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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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距离国庆的家乡青松岭虽然只有三十几里地，骑上自行车，顶多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光。但开学一个多月了，国庆却还没有回过一趟家。有一天父亲托人捎信说，村里正在给社员们分地、分牲口和农具，如有时间的话，最好回去看看。国庆便给李副校长请了两天假，动身向青松岭奔来。
傍晚时分，国庆回到了青松岭地界。邻居的三婶正扛着一个铁耙子从岭上下来，她一见国庆的面，就说：“国庆，你才回来，村里人这几天都忙成啥了！家家都好像过事一样，屁股都沾不到地。你看你还像个没事人！”
国庆笑了笑，说：“三婶，我今天才听说，这几天可把大家忙坏了吧？”
“可不是，快回去看看。”三婶着急地说。
国庆不禁脚下生风，使劲蹬着车子，加快了速度。刚到村口，就远远看见父亲独自一人，扛着一把镢头往村里走。他赶到父亲跟前，下了自行车，叫道：“爸，你扛着镢头干啥去来？”
父亲看见儿子推着自行车站在自己面前，疲惫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了笑容，他说：“昨天队里给咱家分了7亩地，零零散散，满世界都是！东岭、肴底，东坡和前岭都有，我午饭后出去，到那些地块看了看，许多人把地界石都埋上了，明天咱也应该在地界处埋个砖头也行，做个记号，将来少和邻居打嘴官司。”
“爸，各村都是这样，把生产队的东西都分光了？”
“可不是！一听说分地，大伙儿都像疯了一样，连饭都顾不上吃了，只怕分不到好地。干部们为了公道，少话说，把一块块平平展展的肴地分成条条绺绺的，现时看起来倒是公道了，没甚话说，可将来这一条一绺的地怎么耕种呢？”
“那土地分了，牲口和农具也要分吧？”国庆问道。
“那当然要分，没有牲口和犁耙、农具，一家一户怎么耕种、生产？”
“牲口和农具怎么分？牲口，都想要好使唤的；农具，队里满共只有那些，如胶轮大车就那一辆，种麦楼也就那四五张，若大家都想要，咋办？”国庆听了不禁为队里的事感到发愁。
“队里为这些事已经开了几天社员会了，大家也已经讨论出了不少办法，有些东西争得人多了，就采取抓阄，要不就用投标的办法，谁投的钱多就给谁，当然，即使投标，也要让在队里有存款的人先投，没有存款的人就得掏现钱。”
“噢！这办法也有道理，当年入社的时候，那些家里人口多、地多的人家，掏的股份基金也多，现在用当年存的股份基金再把牲口和农具买回去，也合乎情理。不过有些人入社时的股份基金不少，而现在都没有了，想要这些牲口农具就只有掏现钱了。”
“可不是，就像咱家，入社时，咱家把一匹枣红马和所有的大件农具都入了社，把这些财产折算成钱，刚好够咱家的土地和人口折合的股份基金，按说也不少，可是这些年，我在外工作，你们兄妹几个在外边上学，就你妈一个在队里劳动，年年决算后，咱家都是欠款户，早把那些股份基金都抵消完了，现在在队里的往来账上没有一分钱存款，咱们如果想投牲口和农具，就必须掏现钱。”
“爸，入社时，你就是会计，这些你都清楚，前几年我也是队里的会计，对于队里的家底，我也完全清楚，现在一听说要把队里的财产四零五散地分掉，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说的是啥！我这几天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的，当时入社时的情形，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为了尽快把村里的农业互助合作社办起来，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分头到一些还想不通、不愿意入社的乡亲们家里去动员，一家一户磨了多少牙，说了多少话，做了多少解释说服工作，才把大伙组织起来，成立了咱村的农业互助合作社。后来，又逐步将初级社变成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可是这次说分就分，没有一个人说服动员，仅仅几天功夫就把队里的东西分完了，和当初单干时一模一样了。”
“上次我们干校传达中央的75号文件，还说是‘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还说‘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怎么咱们村却这样搞呢？这不是单干是什么？怪不得我刚才在路上碰见了咱公社的副书记邱吉来，他好像对目前这种‘分田单干’的做法有看法，他很生气地对我说：‘这哪里是生产承包责任制，确确实实的就是单干嘛！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算了，你回到村里千万不要说这些话，宁宁的，不要发表任何意见。这是中央的政策，谁也挡不住。老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看，从解放到今年刚好三十年了。据我看，这种‘分田单干’的做法也符合大部分群众的要求，这几年上面的瞎指挥也太厉害了，不准弄这，不准干那，把社员们的手脚绑得死死的，连搞个副业、上集赶会都成了资本主义，照他们这样一直搞下去，社员不穷才怪哩！把地分了，单干了，说不定大家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还能多打粮食，能想法多挣钱哩！”
听了父亲的话，国庆也觉得挺有道理，他在心里暗暗说：管他是集体还是个人，只要群众能富起来就行，邓小平不是说了吗，“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可是一想起近几年村里才打的深井，刚买的大型拖拉机，就都没用处了，便说：“爸，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好处不少，但这种做法也有问题，咱队把责任田都分成那么小的条条绺绺，将来怎么用水浇？怎么用拖拉机耕？种地要用不成机器的话，社员家还要家家户户喂牲口？”
“噢！你说的这，也确是个事，不过不熬煎，车到山前必有路，人家有办法咱就有，看看再说吧！”
回到村里，只见以前队长派活的那棵大槐树下聚集了一大片人，有的蹲着，有的站着，看来也是在议论队里实行生产责任制的事，看见国庆和他爸两人走近了，人群里便有人问：“国娃，你刚从城里回来，其他村里怎么搞，也和咱村一样吗？”
国庆答道：“我现在成天钻在那朝阳沟里当教员，外面的世事一点也没听说，我想都差不多吧？”
国庆小时的伙伴王辛牛笑着问国庆的父亲道：“五叔，今晚上开会，投牲口哩（对牲口投标），你投不投？”
国庆的父亲笑着说：“投下牲口谁喂哩？我可弄不了啦。再说，一个牲口得几百块甚至上千块，我家在队里也没有存款，拿啥投？我一共就那7、8亩地，愁啥哩！万一种不了，就先让给别人种了。”
“那可好，你不想种的时候就早言传，我种！今天晚上，我就花个大价钱，把咱那匹黑骡子投到手，既能种地，还能拉脚搞副业。哈哈，你们说行不行？”
这时，队里的赶车把式张欢喜忽然说话了，他虽然已经50多岁，但仍像一个小伙子一样旺实，他问道：“辛牛，你没听说那些大型农具啥时候投？”
“听说了，只要今晚把牲口投完，明天就投家具，怎么，你想要那辆皮轱辘大车？”
“先尽你嘛！你若不要，我就要！”张欢喜大度的说，其实，他也就是说说，过过嘴瘾，有了大车，还得有几匹好骡马，他哪能投资得起？
当天晚上，队里召开社员大会，国庆特意去了个早。他想看看队干部们的态度，看看他们今天晚上怎么把队里的家业分散干净。
自国庆离开村里到公社信用社工作后，政治队长张秦忠老汉也到大队党支部当了组织委员，二队的领导班子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队长陈宝兴担任了政治队长，副队长张成娃担任了队长，国庆的同学王辛牛当了副队长，张俊兰年轻能干，社员们拥护，所以仍然当妇女队长，原来的出纳员纪永贵担任了会计，出纳员让保管员张金喜兼着。
当国庆走进二队平日召开社员大会的那个窑洞时，队里的几个干部早已经到了。国庆虽然不吸烟，但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前门”烟，拆开，然后放在桌子上让大家吸。他看了大家一眼，发现大家的情绪都不太高，边笑着说：“生产队要分了，是不是大家对这当干部还有一些恋恋不舍？”
张成娃一听这话，立即就有些火，边打火吸烟边恶狠狠地说：“国娃，连你也说这话，生产队长这个‘恶水’罐子，谁还愿意干，我早就不想干了。但是眼看着把队里这么些年积累起来的家产一下就分个四零五散，心里总不是个味道呀！”
政治队长陈宝兴说：“成娃，这话你就不要说了，公社开会时，人家还说得不明白吗？为了社员们尽快富起来，为了调动大家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这也是好事嘛！集体的家业是大伙创下的，又不是谁一个人的功劳，你心疼什么？是不是还霸权不舍？”
张成娃歪过脑袋，瞪了陈宝兴一眼，骂了一句：“屁话！”
王辛牛吐了一口烟，不服气的说：“分了就分了，谁怕谁，我就不信，单干以后，咱还干不过他们？成娃哥，单干了，也不用咱们操那些闲心了，咱们几个合伙干，不信干不出样子来。”
张俊兰这时说话了，她有些发愁的说：“像王二婶这样的人家这下可咋办哩，儿子死了，媳妇嫁了，就剩下她和一个5岁的小孙孙，前天给她分了4亩地，她可咋种呀？”说完，她特意看了一眼钟国庆，以为国庆还不知道这事。国庆虽然已离开村里几年，但对于王二婶家的遭遇还是听说了一些。
国庆一听说要分田单干，他就担心会有这些问题，果然发生了，怎么办？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可是谁也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吭气，最后还是政治队长陈宝兴说了一句：“有啥法？还不得靠咱们这些人想办法帮衬、照顾？咱能眼看着她们祖孙两个恓惶人成了沿街乞讨的乞丐？我小时候就和我娘受过那罪，咱们可绝不能让她们一老一小再那样！”
在场的人们都是党员干部，谁还不知道陈宝兴的意思？大家都默默点了点头。
说话间，社员们都来得差不多了，张成娃站起身来大声喊道：“今天晚上，把咱们队里的牲口投一下标，很快把这些宝贝分给大家，大家赶快牵回去，把它们喂养起来。不过，咱们要按规程一个一个来，不要大声喧哗。一会让永贵把标的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再开始投。还是按那个顺序，往来账上有存款的先投，掏现钱的后投；投标以前把眼睛擦亮再喊价，投到了手以后，就是泊狗屎你也得要！大家听清了吧？”
“听清了，赶紧开始吧！”有人着急了。
纪永贵拿起一张纸，开始念道：“大黑骡1100元，二红骡900元，小青骡800元......”
纪永贵一句一顿地念着，社员们都静静地奓开耳朵听着。国庆对这些牲口也非常熟悉，根据他以前跟上老贫协满财老汉赶集时，在牲口集市上掌握的行情，他清楚地知道，今天公布的这些标的都低得不能再低了，政治队长陈宝兴在他旁边悄悄地说：“我们估价就是要低一些，一来是处理给自己的社员，不需要抠得那么紧，二来这几天社员们的心早就不在肚子里了，还是尽快把这些吃货处理掉，少操多少心啊！”
社员们听完了纪永贵公布的标的，都觉得很便宜。所以，立刻引起一阵议论。再说，对那些他们成天使唤的牛驴骡马，大家谁不熟悉？对于每一头牲口的活路赖好和脾性都了如指掌。张成娃再一次说道：“大家考虑一下，就可以投标了。大家一定要考虑好，投了就要算数，定标以后，不能反悔。”
张成娃的话刚一落地，就听张欢喜叫道：“我投大黑骡，出1150元。”
老贫协张满财老汉立刻叫道：“我出1200元。”
张欢喜又叫道：“我出1250元！”
老贫协张满财老汉听了犹豫了一下。这时王辛牛突然叫了一声：“干脆，我出1350元。”一下就高出了100元，大伙看出来王辛牛是实心要投到手，所以就没人再与他争了。
张成娃又连续叫了几次，见到再没人搭话后，便大声喊道：“王辛牛夺标了，大黑骡1350元。”
大家立刻嘤嘤嗡嗡地议论起来，张满财老汉悄悄地对身旁的儿子说：“辛牛投得值！”
对牲口的投标进行的很快，不到平日睡觉时间，会就散了，队里的20头大小公母牛，两头草驴一匹马驹和一匹母马还有三匹骡子都处理完毕，一共才投了17000多元，投到牲口的人家，都是历年的存款户，就等着明天到纪永贵跟前办个转账手续就完了，然后就可以把牲口牵回到自家的槽上了。国庆跟着大伙走出充满一股烟味的窑洞时，外面的空气异常清新，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心里有一种憋屈和深深的失落感。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国庆坐在母亲的炕头，向父母亲及全家人详细汇报了牲口投标的情况，他的脸上不免显露出一种难堪的表情，父亲劝他说：“不要紧，咱啥也不要，就那点地，咋样都好说，到农忙时，咱就请人帮忙，或花钱雇人都行，你就在单位好好干你的工作，不要为家里的事情分心。”
李贞说：“爸，你也不要熬煎，我爸在李家庄当了多年队长，种地这一套，他比谁都熟，我还有两个弟弟在村里，他们肯定要喂牲口，到时候，他们会帮忙的。”
“你爸有腿疼的老毛病，他能把他的地种了就够受了，咱可不能依赖他呀！不着急，看情况，到时候再说吧。”
第二天早上，国庆一大早就骑着车子返回了干校，至于队里的财产家具最后都处理的如何？村里的生产责任制搞成了什么样子，国庆不再去打听了，他相信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
农业银行龙城干部学校第一期的培训共三个月时间，到十一月底才结束。等把全体学员高高兴兴地送走以后，郭校长便开了一次全体职工会议，组织学校的领导、教员们对第一期的培训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总结，各科室还评出了模范，有教员、炊事员、司机，钟国庆也算一个，虽然只发了一张奖状，但他仍然显得很高兴。
十二月初，时令已经进入“大雪”节气，天气已经明显的冷了，大家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员工们的宿舍里已经生着了炉火。教员们正在根据省行下达的第二期培训任务，抓紧备课。这时候，广大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大部分村里已经推行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的土地，牲口，农具等等生产资料已经全部分给了一家一户的社员，生产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也不存在经营核算了，尽管每个生产队还保留了队长和会计，但除了收取一些承包费、计划生育罚款和处理原来队里遗留的一些林木收入等杂事以外，基本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从前的存款、贷款对象早已不是生产队这些集体单位了，而成了社员们一家一户了。这时，再继续给学员们讲解“生产队会计”知识，已没多大意义，所以，第二期的“农村信贷”培训班，在培训课目中却取消了“农村生产队会计”课。就在这时，原来负责讲“计划统计”课的谢振荣老师接到通知，过了春节就要到河南郑州参加全国农行干校师资班的学习，谢老师原讲的课程就由钟国庆承担起来。
银行的“计划统计”工作，国庆以前干过，这门课在济南学习班时，也培训过。但要按照上边统一确定的教科书，要在课堂上给全省的学员们系统地讲解，却还是第一次。因此，国庆赶紧找到谢老师，向他请教，索要参考资料。谢老师要比钟国庆的年龄大十几岁，他很随和很慷慨，不仅把教科书、参考资料都交给国庆，还把自己讲课用的讲义也给了他，说：“钟老师，我写的比较乱，你需要再加工整理一下，有用的地方，你参考，不妥当的提法、说法，你可以改正过来。”
钟国庆感谢过谢老师以后，就翻开教科书和参考资料，认真地准备起来，他决定把谢老师的讲义当做参考，必须按照自己的思路，将其中一些比较晦涩难懂的理论问题，用尽量直白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给学员们，让他们好理解，好记忆，好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