、哽咽,回头看了他一眼,只见他已满脸是泪,嘴唇颤抖着,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从他平日的打扮,从他那省吃俭用的样子就能看出来,家里的日子一定不富裕,甚至很困难。
“我们广西也不是个富裕的地方,我家在农村,在大山里,母亲瘫痪,常年躺在床上,去年冬天父亲到小溪边去挑水,滑了一跤,左腿骨折,我来时他还躺在床上。我和你一样,也是一男两女三个小孩,老婆除了照顾一家吃喝,还得到离家很远的小溪边去挑水、割草喂猪。我家是生产队的老欠款户,全靠我每月这四十几块钱工资维持一家的生活。今年虽然家乡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老百姓有了积极性,可像咱们这样的家庭,怎么办呀?田里的水稻熟了,就靠我老婆和几个孩子往回弄呀!”
看到老李着急难受的样子,我只好安慰他:“老李,不敢太着急,一切都会解决的。人常说老天都会眷顾瞎眼的麻雀。你给家里写封信,让老婆不要心疼钱,关键时刻就花钱雇人来帮忙,可不敢叫人受罪呀!”
老李擦干了眼泪,点了头,说:“我也是这样想,回去,我就给她写信。”
我们刚回到学校,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班主任让学校总务处的两个年轻人拉着一个小平车,挨个给我们送蚊帐,说这里的蚊子大也特别多,没有蚊帐可不好度过夏天。
这时,艾爱肯和热合曼走过来,问我们蚊帐怎么用。我才想起来,他们也许还没见过蚊帐哩!据说,新疆那地方特别干燥,一年四季很少下雨,浇地就靠冰凉的雪水,所以,很少有蚊子的骚扰。我们将学校刚发的蚊帐往床上一扔,便过去先帮他们俩把蚊帐搭起来。他们看着刚刚搭起的蚊帐确有几分新奇,艾爱肯装作一副不懂的样子问道:“老钟,你说在床上撑起这个东西能起什么作用?”
我便逗他,说:“搭起蚊帐,睡在里面凉快!”
“是吗,我怎么觉得这里面的温度和外面的一样?”边说边笑着将一只手伸进蚊帐里摇晃着,大家看着他那俏皮的样子,都开心地笑起来。
像济南这样炎热的天气我还没体验过,还真叫人受不了。特别是从东北来的那些学员,根本就无法承受,他们穿着短裤背心,坐在梧桐树下,端着一茶缸水,直喘粗气。班主任王副处长告诉大家说,他已经给讲课的老师都打过道了,上课可以穿短裤背心。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感到酷热难耐。每逢下了课,大家出了教室,就纷纷取出脸盆,端起一盆凉水,顺着头往下浇,一个个都变成了落汤鸡。
8月21日 晴天
上午进行完最后一门课《农村金融发展史》的考试,大家都立刻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和愉快。再加上昨夜下了一场好雨,天气也变得凉爽起来了,人们的心情变得都格外好。不过,学完了规定的课程,也就到了我们结业的时候了,一种隐隐的离别忧伤,已出现在同学们的脸上。
交了考试卷子,我刚刚走进宿舍坐下,艾爱肯就推门走了进来。艾爱肯一贯性格开朗,说话直爽,挺幽默的一个人,他一进门就坐在我的床边上,看着我说:“钟,昨天晚上,我半夜都睡不着觉,一想到咱们马上就要分别了,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觉得有点离不开你了!”
听了艾爱肯这话,我的心里也“咚咚”地跳了两下,眼圈有点发热,说:“伙计,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一样!咱们相距几千公里,今后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上面了!一想到这些,心里就酸酸的。我想如果将来有机会,到你们那里出公差或者是参观学习,我一定去看你,到你的家乡去看看,再和你一起吹牛(艾爱肯总把聊天叫做‘吹牛’)。”
“咦!你说的太远了!不要等开会、学习,只要你有时间,就带上你的夫人和孩子来我们家做客,如果是因为钱的问题,我可以给你寄一些过去。”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页已写好的纸条递了过来。我一看,是他家的通讯地址。我仔细看了一遍:乌鲁木齐市和平区光明路128号。看到他这么热情,我也马上给他写了我的通讯地址,可是写哪里的地址呢?临走的时候,农行干部学校的地址还没定,我只好写上我原来的工作单位。
这时,广西的李玉刚和河南的海富平也都回来了,他们也写好了各自的通讯地址,与大家一一交换。老李和小海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旅游参观。小海说:“只要你们能来,我就带着你们去洛阳和开封去看看我们河南的文物古迹。”老李则说:“你们没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吗?你们来,我带你们到我家乡的那些好地方去转转。”
艾爱肯在离开我们房间时,认真地说:“后天大家走时,我就不送你们了,我怕我哭,让大家都难受,那多不好。”听了艾爱肯的话,大家都沉默了,一个人也不说话。
8月28日 多云
前天下午,我们在济南站分头上了火车。看着伙伴们一批批都远去了,我心里顿时觉得空荡荡的,无限惆怅。最后剩下了我一个人了,才感到异常的孤独。从济南开往平阳的慢车,颠簸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又在平阳火车站转车后,又咣里咣当走了一个白天,终于在傍晚时分到了龙城车站。我提着一个大提包,急切地走出车厢,家乡那种特有的清新凉爽而亲切的空气立刻迎面扑来,我猛吸一口,感到无比的惬意。我匆匆走过车站饭店时,从那扇敞开的窗户里飘出来一股喷香、诱人的葱花味道,钻入我的鼻孔,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陶醉。车站的广场上,两个年轻人正在嘻笑打闹,听着他们那有些粗鲁的龙城土话,不仅不觉得粗鄙,甚至想用他们那粗话回敬他们一句。
我提着大提包,兴冲冲、急匆匆地奔走在回家的路上,县城离家乡青松岭虽然还有8里路程,但我一抬头,就远远看见了岭上那颗巍巍高耸的老松树,心里不觉念道:日夜想念的家乡啊!我回来了。
当摸黑推开我家院子的大门,只见厨房里还亮着灯,院子里静悄悄的,怎么不见一个人?待我走到当院时,妻子李贞挽着袄袖,伸着两只湿漉漉的手从厨房里奔出来。我悄声问道:“家里就你一个人,爸妈和孩子们都到哪里去了?”
李贞却没有言语,疾步走过来,用力夺过我手中的提包,在我的胳膊上使劲拽了一把,就朝我们住的窑洞里跑去。我进了窑门,还没站定,就看见她将提包朝炕上一扔,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我,脑袋抵在我的肩膀上,浑身颤抖着哭了起来。我用两只手扳过她的头,只见她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看见她这副样子,立刻有几分慌乱和疑惑,我一边亲吻着她脸上直往下淌的泪水,一边急切地问:“怎么了,是谁欺负你了,还是有什么冤枉事?”
她好像没听见我的问话,似乎与谁怄气一样,继续不管不顾地抒发着她炽热的感情。她的热吻像雨点般在我的脸上、嘴唇上和眼睑上急促地落下。眼前的一切,让我完全不能自制,我一边用我两只有力的胳膊像一道铁箍一样,紧紧地把她楼在怀中,一边拼命地亲吻着她,这时我突然听见她嘴里咕噜了一句,笑着说:“用那么大的劲,把我的舌头都咬破了。”我赶紧放开她,急忙在桌子上寻找什么可止血的药物,但是舌头流血,怎么用药?她一边轻轻咂着舌头上的鲜血,然后吐掉,一边又把我拉进她的怀里,有几分自豪地说:“他们不看看我是谁的老婆!谁敢欺负我?家里父母也都对我好着哩。是我见到你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就马上控制不住自己!”说着又在我的嘴唇上狠狠咬了一口。此刻,好像有一股强烈的电流,从头到脚的穿过我的全身,我只觉得身上憋得难受,便推了她一把,就要上炕,她的脸红了一下,悄声说:“等一下。”便走过去关上窑洞的门,拉上了窗帘......
事毕,等她稍微平静下来,她才对着镜子,拿起梳子,梳理顺自己的头发。这时我又一次问道:“怎么不见父母和孩子们呢?”
“到大队部的场院里看电影去了,秦忠叔的孙女张巧珍考上了黄龙师范,他特意包了一场电影,感谢乡亲们的帮忙和祝贺。孩子们去时还给我带了凳子占了地方,干脆咱们也去看看吧!”
“走吧,我也想尽快见到父母和孩子们。”说着就拉起她的手,摸着黑向放映电影的大队部场院里赶去。
等我在影影忽忽的人群里悄悄抱起已经三岁的儿子,在母亲身边的凳子上坐下时,母亲吃了一惊,她揉了揉眼睛,看清了真是我的时候,就悄悄地叫了一声:“国娃!”接着就哭了。父亲用他那瘦骨嶙嶙的大骨结的手,在我的膝盖上拍了拍,我回头看了看,在电影银幕上忽明忽暗的光亮的映照下父亲一脸欣慰的表情。两个女儿也挤到我跟前来,悄悄叫了一声“爸爸”,我从口袋里掏出从济南黄台北路的商店里买来的高粱饴软糖快,给孩子和父母亲的手里各塞了几块。
银幕上放映的电影是我最喜欢看的《英雄儿女》,但整个晚上我却连一个镜头也没看进去,只觉得银幕上的人影子晃过来晃过去,耳边是一片嘈杂的声音。
电影刚刚放映完毕,在那明亮的电灯光下,村子里的乡亲们就把我围住了,我离开村里以后接了大队会计的张喜庆从人群中挤过来,握住了我的手,说:“听说你去山东了,都有半年了吧?”
“可不是,正好半年时间,去参加培训,回来准备到农行的干部学校当教员。”
正说话间,原大队支部书记文旭升也走过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把,笑着说:“国娃,听说又高升了,现在算是省里的干部了?”
“哪里!省里在咱龙城县成立了一个干部学校,让我去当教员。”
“就那也算省里的人啊!好好干,乡亲们都夸你有出息!”
这时,张喜庆笑着对我说:“文书记最近被调到公社里去了,担任咱公社副书记,转了正,成了公家人,还兼着咱们大队的书记。”
听了张喜庆这话,我高兴地说:“应该,应该,你在村里出了这么大的力,为乡亲们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上级领导还能看不见?平日住在公社还是村里?”
“住在公社的时间多些,喜庆现在是大队副书记,大队的工作就靠他哩。其实,农村里实行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公社就都没有多少事情了,据说公社也要改为乡政府了。我觉得,过一段时间,我还是回来好,可以干一些实事,和大伙一起干,与乡亲们共同致富!”
这时,秦忠叔也赶过来,高声吆喝道:“国娃,啥时候回来?听说又进步了!”
“伯,还不是我的老本行。祝贺你呀!培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孙女!巧珍真有出息!”
巧珍也走过来,她有些羞涩地搂住我的大女儿文雅说:“叔,你才有出息,爷爷在家里经常对我说,要我以你为榜样,好好向你学习!”
一家人说说笑笑回到家里,我先走进我住的窑洞。把炕上的提包提过来。放到母亲的炕上,拉开拉链,取出的第一件东西是一顶黑色的圆圆的平绒帽子,两个女儿抢过去看,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好递给奶奶,母亲看了一眼,立刻笑了。她说:“哎呀!给我买了顶帽子?前次,你表哥从上海回来,就给你姑妈买了一顶这样的帽子,我当时嘴里没说,心里可眼热哩。”说着顺手就戴在她头上,用手摸了摸,说:“大小正合适。”
父亲笑笑点着头说:“这东西,只有大地方才有,咱们这里哪里能找得到!”
我又从提包里拿出了第二样东西,是一个牛皮纸袋子,小儿子趁机抢到他手里,从纸袋里掏出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拿在他手里直摇晃,爸爸拿过一只鞋,放在电灯下,仔细的端详了一会儿,凭着他年轻时经营过多年精货铺的经验,十分肯定地说:“你怎么舍得花钱买这么贵的东西?这鞋面料是真正的直贡呢的,自贡呢是用猪鬃加工后织成的,穿在脚上乌黑发亮,还不占油;这鞋底子是牛皮的,走起路来不怕滑。这种鞋在旧社会都是那些有钱的阔佬才穿得起东西。”
我受到他的责怪,心里反而热乎乎的,冲着他笑了笑。
三个孩子眼巴巴的等着他们的东西,我继续从提包里往外掏,两个女儿一人一双白力士球鞋,儿子是一个灰色的皮老鼠,我上了几下发条,放在炕上,它立刻“吱吱吱”地叫着跑着,一直钻到炕角的被窝旮旯里去了,小儿子慌忙爬上炕,从被窝旮旯把小老鼠抓出来,高兴地直笑。
大女懂事,她瞅了瞅我,问道:“没给我妈妈买东西?”说着她抬起头来又盯了她妈妈一眼,李贞笑了笑说:“妈妈不要!”
我从提包里拿出一条红色的丝巾,摇了摇,二女高兴地说:“哎呀,给妈妈买了一条红丝巾!爸爸,你最该给妈妈买件礼物了,妈妈在家里最辛苦了!”
听了二女的话,母亲马上回过头来,看了李贞一眼,微笑着点了点头,又顺手在脸颊上抹了一把泪花。这时她忽然指着窗台上的马蹄表说:“哎呀,都快十二点了,还不睡觉?快回你那边去吧,你坐了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还不累?”说着推了推我的肩膀。
六个多月的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明天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去报到,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可是这个干校究竟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
国庆在济南的培训学习,总算结束了。在济南学习期间,他几乎每天在睡觉以前都要记日记,密密麻麻的,记了厚厚的一本子。从山东回来以后,在清闲的日子里,他总要翻开这些日记,饶有兴趣地一页一页仔细地翻看,回忆着这一段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