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

童年的记忆已经隐约消失在了夏天的蝉声里，很多人都说三岁记老死，而我三四岁的记忆却很模糊。农村的月亮又大又圆，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月亮就已经升到天边，经常会看到日月争辉的景象，夜空总是挂满耀眼的繁星。偶尔会有一股流星划过寂静的夜空，打破这纯粹的天籁。

那几天，母亲回了娘家，有一天晚上，母亲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让外祖母陪着连夜赶回婆家。虽然外祖母家不是很远，不到六里地，但是让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走这么长一段山路还是很费劲，紧走慢赶，她们走到家门口已经凌晨三点多了。

这边祖父他们都已经睡熟了。祖父母一共有七个儿女，大姑社花是老二，二姑秋花是老三，二叔根平是老四，三姑荞花是老五，三叔国平是老六，小姑葡萄是老七。父亲是长子，也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

父亲十二岁才开始上学，在这之前一直给家里干活，祖父不大希望他去上学。如果走了，家里很多活就没人干了，何况家里也没有供给他上学的条件。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急切地想读书认字，看着同龄人一个个都去学堂，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边在山上放牛，一边痛苦地思索着，后来他找了村里一位德高望重又乐于助人的长辈，让他帮忙去和祖父说情，祖父这才勉强同意让他去上学。

父亲是在甘沟上的中学，上中学的时候要住校，一个礼拜回一次家，一方面是回家拿点口粮，但主要还是回来帮家里干农活。在那种半农半学的状态下，能坚持读完高中很不容易，最痛苦的是，上学的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半饥饿状态，家里没有存粮，只能挨饿。父亲一星期的口粮是七块高粱面饼子，半斤玉米面，几个土豆和一坛子浆水。饼子只有手掌这么大，薄薄的一层。每次去学校，祖母都往书包里装七个干饼子，书包是祖母用浆洗的十分干净的蓝色硬布长衫缝制的，上面打了几朵梨花形状的补丁。

学校离家近二十里河川路，在去学校的路上，两三个饼子就下肚了，因为去学校之前，父亲经常都不会在家吃饭。父亲的同桌是个瘸腿女生，她家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要比其他人好很多，父母都是基层干部，她来学校带的都是小麦白面粉和白面馒头。她的学习不是很好，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完不成，需要借鉴一下父亲的作业，交换条件就是她偷偷地塞一块饼子或两个馒头到父亲的桌框里面。父亲的高考成绩差了三分，上不了大学，很遗憾地告别了学生时代，以后只能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

高中毕业以后，父亲想去参军，每一个好男儿都有一个军人梦，都怀着满腔热血，立志精忠报国。但祖父坚决反对，父亲最后偷偷地走了，结果还是被祖父发现，父亲走到梁上的时候，被祖父追上，骂回家去了。祖父认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民，到了适婚年龄，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姑娘结婚成家，安安稳稳过日子。毕竟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很多农村人的思想都是根深蒂固并且古板迂腐的，认为传宗接代才是头等大事，古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普通的农村家庭都要拼命地生男孩，生的越多越好，人多了既能多干活，又不会受别人的欺负。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一辈子只能做一个安稳本分的农民。如果当时真的去参军，或者考上大学，走出农村的十万大山，可能命运就不一样了，这大概是父亲一辈子的遗憾！

那时候二叔三叔他们还没有分家，大姑二姑都已经出嫁，只有三姑和小姑年龄较小，还没有出阁。大姑和二姑比父亲结婚早，大姑家的大表哥大我八岁，二姑家的表哥大我六岁。农村普遍就是这种情况，女儿老早就嫁出去了，上门提亲的媒人能把门槛踩烂。而儿子娶媳妇却比登天还难，尤其是家境贫寒、老实本分的人家。当时祖父一家人算下来也有十几口子，算是大家庭，而且还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这个时候，母亲不忍心敲门去吵醒一大家子人，就挺着大肚子轻手轻脚走到麦场的草垛旁边去休息，打算天亮了再到家里去。结果一会儿我就出生了，天还是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破晓的征兆，天空只有几颗稀稀落落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

我的出生似乎有点任性，有点滑稽，在这种艰苦岁月里，一个小孩的出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每家都有那么三四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那个年代的孩子真不是稀罕物。

那时候，农村的女人都在自己家里生孩子，从来不知道去医院，当然也没有条件去医院，最多找一个村里有经验的接生婆罢了。有些女人在厨房烧火做饭的功夫孩子就出生了，有些女人在地里割麦或者锄草的时候孩子就出生了，甚至有些女人衲一双鞋垫的功夫就把孩子生下了。那时她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农活和家务，一直到孩子出生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坐月子的时间也不过三五天。

深秋的凌晨，已经很冷，草垛外面已经落了一层薄霜，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厚被子，很多人家都已经开始烧火炕了。

祖父是村里的会计，算盘打得又快又精。那时的会计不需要懂多少金融学和统计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只要认识几个字，会打算盘、会算账就可以。祖父没有上过学，但他也认识不少字，都是自己平时一个一个慢慢积累下的。和他一起的同龄人基本上都没有上过学，一个村里面也就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

祖父家里十几口人，吃饭的人多，种的地自然也多，母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在我一岁的时候，小姑还没有出嫁，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就把我交给小姑照看。到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分家了，二叔三叔他们也都成了家，那个老院子里面的几间老土坯房已经挤不下这么多人了。所以，祖父只能给父亲兄弟三人分家，准确的说是把父亲和二叔分出去，祖父祖母他们留在了三叔跟前，跟着三叔过日子，由三叔三婶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我们家分了两袋子玉米面粉，几根白杨木椽条，一棵还在野外生长的大柳树，还有十几亩薄田。当时庄子下面的小沟里面长着四棵大柳树，那是祖父年轻的时候栽种的，已经长了十多年，做椽子绰绰有余，但是当檩子还有点单薄。我们家和二叔家各分了一棵，剩下的两棵分给了三叔。

祖父说等他百年以后，那棵柳树给他做棺木用。那时候，很多老人的棺材都是叫村里的木匠来家里现做，大多数材料都是柳木或者白杨木，村里最多的就是柳树和白杨。一个十几口的大家庭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分了，那棵大柳树祖父最终还是没有用上，祖父的棺木是上好的松木打造的。那几棵大柳树现在还在那个小沟里迎风招展，现在都没人要了。

农村就是这样，兄弟多了，各自成家以后都要分家。老人一般都会留在最小的儿子跟前，我的祖父祖母也一样，在我三叔跟前，他们还是住在老院子，虽然显得宽敞了许多，可依旧还是那么贫穷。过了几年，三叔他们也搬了新家，搬到我们庄子旁边了，以前那个老院子在村子北面最低处的悬崖边上，光线阴暗，道路也很窄小。新庄挪在了我们村南头最高处，一下子亮堂了许多，可以登高远眺，一览全村。我们的庄院坐落在全村最高处，刚开始只有我们一家人，过了两年，又来了两户人家，做了我们的邻居。又过了两年，三叔搬来了，三叔家算是我们这里的第四家人。

在父亲分家三年以后，曾祖母去世了，曾祖母八十四岁的高龄，绝对能算老寿星。她是在曾祖父去世二十年以后离开人世的，曾祖母离世的时候，我已经五岁，还给她披麻戴孝，摔盆挂幡。

那一年，我们家特别不顺，先是我感冒了高烧不退，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高效感冒药。村里只有一个年龄很大的跛脚医生，只有一些最普通、最寻常的中药成分很大的感冒药。但我们基本上不会去他那里买药或者看病，因为家里穷，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感冒以后，基本上都是硬扛着，靠自身的免疫力痊愈。到实在高烧不退，或者咳嗽严重扛不住的时候，母亲才会去跛脚医生那里取一点药，大多数时候都是赊点药。

这年的后半年，母亲因为一点土地纠纷，和我们族里的一个堂叔吵架，甚至还大打出手，女人和男人打架本来就处于弱势，母亲自然不敌。

这次打架事件过去不久，一个下雨的黑夜，我们家麦场里的大草垛无缘无故起火了，火势冲天，高过院墙，家里人才发现。幸亏邻居们及时帮忙，加上下雨天，火势蔓延的不是很快，最后终于把火扑灭，但还是损失惨重，大半个草垛都被烧成灰烬。

祖父是姊妹五人里面的长子，曾祖母的一切后事都由他主持操办，当然所有的花销是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平摊的。祖父兄弟三人分家的时候，曾祖母分给了三祖父，她是跟着三祖父三祖母一起生活的，去世的时候也在三祖父家。在曾祖母去世之前，她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大女儿早在四年前已经病逝。可怜的曾祖母至死都还惦记着她的女儿，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姑祖母病逝的时候年仅五十七岁，那个时候我刚满一岁。

时光无情地流逝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只有在梦里才能追忆当年的黄金岁月。

关于家乡，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道山梁。母亲经常抱着我，来回奔走于那道梁两边的村庄，对她来说，一边是娘家，一边是婆家，对我来说，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童年。

那道梁就在村庄最高处的土堡下面，正下方就是上岔，它被夹在外祖母村和我们村中间。那道梁很短，只有五六百步的长短，但我小时候最怕走那条路，尤其是大中午或者日落西山以后，想到那个土堡就让人不寒而栗，简直不敢抬头去看它。和村里其他小伙伴经常一起去土堡上面玩，看到过堡墙里面露出来的根根白骨，从此后就对土堡产生了心理阴影。

我们村是典型的半个陀螺形状，我们村所有人家都坐落在西山上面，东山上面没有一户人家，全都是农田。东西山中间横跨一条深约十几二十米的天然沟壑。

村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间的一条深沟，沟底离地面平均有十几米的高度，这大概是经过大暴雨长期冲刷而渐渐形成的。深沟下面长满了野草和可以食用的地软，雨后，很多人会跑到沟里拾地软去，地软可以蒸包子，也可以包饺子，做汤。

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玩，但是也不能平白无故地整天都从家里跑出去疯玩，玩也要找一个正当理由，这样才不会被大人阻止，更不会挨打。我们小时候半年挨的打大概要比现在的孩子十年挨的打都多，因为父母们都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他们自然视若珍宝。另一方面，父母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更没有那么多耐心和学问去用更加文明的方法教育孩子们。当然，现代这种非常文明的方法教育出来的孩子，品质上能不能胜过当年棍棒底下教育出来的孩子们，还有待商榷，至少还要时间的验证，这或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这样，放牛就成了孩子们出去疯玩的最佳理由，为了节约草料，也为了锻炼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大多数大人是不会反对孩子去放牛的。不过有些大人嫌放牛太麻烦，不会同意，有些孩子放牛，只是跟着其他人图个新鲜，劲儿过了以后，就不想再去放牛了。

一旦给牛换了嫩草绿草，就不容易再改口，出去沟里面放几天牛，牛既能吃到新鲜的嫩草，又能自由自在地散步，再让它们回到家，拴在牛圈里吃没什么营养和水分的干草，牛自然不大愿意。这样也很容易把牛的牙齿弄坏，大人正是知道这一点，才不会轻易同意孩子去放牛。

孩子们把牛赶到沟里就四散而去，一直到日薄西山，牛饱人尽兴，才悠闲地赶牛回家。在牛自己吃草的这段时间，孩子们就去捉鸽子，捕田鸡，抓松鼠，烤土豆。

后来，沟里种满了槐树，到了夏天，一沟葱茏的树木就像原始森林一样，几年时间，槐树就高过了十几米的深沟。沟里面渐渐有了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最多的就是七彩山鸡和兔子，七彩山鸡在农村俗称雉鸡或者野鸡，因为色彩斑斓的羽毛而得名。

野鸡漂亮的羽毛随处可见，一些大户人家，地桌上的瓶子里会插几支五彩缤纷的野鸡羽毛来装饰。也有人用野鸡羽毛做鸡毛掸子，还有农村唱社戏的时候，很多骁勇善战的将军，头上也会插几支翎子，都是雉翎做的。

那几年，野鸡泛滥成灾，沟里面，田野上，山梁上到处都有。每当人们从它们潜伏的草丛边走过的时候，它们受到惊吓会扇着翅膀扑扑扑飞起来，反而会把过路的行人吓一大跳。这样一来，庄稼就遭殃了，它们在庄稼地里面肆无忌惮地刨土，啃禾苗，吃粮食，村民实在没办法才去捕猎它们。有用大网子网的，也有用麻药麻醉的，还有用气枪打的。母亲和三婶她们经常一大早就去山梁上捡野鸡，每次去都会有所收获。

有一次，母亲捡回来一只又大又漂亮的七彩野公鸡，野鸡的双脚用绳子绑着，把它放在厨房的灶头下面。结果，它休息了一会就扇着翅膀开始乱飞，在厨房横冲直撞，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抓住，拴到门闩上了。过了两天玩腻了，就把它下了锅，我本以为漂亮的野鸡肉会很好吃，最起码要比自家养的土鸡肉要好吃得多，结果煮了两小时，用筷子夹了一下，发现肉还是硬邦邦的根本插不进去。又煮了很长时间，还是煮不烂，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捞出来凑合吃了，野鸡肉还是嚼不动，就像木棍一样。

这件事完全超越了我的认知范围，看来很多事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很多事并不是眼见为实，眼睛有时候也会骗人。野鸡肉还是不如家鸡肉香啊！

这条深沟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全村人的生命之源，村里所有人都在这条沟里面挑水吃，天然的山泉水甘甜而又清澈。清泉周围长满了青翠欲滴的野荷花，大家都叫它灯花，或许这不是它真正的名字，但它应该叫什么我实在弄不清楚。灯花的叶片较小，花根底部有很多小红豆，听说是一味草药的配方，很值钱。灯花开的花和荷花很像，只不过比荷花花骨朵小了很多，灯花叶子也比荷花叶小很多。夏天，很多妇女和孩子都会跑到沟里去挖灯花卖钱。

每当大家来沟里挑水的时候，会在舀满水的桶里面放一片大大的灯花叶，这样水就不会轻易洒出来。我们家还算好一点，走一里地就能挑到水，有些人家要走二三里路才能挑到一担水。水瓢大多都是木质的，也有用半个葫芦的，水桶也是木匠用一块一块的木板箍起来的。后来，慢慢有了铁水桶，但是大家挑水还是喜欢用木桶，因为木桶轻便，铁桶用得时间长了容易生锈，质量也不行，摔几下就扁了或者破了。

小时候，最吃力的活就是和姐姐去沟里挑水，我们会用扁担或者长木棍，一人挑一头，把水桶挂在中间。我的个头矮，下山的时候，我走在后边，上山的时候，我走在前面，这样，水桶就不会滑到我的肩膀跟前增加我这边的重量。与其说是挑水，还不如说抬水更恰当一点，虽然肩膀上垫了破布垫子，但每次抬完水以后，肩膀还是会红肿一大块，也不知道抬过多少桶水，走过多少次颠簸的山路。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打了一口十几丈的地下井，我们才不去沟里挑水了。这口井是利用杠杆原理，用手工制作的辘轳来转动汲水，这样节省了不少力气，井里面的水量充足，地下水源源不断，我们和三叔两家人用都绰绰有余。

冬天，沟里的泉水会结冰，村民需要挑水的时候，会把冰泉砸出一个大口子来舀水。山泉周围都是白花花的冰溜子，孩子们会成群结队跑到沟里去溜冰。跑到最高处，屁股底下放一块塑料布或者半个烂塑料盆子直接冲下去，可以这样玩一整天。有些孩子甚至会从家里拿一个铁锹或者木掀去当坐垫溜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小屁股居然没有被铁锹削成两瓣，也算是奇迹。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头皮发麻，后背冷汗直冒，当年大家居然玩得不亦乐乎。

小时候，孩子们喜欢到处去玩，尤其喜欢跑到山顶的土堡上面去玩。站在堡墙上面迎风远眺，灰色的山头和蓝色的天空连成一片，看着连绵起伏而又一望无际的山峦，心中充满了幻想和憧憬。曾经无数次想象过最远的山后面是什么，有朝一日能不能走到山的那边去看看，阵阵狂风擦脸而过，让人不寒而栗，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高处不胜寒吧！看着堡墙里面露出来零零散散的白骨，让人毛骨悚然。难以想象，以前，在这个现在已经种上了小麦的土堡上面是怎样的一种惊心动魄而又壮怀激烈的场面，而这个城堡下面不知道埋了多少尸骨和英魂。

这个土堡是集全村人的力量，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夯建成的，主要是为了防御盗匪，作为村民最后的避难所。只要有人发现土匪进村，会最先敲响村口的警钟，让村民带着粮食，跑到土堡里面避难。它建在山梁最高处，易守难攻，可以俯瞰到周围好几个村子的动静。

土堡高十丈，长宽各五十丈，成正方形，土堡底部墙面厚两丈，最上面的墙体宽一丈。墙面内部呈梯形打造，外部垂直上升，这样可以增加它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土堡虽然是黄土堆砌而成，却牢不可破，已经一百多年过去，它依然屹立不倒。土堡是村民用石杵一寸一寸夯实起来的，泥土里面还掺杂了干草碎末以增加土的黏合性。建成之后，经历了无数的风吹雨打，墙面底部也夹杂了沙子和碎石，来加强墙体的坚实度。

土堡进出有两个洞门，一大一小，大洞门有三丈多深的样子，从里到外，是由上而下的一个斜坡。平时都用大石头或大土坯堵着，只有在大量人口和物品进出的时候才会打开，平时进出都走小洞门。村子如果遇到土匪来抢劫，全村人都会在村长的率领下带着足够的食物来到土堡避难，把洞门封好，准备和土匪周旋到底，甚至有可能大战一场，直到土匪退走，他们才重新回到村子里正常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