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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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麻亮的时候，小车司机赵云龙就起了床。他洗了把脸，就打开车库门，早早地忙活起来。因为今天新任支行行长钟国庆要去省行参加一年一度的全省支行行长会议，他得提前把车辆擦洗干净，做好准备，千万不能因为车辆问题，在外面给“钟头儿”丢了人。此刻他正站在车库门前，仔细地瞅了瞅眼前这辆他才开了不几天的“桑塔纳2000”，车身已被他擦得油光铮亮，车窗的玻璃一尘不染。他坐进车里启动了发动机，小车立刻发出非常均匀的马达声，他离开座位，让发动机继续响着，再一次检查了备胎、灭火器，又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个人造革包，一件一件查看了里面的各种修车的工具，然后他启动了小车，让它在院子里前进进后退退，又试了一遍刹车。最后，他走下车来，围着小车转了一圈，使劲用脚轮番踩了踩四个轮胎，看轮胎的硬软是否合适，因为昨天晚上新任副行长高权发的老婆，专门给他打来电话，叮咛今天出车的事情。
“小赵，我是杨——，认识吧！”
“认识嘛！大名鼎鼎的杨主任，谁不认识，你有啥事？尽管吩咐。”
“你晚上把车开到西街那个‘一分利’食品店，装上一箱水晶苹果，一箱麻花，一箱矿泉水。不要给他们付钱，你告诉他们，就说是我叫你装的。”
“杨主任，从咱龙城到平阳，最多也就是四个小时，不用带那么多吃食，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就不要为这事操心了。”司机小赵赶忙给她解释。
“知道，我知道，你只管去把东西装上就行了，我们局里的车经常去平阳办事，该带什么我还不清楚？”她不由分说地打断了小赵的话，继续说道：“明天早上你先到我家把高行长和我俩拉上，然后咱们再去接钟行长，记住了吗？”
“记住了，杨主任，一会儿我就先去先把那几箱东西装上。你放心好了。”
高权发的老婆叫杨桂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个子，胖瘦适中，剪发头，双棱眼，高高的鼻子，薄嘴唇，伶牙俐齿，说话从来不让人。她是县财政局的办公室副主任，专们负责机关里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她办事干脆、利索、自信，从来不拖泥带水，特别是她那漂亮的脸蛋和带着磁性的女中音，深得领导的好感。当她听说她丈夫忽然间从农行的基层营业所调回县行里，当了副行长，心里甭提有高兴！她断定，高权发之所以能提拔，肯定是农行的新任一把手钟国庆器重他、重用他，肯定是钟行长在这件事情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心中充满了对钟国庆的感激。在地区领导宣布了支行班子的那天晚上，她就拉上高权发，提了一大包烟酒水果来到钟国庆家里，“拜了个晚年”。钟国庆那老实的妻子李贞看到杨桂花这样的举动，有些受宠若惊。她和杨桂花两人死打死夺，坚决不收她的东西。可是杨桂花用她有力的臂膀硬是把李贞与那一大包东西推进了卧室，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这姐姐，怎么是这人？我国庆哥给权发帮了那么大的忙，这点点东西仅仅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又不值钱，能算个什么？”
进了卧室，她看到李贞不再同她争夺，才长出了一口气，坐在床沿上拉着李贞的手，说：“姐，你听我说。去年我和权发俩上五台山时，让人家庙里的老和尚给他算了一卦，当时人家就说权法不久就会高升，说他命中有贵人扶助，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贵人就是国庆哥呀！这个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听了这话，李贞赶紧说：“可不敢这样说，我听他爸说，高行长在营业所里干了多年，他有能力，作风也廉洁，是个好人手。”说着就从家里收拾了几样糕点和麻花等，装了一袋子，硬塞到杨桂花的手里，虽然价值远不及人家那一半，但总算把她打发出了家门。
去平阳开会的这天清晨，当小赵和高权发、杨桂花走进国庆的家门时，国庆一眼就看到了杨桂花那一身入时的打扮，她上身一件肉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粉色绸子围巾，黑色的毛料筒裤，脚上一双乌黑发亮的高跟鞋。国庆有些奇怪地问道：“杨主任这也是要出门？”
高权发正要给国庆解释，杨桂花挤到前面，笑着说：“听说钟行长的车上还有空位子，我也想占个便宜，凑机会到平阳去看看，怎么，钟行长不欢迎？”
“哪里哪里！反正车上空着也是空着，高行长到那里检查他的鼻窦炎，你也可以招护招护嘛。”
“那我姐姐也去不是更好，凑空到街上转转，我俩也能做个伴儿！”
国庆听了一愣，不知他说说的“姐姐”是谁，但转眼一想，立刻又明白了，说：“你是说她呀？她哪里有空？一大早就到储蓄所上班去了。”说着，国庆就锁上大门，与他们一起上了车。
昨天上午，当权发听说钟国庆要到平阳去开会时，就对钟国庆说，他患了多年的鼻窦炎一直治不好，听说省城一家武警医院能用激光治疗这病，不妨顺便坐车去看一看。国庆想，这样也好，会议期间，就支行一些工作也可与他先聊一聊。可是，没料到他老婆又插了进来，这多少就有点不方便了。他怕她的嘴不稳，把支行的一些内部秘密说出去，岂不是坏了大事？既然人家来了，就让她去吧，至于谈那些行里的事情，将来有的是时间。
新修的一级公路，就是美！不仅宽阔了许多，而且路面非常平整，“桑塔纳2000”行驶在上面平稳而舒适，轿车的马达声像蜜蜂叫一样，坐在车里只能听到轻柔而细密的沙沙声。车里没有人说话，开车没多久，国庆就靠在座椅上瞌睡了，还发出微微的鼾声，唉！这几天他实在太累了。
两个小时过后，小赵将车子在中州市路边缓缓停了下来。中州处于黄龙与平阳的正中间，凡开车去省城办事的人们一般都在这里歇歇脚，吃点东西或喝口水。车停稳以后，国庆醒了，他下了车，伸伸懒腰，问道：“是不是要在这里吃饭？”
没等高权发和小赵说话，杨桂花就以一副女主人的口气说：“钟行长饿了吗？不饿的话，先吃一点苹果，麻花，到平阳再吃饭吧？”
国庆一想也是，早上吃得太饱，才走了两个多小时，确实没有食欲。这时，小赵已将后备箱打开，把麻花、苹果和矿泉水取出来，给每人发了一些，大家简单吃喝了一点就继续上路了。
车子驶过中州市以后，车里气氛活跃起来了，大家喝着清凉的矿泉水，谈论起正月过大年的见闻。国庆说，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成天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没一点意思。高权发则说今年春节回家最热闹的就是和他的几个兄弟姊妹打麻将的事，他说：尽管赢输都是几毛几块钱的小意思，但他们玩得尽兴。杨桂花则说起她们财政局今年调整局领导班子及刚提拔一名年轻副局长的事，一提起这事，她就显然有些愤懑、不平，列举了一件又一件具体事例，猛烈抨击时下跑官买官的不正之风。说起这些，杨桂花嘴里一套一套的，什么：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说：跑官就是要往上级领导跟前跑，你不跑，人家领导能认识你是谁？不认识你，不了解你怎么提拔你？还说：跑官就是去汇报工作，与领导沟通思想，要官就是积极主动地要挑重担嘛！最后她还指出了具体的跑法，她说：空着两只手去跑，肯定不行，一来不符合“人之常情”，二来给领导的印象不深。你看古人造字造得多好，“跑”字是由“足”和“包”组成的，说明跑的时候，不仅要靠脚，还要有个包。要跑就必须带东西，最好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
听了杨桂花的一番高论，国庆立刻对她刮目相看，不知她从哪里听来、学来这么多东西，真让人咂舌。他暗暗地在心里感叹：唉哟！看来，高行长的老婆可不是等闲之辈啊！
杨桂花谈论了一番跑官经以后，话锋一转说：“钟行长，看看社会上的这种风气，我们还是觉得你们金融系统就是不一样，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就说权发这次提拔，他真像做梦一样，没跑过一个领导家，就被提了一个副行长，说起来外面的人都不相信。但我和权发两个心里都明白，因为去年我们俩到五台山上去旅游，那个庙里有个和尚给权发算了一卦，说是权发不久就能高升一步，说是他命中有贵人扶助。你看人家说的灵验不灵验，不到一年不是就兑现了吗？人家说的这个贵人不就是你吗？还不是你在地区考察组跟前给他添了好话，不然龙城支行那么多人，地区农行的头头们怎么就偏偏能看上他？”
杨桂花的话，让国庆感到牙根和脚心一阵发痒，脸上发烧。他急忙摇了摇头，说：“可不敢这样说，地区农行领导是从群众中了解的情况，知道高行长这多年的表现就不错，才提拔了他，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嘛！不过我同意你刚才那个说法，我们农行风气还比较正，上面领导们自身也过硬。我这次被提拔，事先连我也没想到，我还真的不知道地区行长们的家门朝那面开着，哪里知道还要给领导送钱？”
国庆说完这话，车上没人言语。小轿车在宽阔平展的路面上平稳地向前急驰，车外一片沙沙沙的响声。
下午两点多，桑塔纳驶进了省城平阳市平阳饭店。他们在服务大厅内办了报到手续，领了一大包文件及会议用品，同时顺便在平阳饭店，给高权发夫妇登记了一个两人住的标准间。
第二天早饭后，会议上组织了五辆大轿子车拉着与会人员，前去南宫礼堂听报告。南宫礼堂是一个能容纳2000多人的富丽堂皇的的大会堂，工农中建及人民银行五个行的从省到县的大小行长都来开会，估计有近两千人。当国庆与各支行的行长们在规定的座位上坐下时，大礼堂里已经座无虚席，黑压压的一片人。舞台上已经坐了一排省里的大领导，中间还有两个位置空着，舞台下面也摆着一排条桌和座椅，坐着各个地区的书记或专员，紧挨着他们背后的是各家银行的省行领导。
舞台下面挤满了一群手里端着录像机照相机的媒体记者，他们显得异常忙碌，闪光灯忽闪忽闪的闪着一道道白亮的光。这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掌声，只见主席台上的人们都站立起来，拍着手欢迎从舞台后面走出来的两个红光满面的高大魁梧的人，原来是省委书记丁伟和省长闻军。
分管财贸金融的郭正谦副省长主持今天的大会。远远地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他那洪亮的嗓音宣布大会开始。并宣布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省委书记丁伟讲话，这时，全场又响起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国庆曾听人说，省委丁书记有一个习惯，在大型会议上发言时，从来都是站着麦克风前即席演讲，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他的灵感和激情，才能将自己讲话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才能将与会人员的注意力和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丁书记是省里领导中有名的大喇叭，讲起话来声音洪亮，音调高亢，语言幽默感人，讲到动人的地方，他往往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和与会者一起哈哈大笑或热泪盈眶。今天，他同往日一样，手里虽然拿着讲稿，但一眼也不看，仍是即席发言。“………同志们，你们都是管钱的，都是财神爷，虽然你们在体制上属于条条领导，但你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吃在这里、住在这里，你们就一定要支持这里的工人、农民发展经济，尽快致富，使全省的父老乡亲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小康富裕道路………你们要说好‘北京话’，但同时也要说好我们‘平阳话’，尽可能多拿出一些贷款和资金，支持当地的企业和老百姓。只要是符合政策或经过变通能够支持的都要尽量支持。只要你们能给父老乡亲多办好事，多办实事，我和省长闻军同志都会好好地感谢你们，就是给大家磕几个头也未尝不可呀！这丢人吗？不丢人！假如我们的父母得了重病而无钱医治的时候，大家谁不着急？这时候只要能借到钱，只要能给自己的父母治好病，那么做儿子的给别人磕个头难道还丢人吗？………”讲到这里，丁书记停顿了片刻，端起水杯轻轻呷了一口，清了一下嗓子，接着讲：“在座的大都是我省各级银行的领导同志，是大大小小的行长。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一定要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只要不违背大的原则，只要我们不贪污受贿，不把钱装到个人腰包里面去，在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上，大家一定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不要怕这怕那，畏首畏尾。如果大家从支持当地经济的大局出发，一心为了工作，如果万一出现一点失误，也不要紧，谁能没有失误？如果真有人要处分你，你可以给我打电话，省委保护你，我和闻省长给你顶着！”说着，他向左侧扭了一下头，瞟了一眼闻省长。闻省长立即站起来对着麦克风喊了一句：“好！”并带头拍起了巴掌。随着闻省长的两个巴掌的开合，又一阵暴风骤雨般掌声在会场里滚过。
丁书记讲完话以后，就和闻军省长离开了会场。分管财贸金融工作的郭副省长和省人民银行行长分别就全省的金融工作作了报告，总结了上年度金融工作，并对本年度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午饭前就散会了。各家银行的与会人员回到各自驻地，转入各行的专业会议。
作为一个县级支行行长，钟国庆参加这种会议的机会毕竟不多，特别是在近距离聆听省委第一书记激动人心的讲话，确实感到兴奋。不过，丁书记的讲话虽然讲得慷慨激昂，但与省行罗忠实行长多次强调的要坚决执行国家的金融政策，严格按国家金融纪律办事的精神却有些矛盾。一种深深的忧虑和担心浮上了他的心头。两位领导的讲话，咋一听大同小异，但仔细一琢磨，却有些南辕北辙。省委丁书记讲得恳切，显示出他对父老乡亲的一片深情。但国庆却觉得，丁书记的话显然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上说的。按照丁书记的说法，万一贷款出了事，给国家资金造成损失，书记出面说一句话就能挽回吗？就能了事吗？究竟该听谁的，遇到具体问题，该如何处理？他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要挑好支行行长这副担子，不容易啊！要卖力工作，更要用心要动脑子啊！
第二天在平阳饭店的小礼堂里听取省农行行长罗忠实同志的工作报告。罗行长在报告里回顾了上一年各项工作的成绩，总结、肯定了成功的做法和经验，重点对新的一年的金融工作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与措施，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听完罗行长报告后，与会的同志们都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各支行的行长们，他们处于农村金融工作的第一线，哪一项任务不压在他们的头上？如：清理非正常贷款，盘活死滞资金；推进人事改革，实行优化组合；合并机构，精简人员等等，哪一项不是让人头疼的事情！？有些工作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却件件棘手，非常难以完成！
首先说说罗行长安排的清理非正常贷款这一项，作为在基层工作了多年的钟国庆就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
多少年来，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银行好像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出纳，它要按照各级政府的行政命令办事，服务当地的经济工作。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大都存在的行政命令、瞎指挥的作风，把农村社队、城市的工矿企业当做它们手中的面团，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致使工农业生产，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有的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些指挥上的失误和经营上的亏损最后都体现在银行的账面上，这就形成了越累越多的呆滞贷款和难以盘活的死滞资金。
国庆清楚地记得1985年回到龙城县农行时，曾带着两名股长来到南店镇营业所，对这里当时的存款和贷款，做过一次仔细的调查分析。当时的情况，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一想起当时的情况和那些数字、比例，便深感头疼和忧虑。
南店镇是龙城县最大的集镇，通往省城的铁路和公路从其境内通过，交通发达，信息灵通，南店镇农行和信用社的信贷业务量均占全县信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所以当时选择这个点进行信贷调查，具有它强烈的代表性。
钟国庆清楚地记得，当所（营业所）、社（信用社）的会计将那些存款的底账和贷款的借据放在国庆面前的时候，简直让国庆惊呆了。
存款底账尚且保存完整齐全，但贷款的借据竟像一堆一堆的烂牛肉，虽然分类捆在一起，但那些一张张借据由于时间的久远，几乎都要被翻烂了。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他们拿出打印好的表格，将那些借据按照个人、集体和企业分成类型，一份份、一行行抄录下来，然后拿上这些表格再到每家每户、每个生产队、每个企业去询问调查这些贷款的用途、效益或长期不能还款的原因。
国庆发现这些贷款借据时间最长的已有二三十年了，但贷款分文未动，从贷款的用途上看，有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购买柴火焦炭的钱，有农技站购买拖拉机和播种机的钱，有公社养老院买桌椅板凳木床的钱，有公社养猪场买仔猪饲料的钱，等等等等，五花八门。这些贷款多年来一直挂在银行的账上，成了呆滞呆账；也有几年以前才贷出去的新贷款，如“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时苗圃贷的树苗款，磷肥厂贷的设备贷款，养鸡场贷的鸡苗款，等等，也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也有一些借据挺新，甚至是两年以前才贷的玻璃厂的原料款，陶瓷厂的运费等等，也收不回来。看着这些借据，几个参与调查的同志一个个唉声叹气，直摇头。国庆既生气又忧愁，照这样下去，这银行和信用社还怎么生存和发展呀？
接下来的询问和调查，更加叫人忧虑和吃惊，他们在营业所信贷员的引领下，按照抄写好的表格来到贷户和企业时，越看越叫人泄气。南店农机修造厂距离营业所不太远，在新开通的一级公路边上，是1958年建立的一个社办工厂，贷款余额18万元。信贷员指着一个旷广的场地说：“这就是当年的农机修造厂，现在是镇上的一个农贸市场，逢集的日子，老百姓在这里摆摊，进行农副产品交易。”钟国庆看了看这个足有十几亩大的空场子，一无所有。他走到路边一间低矮的小房子跟前，一个摆着钉鞋和修车工具的地摊前一个白发老人正在给一个人修补自行车胎。国庆问道：“大爷，你老今年高寿了？”
“小哩，还不到70哩！”老汉抬起头瞅了他一眼，继续忙着手里的活儿。
“你记得从前这里的修造厂吗？”
“记得，哪能不记得？当年我还在这里当过车间主任哩？”
“啊呀，你在厂里当过车间主任，那你对这个厂子就熟悉多了？”
“是呀！那时这里可红火热闹过一阵子，打铁的，修理农具的，干啥的都有，我是翻砂的，专门浇铸犁铧耙齿，当时厂子里工人不少，各种各样的机器也不少，还有车床和打铁的气锤。”
“那当时的厂长是谁，他现在在哪里？”
“厂长叫胡天才，那家伙敢想敢干，那时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苏联造的手扶拖拉机，好像成了他个人的自行车一样，成天‘咚咚咚’地开着，到处跑。”
“后来呢！后来怎样了？”
“还能怎样，热闹了有一年多时间这个修造厂就散伙了，我们的翻砂车间散的迟，一直干到1960年，人们饿得受不了了，才散伙。”
“那胡天才哩，他现在干什么？”
“那家伙，哪里热闹哪里有他，年前听说县里在南垣的山上开了一个小铁矿，胡天才又在那里当了矿长，前几天还见他坐着一辆吉普车打这里过去。”
“那这块地方现在归谁管？”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公社管吧，逢集的时候税务所的人来这里收税。”
国庆问带路的信贷员：“这些年，咱们有人为这笔贷款找过公社吗？”
“前年李克主任刚到来时，曾找过公社企业办，但人家根本就不认账，说公社领导都不知换过多少回了，当时的人散了，连账本都不知道在哪里，还有人管那些贷款？”
“那咱们不如把那块场地拍卖了，还不卖些钱？能还多少算多少！”
“钟行长，那可不行，那块地放在那里时没人管，但你若说拍卖，那管的人就多了，手续也麻烦，根本就办不成。”
他们调查的第二家是一家个体户，就是后来成了钢铁公司大老板的赵大龙，从借据上看，赵大龙1982年购买龙城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铵化肥，贷款12万元，一直未还。国庆想弄请原因，便让信贷员带着他来到赵大龙家里，一进门就闻见一股强烈的刺鼻的氨水味道，走近一排房子，站在窗户外面就能看见三间房子里摞满了一袋袋的化肥，国庆走到跟前，用拳头砸了砸，像铁一样硬。他叹了一口气，问道：“哎呀，这些化肥早就失效了，还能用吗？”
这时，一个老大娘走过来，接着国庆的话说：“你说咋办呀，这些化肥卖不出去，把人熬煎死了！”
“大娘，你家大龙哩！”
“我娃弄下这批化肥卖不出去，赔了十几万块钱，没有办法，出去挣钱去了，前几天来信说在远处一个焦炭厂给人家当工人。”
国庆干笑了笑，无可奈何地离开赵大龙家，继续跟着信贷员到下一个贷款户调查。
像这样的调查一直进行了一个礼拜，才把一些较大的贷户跑了一遍。对于南店镇营业所的贷款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南店镇营业所共有3457万贷款，能正常周转的只有1125万元，占到总贷款32.5%，而呆滞贷款已经达到2332万元，占总贷款67.5%。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成这么多呆滞贷款的原因，银行信贷人员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地方政府历届官员的行政命令和瞎指挥却是主要原因。
在那些呆滞贷款的借据中，贷款时间最长且归还无望的贷款，大都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人民公社搞全公社统一核算，吃大锅饭形成的。那时，人们一哄而起，建立农机站（队），购买大型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与农机站一起兴起的还有磷肥厂、农场、林场、养鸡场、配种站、兽医站、卫生院、幸福院（公社的养老院）等等，这些一大二公的企事业单位只红火了二三年就倒闭了。到了1960年，在全国都遇到了一场特大自然灾害时，国务院对农村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纷纷下马、解散，一片凄凉。但这些单位从开办到生产所贷的那么多的贷款却全挂在银行的账面上，从此再也没人过问了。仅这一类贷款在南店营业所就有415万元，占总贷款的12%。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各级政府的号召下，又掀起起一阵“政府搭台，农民唱戏”的歪风，各级银行也被迫跟风，并下了文件通知，要求各基层银行发放贷款，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在这股歪风的裹挟下，各种各样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小煤矿、小铁矿、小造纸厂、小化肥厂纷纷兴建。时间不长，这些厂、矿、企业不是因为经营不善，就是因为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问题，被迫停产、倒闭，又是一大批银行贷款被悬置起来。这一次造成的损失更大，南店营业所共有850万贷款被悬空，占到贷款总额的24.6%。
“文革”以后，随着农村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动下，农民发家致富的热情空前高涨。一部分胆大的人，已经不满足于在那二亩土地上种粮食的小打小闹，把挣钱的目光投向了办工厂、做生意。有一部分心眼活的人办起了小型的陶瓷厂，玻璃厂，很快就赚了钱，其他人看到以后，立即就眼红了，心动了。在一夜之间，陶瓷厂、玻璃厂便像雨后春笋，纷纷上马。人们不惜血本，采取托关系、走后门，请客吃饭，送礼等等手段，打通关节，筹集资金，争取贷款。一个个高烟囱树立起来了，一车车质量良莠不齐的产品拉出了工厂，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大小老板的腰包里。在南店营业所开户贷款的就有三十七家，因此又增加了1100多万元贷款。这些由私人办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厂子好景也不长，由于大家一哄而上，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厂家太多，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上形成了恶性竞争，出厂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质量也越来越次，终于，购货单位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货款，使这些厂家的正常生产难以为继而纷纷倒闭。这一股风刮过以后，南店营业所又有近1000万元的贷款被悬置了起来，占到贷款总额的28.9% 。这以上三项不良贷款就占到贷款总额的65.5%。
回想起农行多年来形成的这么多呆滞贷款，国庆已经深刻认识到省行罗行长报告中大谈清理非正常贷款的重大意义。国庆觉得，是该好好清理和杜绝非正常贷款了，不能让它们继续产生了！如若再不采取得力措施，银行的信贷工作将难以为继了。如果到了储户挤兑存款的那一天，银行行长如何向储户交待？
省农行会计处的处长、国庆的老朋友曹尔青也来参加小组讨论。曹尔青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一眼就能把事情看透的人。他坐在国庆身旁，笑嘻嘻地说：“老弟，你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呀！多少年来形成的非正常贷款，清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只要从咱现在开始从严把关，先堵住新增不良贷款的口子，然后慢慢清理，清一点就少一点。可是，真正的难事，是罗行长再三强调的‘人事改革’呀！这家伙要搞起来确实要伤筋动骨，弄不好要翻船的！你可一定小心谨慎啊！”
曹尔青这话一语中的，说得实实在在。
近几年来，在狠抓储蓄、大力组织资金的思想指导下，各家银行都在扩大储蓄业务网点、扩充储蓄队伍上下了不少功夫。那些只要能找到一点关系的年轻人，都瞪大了眼睛，削尖了脑袋，拼命地往各家银行的储蓄队伍里挤。一些年轻人昨天还在街上摆摊、逛荡，第二天便坐在银行的储蓄所里上班了。这些人在储蓄员的招工登记表上填的都是高中以上学历，甚至手里还揣着复旦和南开大学的毕业证书！龙城农行当时在册的正式员工只有140多人，但储蓄队伍中的储蓄代办员就已经有160多人了。
公道地说，在这些储蓄代办人员中，有一部分人由于文化水平低、缺乏培训教育和个人素质等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的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贪污挪用储户存款，卷款潜逃。但大部分储蓄代办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心竭力，踏实苦干，为银行的储蓄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得到了各级领导的一致好评。由于他们代办员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处处小心谨慎，严于律己，无论工作态度还是工作业绩，都远远好于一般正式员工。
省行这次突然提出清退50%的储蓄代办员的决定，让许多基层的行长们无法接受，清理的难度也实在太大了。
在平阳饭店的那间豪华的会议室里，黄龙地区农行各支行行长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省行罗行长的工作报告。担当涉及到压缩代办员队伍的问题，人们便立即都不吭气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如果按照省行下达的清退任务，立即清退一半的储蓄代办员，就必须将一半以上的储蓄所关门停业。储蓄所一关门，存款余额将会立即下降。存款余额一旦大幅度下降，行里资金紧张，会不会出现支付危机？
其次，从感情上来说，这些储蓄代办员起早睡晚、加班加点，努力完成支行分配的工作任务，还不是盼着支行能将他们转为正式员工。可现在风云突变，要立即清退他们回家去，要打碎他们的饭碗。这个天壤之别的变化如何让他们承受？
再次，这些代办员当初之所以能挤进农行，大都是靠着这样那样的硬关系挤进来的。如果现在一下子把这些人清退出去，将要得罪多少关系户和顶头上司！将会给行里工作带来多少压力和意想不到的麻烦？
各支行行长们坐在孙行长和省行处长们的面前，尽管摆了许多困难，个个叫苦连天；但这一切苦苦哀求和辩解都无济于事，因为总行领导的决心已定，势在必行。一个县一个地区、乃至一个省，有再多的理由也是改变不了这个决定的。
会议结束，即将动身回家的时候，高权发和他的妻子杨桂花从他们的房间里提着几个胖鼓鼓的大提包装进了小车的后备箱，国庆一看，笑着说：“咱们都是满载而归，我却背着沉重的包袱。”
高权发有些不解，问道：“怎么？这次会议的压力不小？”
“何止不小！回去咱们好好研究吧！”他不愿意在这里说出将要清退储蓄代办员的时间和数量，他怕传出去造成人心浮动。
当他们乘坐的“桑塔纳2000”驶离平阳饭店时，已是下午了，西斜的太阳照射得大家睁不开眼睛，小赵找出他的墨镜戴上，国庆干脆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他想趁这个时间好好睡一觉，但不知什么原因，却怎么也睡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