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见的

我所看见的

——（新作非虚构文学《五十年的眼睛》自序）

李虎山

一

这本书写得很快，前后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三十万字初稿。原计划完成长篇小说《之间》和《归乡》后，再开始写这本书。有一天，突然感觉头晕，一量，血压高了。夜里，心静不下来了，想了许多事情，也许是被高血压吓着了，总想着，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如果血压出了问题，那将是一生的遗憾。心中想的那件，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是几十年来，最想写，也是很早就计划写的。当初还不会写文章时，就立下誓言，如果有一天，自己会写文章时，一定要写我的庙岭，写庙岭的人，庙岭的事，庙岭的风物，庙岭的世故，庙岭的人情，庙岭的山水，庙岭的历史，庙岭的变化。那时候，庙岭还是一个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小山村，人们一年四季忙在土地里，收获的粮食，总是接不上茬，到了每年春天，队长总要组织人到外地借粮食度春荒。庙岭出门，仅靠一条羊肠小道。那时候和现在的想法不同，总想着，到了我会写书的时候，庙岭一定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会有现代化的机械，在村庄北边肥沃的土地里收割庄稼，且庄稼年年丰收；到了盛夏时节，生产队的晒场上，会有许多麦草堆，诗意地排列在社房周围，人们在六月十五吃头茬白馍时，母亲们不会再在为数不多的白馍里做假，加入充份量的土豆泥；到了缴纳公购粮时，会有四轮东方红拖拉机，开进庙岭，拉着人们去交公购粮，庙岭人不再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背着筛选出来最好的粮食，饿着肚子，汗流夹背，翻山越岭，去完成农民对国家的唯一贡献；庙岭人一定会过上“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憧憬中的日子，那样，庙岭就会距共产主义很近了，家家户户没有忧愁，人人都快乐得像神仙，自由，奔放，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劳动、收获，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年节时，大人小孩都有新衣服穿；有肉吃，一年四季，村庄里气氛安祥和谐，夫妻不会因为日子穷而天天吵架，村庄周围的山水，清明无比......

可是，人生的世界里，理想和现实，总是别扭的对立着，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庙岭人理想中的物质丰富了，现实的物质条件比憧憬中一切还要好出许多。但是，对于今天的庙岭人，什么都有了，他们却感觉不到幸福，无形的生活压力，像一副担子，压在他们身上，他们竟然在庙岭待不住了，他们离开了养育自己的家园，翻过庙岭，去外乡挣钱谋生，他们没有料到的乡愁，紧紧地围绕着他们行走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

二

为了写这本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从上小学起，就开始记日记，甚至在家中的许多树上、墙上、家具上做过各种各样的记录和标志，比如现在还结果的核桃树、毛栗树和柿子树，都有我做的许多标记，那些标记，被岁月深深地镶嵌在厚厚的树皮里，虽然那些标记，不全是为了写这本书，我的想法是，让岁月记住一些东西，让记号证明一些过往，总是一件好事。为了记录庙岭的山水林田路和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照相机还是希罕之物时，竟然花却半年工资，购买了相机，学会了在暗室里冲洗、放大照片，学着为照片着色，想让庙岭的黑白山水成为彩色，犹如我渴望庙岭变得更加美好一样，因为只有照片，才是世间最真实的记录。

还有一种情况是离开。很小的时候，我总生活在别人家，比如大姐家，舅舅家，到上完小和初高时，离开了山沟，成人后，又去北京当兵，离开，远距离地看庙岭，就和庙岭人看庙岭有了区别，我要一直生活在庙岭，我所看到庙岭的映象，也许和村人看到的一样，正因为自己的离开，产生了距离，产生了臆想，转换了视角，才加深了印象。母亲说，我有了对比，我比他们多了对庙岭的思念，也就多了想象

在准备写这本书时，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自然地表现历史，书写真实，让个体的人，适从潮流，让事实为历史代言，尽量使人物、事件和细节重现。

可以说，这本书中，全方位地呈现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与庙岭的血脉关系，隶属关系，情感关系，成长关系，依附关系，我想向读者表达的是，我的拥纳，我的回忆，我的记录，我的感受，我的困惑，我的愧悔，我的焦灼，我的质疑，我的隐忍，我的迷茫，我的哀悼，我的痛楚，我的泪水，我的留恋，我的牵挂，我的热爱，我的适应，我的理解，我的怀念，我的渴望，我的憧憬，我的情怀，我的乡愁，我的追寻。是想通过对自己所看见的庙岭这个极普通的小山村历史的呈现，透视中国农村在五十年间的变化，记录中国农民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反映中国农民在半个世纪里，对生命的体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伟大祖国的敬仰和依恋，对不同时期历史光段的付出和回应。

三

一直认为，一个作家，所看见的，应该与普通人看见的有所不同，作家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写作的素材，无论名家大腕，还是文学爱好者，写作的初衷，是表达，萌动了写作的冲动和有了写作的准备，都应该从看见开始，作家的职责是把自己看见的东西，经过加工整理，溶入进自己的观点、情感和思想，用艺术手法加以组合，还给读者，才算抵达写成的初衷，没有这些，就没有文学，也没有作家。

被秦岭紧紧拥抱在襁褓中的庙岭，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精神领地，记事起，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村有近200多人，我所看见的，庙岭的人也看见了，但我总认为，我所看见的，应该与他们看见的不一样。河边有棵老柳树，他们认为那就是一棵老柳树，他们心里所想的，老柳树能做什么用场，是解板后做成家具，还是将其在春天长出来的细枝割下来编成笼或筐，或者是砍了树当柴烧。而在我心中，那棵老柳树，除了有故事，还有情感，少年的情感，成年人的情感，老年人的情感，故去者的情感，树本身的情感。老柳树像庙堂里的菩提树，树上系着许多人的情感和记忆，当然还有由记忆编织而成的故事，那些承载情感的载体中，藏着人的记忆，也藏着人们的祈愿。母亲曾经说过，你看人看事，要和我所看的得出的结论不同。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走的地方多，见的人多，经的事多，你会读书，书中的人多，庙岭的人和事在你眼中，肯定和在我眼中不一样，你看见的人和事，你会和书中的人和事作对比，你会和你在外面见过的人和事作比较。她还说，比如咱们死了的刘队长，我们只能看见他大公无私，而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会大公无私，是什么原由让他大公无私。我信了母亲的话，也利用了母亲的话，结果发现，母亲犹如一位哲人，话虽普通，道理却深刻至极。在写作过程中，我尊循了母亲的教导。

四

这些年，关于故乡的隐退，人们写了太多的文字，人们断断续续地写乡村，跳跃式的书写，或者是回避式的书写，许多文字，回避了真实，写出了存在，回避了苦难，写出了希望，有些文字，在书写中，遗失了乡村曾经的欢愉。我坚持选择式的书写，以事实为依托，写人们的喜悦，也写苦难，我想写出大时代背景下，农民的思想和意识，及由意识折射出来的行为。之所以想全景式、纵深式地书写，是想告诉人们，昔日乡村，也曾经辉煌过，乡村的人，也快乐过，幸福过，我想告诉人们，为什么乡村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中原由是什么。

庙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仅靠这40多万字，肯定是记不全的，我选择的事件和人物，必然有我的想法，时代，人物，场景，事件，我要反映我心中，那些事件的意义所在，不只是单纯的罗列过程和安排时间顺序，将人物记录在案。比如跛子何忠福这个人，他一生，在庙岭人眼里，是个残疾人，是个可有可无的人，是个饿死鬼托生的人，而这个人物对我而言，是最有特点的人。他揽罪上批斗会，想进监狱，他最后说给父亲的遗言，他一生活着的意义。庙岭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光棍，只有他，活得和别的光棍不同，说他苦，比别的光棍苦了许多，但他的人生中，是有希望的，哥哥何忠有的儿女就是他的希望，而别的光棍，吃喝或许比他好，自由，不遭白眼，不受人指责，但他们与他比少了希望。他之所跟着兄长何忠有在大年初一修地，担着柴草上集赶店，憋着屎尿赶路，因为他为希望而活，他的希望就是他的靠山，是他活着的精神支柱。

五

我知道，这类题材，放在文学作品里，归类或许都是问题，文学上把这种写法叫在场，也叫非虚构。而我遵循的是真实的写照。我不喜欢在语言上弄得文绉绉的，我的书是写给庙岭的后人的，我只想书写自己看见的真实，我是要让庙岭的后人，知道这些历史，不像昨天和今天的庙岭人，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经历了什么。对人来说，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是一种悲哀，我一直背着这种悲哀在行走，我不想让庙岭的后人也背着悲哀行走，我想让庙岭的后来者知道，在他们之前，庙岭发生了什么，都有些什么样的人，经历了什么样的事。记录庙岭的历史，算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很想完成的任务，当然，也是一种报答，报答庙岭给了我的一切。我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中面对的困惑，而文字对我而言，是一种可以依靠的东西，是我用于解除困惑明白自我的一种手段，我想用文字表述自己与世界的依存关系，通过文字与庙岭的前人交流，与后来者交流，与历史交流，与时间交流，与自然交流，与未来交流。记录过去，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未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一直喜欢王维的说法，虽然几十年来，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比庙岭多，但我并没有放过庙岭，庙岭犹如一帘幽梦，夜夜于我的枕边，与我同眠，它是我在城市的另一个太阳，赐温暖于我，照耀我前行。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一个愁字，定在心中，这个愁，不是我的个体之愁，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群体之愁，也许时间会消解这种愁，可不知道要等待多久？如果是在写作一部小说，也许我会依自己的设想，借用自然的景物，将愁字埋没，面对历史，我没有办法将隐没在庙岭山水间的愁抹去，它和暗藏在我心中的愁一样，真实的存在着。

为愁而愁，为愁而作，也许这是我写此书的初衷。

2020年正月初一

于西安大明宫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