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草原上的红星

科尔沁草原上的红星

北坡

根登书记的言语是温和的，笑声是低沉的。尽管他面色黝黑、一米八几的个头，看上去有些严肃。谈起那些幸福的往事，他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喝过酸奶的人，最知道黄油的美味；身经苦难的奴隶，最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他总说：“我是从王公贵族的黑蟒鞭下逃出活命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和教育。一想到这些，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重活都不觉得累，什么困难都不发愁。”他终生服膺这一信条，直到用尽最后一份力。

根登是1950年秘密入的党。那些年，科尔沁草原匪患颇深。1951年冬，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旗委响应中央号召，为在昭克图建立畜牧业合作社，将根登从三道浩调往昭克图任党支部书记。

一个外地人，要在陌生的土地上站稳脚跟，谈何容易。初到昭克图，根登书记晨出暮归，披星戴月，每天背着炒米口袋和水壶，走访星星一样散落在草原与沙地中的贫下中牧户，同他们谈心，给他们讲国家的政策，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经过耐心的劝说，深入的讨论，全面的动员，1952年4月，根登组织18户牧民，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根登将之命名为乌兰敖都畜牧业生产合作社。乌兰敖都，蒙语意为红星。从此，这颗红星在科尔沁草原冉冉升起。从此，这颗星火，蔓延发展成燎原之势。

在根登心里，我们的党，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党。他作为其中一员，就应该成为彻底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人。他的话很少，更多时候，都是在工作，工作，工作。他认为，“空话连篇，不如双手实践”。

根登出门总是带着炒米口袋。他从来不肯吃人家的饭，即便不得已吃了，临走还会留下一定量的口粮或者粮票。到“奥特尔”检查工作，仍旧只吃自己带的粮食。他家里人多，粮食总是不够吃，有时还不得不出去借粮。春夏之际，家里人不得不去打些榆钱、野菜充饥。

那个时候，贫穷的牧民都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崩崩”里。这个“崩崩”不避风日，不解寒暑。根登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什么不能让牧民们住上土房？住土房，不容易！没有土石料是其次，更加难以破除的，是牧民们心中的迷信思想。当时，敖包山是几十公里内唯一的土石料产地，但牧民们视此山为圣山。他们认为，除了盖王爷府和庙塔，在敖包山动土，都会遭遇天谴。那段时间，他日思夜想，计无所出。有一天，他听到传言：敖包山下出现一只白狐，它是神灵的宠儿，不能被打扰。所以大家都不敢去那一带放牧。这消息让他灵机一动。他骑上马，挎了枪，放言说：“世上从来没有神灵，更不会有鬼怪，我去杀死这只白狐，如果有天谴，就请苍天立即降在我身上。”果然，他猎杀了白狐，还把狐皮挂在老榆树上。接下来的日子，他还和往常一样。于是，渐渐地，牧民们的迷信思想动摇了。随后，他连续开了十几次村民会议，摆事实，谈利弊，大家都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他又带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山，率先挖了第一锹土，刨了第一块石头，盖起了第一座土房……，不过一年时间，牧民们都住上了土房，从此免去了风雨寒暑之苦。

根登满手老茧，总是一群人中最能干的那个。他主张今日事今日毕，眼前的工作不完成，他是不回头的。因此，他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生活中的矛盾，像草原上的沙丘，一个接着一个。住房的问题解决了，饮水问题又迫在眉睫。当时的合作社没有水井，饮水要从十几里外的地方运来。每日所需，风里雨里，辛苦异常。可是，沙地里打井，没有人做过。沙土松软，容易塌方，打井很危险，大家不愿意干。根登考虑再三，决定在冬季打井。

天寒地冻，一镐头下去，一片白茬。众人刨了半日，只不过火盆大小的坑。有人开始打退堂鼓。他发现了苗头，便给大家讲愚公移山的故事，用愚公的精神鼓舞人。同时采用烧火化冻，编篱挡沙等措施，不断克服困难。就这样，夜以继日，挖出的沙土越积越高，奋力挥镐的人们逐渐消失在地下。从腊月初开始，眼看过年了。可是，井挖了几十米，还是不见水，人们失去了耐心。有人开始扬言，他是故意整人；有人说，他得罪了上天；有人威胁，再不出水就将他埋在井底。看到牧民们情绪波动，根登将人召集到井边，一字一句地说：“从现在起，我一个人下去挖土。要是还不出水，你们就把我埋在井底。”

正是日暮，狂风搅着雪花和沙砾，四下乱钻。他佝偻着身体、手持火把，又一次走进黝黑的井口。关心他的人，无一不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天意从来高难问。他下去后，挖出的沙土越来越湿，终于，最后一镐头下去，井水喷涌而出。

此后几年，根登带领牧民们先后打井98口，盖房150多间，建设夏牧场66处，牧场扩大到11万亩，牲畜从原来的853头，增长到1854头，比建社时增加了1.2倍。

根登不喝酒，不吸烟，爱看书看报。他开始是不识字的，后来，他的大姑娘长到15岁，做了教师，便开始教他识字。他学习很积极，饭前饭后学习，晚上无事点灯学习，就是生病了，躺在炕上，还让人念书给他听。1956年，参加自治区党代会期间，听见别人说有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就迫不及待买了一套带回家里，从此爱不释手。

根登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着草原。他心中的草原是有生命的。每当看到有人刻意毁伤草木，他必定严厉申斥。看到草场有沙化迹象，一定会马上领人治理。他知道，沙漠是草原的克星，是牧民的天敌。他也清楚，乌兰敖都三十四万一千多亩土地中，可用的草场和耕地只有三万七千三百亩，其余全被沙丘占据。大风一起，沙随风走，埋没村庄，阻断道路，摧毁牧场，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一夜间就化为乌有。

1956年春，根登正式开始了治沙工作。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认定的事情，他从不半途而废。他将电影放映队搬到治沙前线提振士气。他鼓励治沙的人们，“沙治好了，我们活着多一分口粮、死后有一口棺材。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永远记得我们的好处。”通过不断实践，四处奔走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治沙的成功率不断提升。经过难以想象的努力，根登书记带领牧民们人工种草800亩，沙漠造林1000亩，将3000亩流沙改造成为优良的牧场。这，在内蒙古草原上是首创。

根登向治沙求效益。他选择适宜的土地，栽种枣树、葡萄、苹果等经济林木，几年后，这些经济林木不但满足了本地人的需要，还销售到附近地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1975年，中科院选定乌兰敖都作为荒漠化防治中心。从此，乌兰敖都的荒漠化治理获得了更多技术支持，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乌兰敖都荒漠化防治中心对促进翁牛特旗沙区农牧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根登思想活跃，敢为人先。他的想法从未被限定在这块草原，他总是在超越。为了保障冬季牲畜的饲草料，他首创了夏秋围封牧场的做法。他敢想敢干，善作善成。合作社先后建立了缝纫厂、乳粉厂、酿酒厂、修配厂，还率先搞起了沼气池……，他创造了内蒙古草原上若干个第一。

1958年，国务院授予乌兰敖都牧业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乌兰敖都的集体主义精神高涨，畜牧业和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1952年至1973年，共出售给国家大小牲畜3.8万头只，绒毛32万斤，皮革2.2万张。社员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社员们的平均工资高过普通干部，有的社员最高工资达到每月30元人民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有玻璃窗和电灯的新房，许多社员家里都买了收音机、缝纫机、钟表。乌兰敖都的姑娘从不愁嫁，乌兰敖都的小伙都是周边姑娘们的抢手货。对于合作社里贫弱的人，根登不会一味资助，而是鼓励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用劳动换取生活所需的资料。

根登的大女儿曾经是苏木的保管员，女婿也是公职人员。他觉得家人都是公职，人家会说闲话。为了避嫌，他要求女儿女婿退出公职，到牧场放牧。根登年老后，鉴于他的功绩和地位，上级决定分给他一套楼房，并给他的孩子们安排工作，方便照顾他，他都一一谢绝了。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给国家添麻烦。”直到去世，他都是住在土房。

根登书记先后担任合作社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多次被评为旗、盟、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他曾任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根登书记参加了1957年2月的全国七千人劳模大会。22日，在中南海，他首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后，又在1958年、1959年、1967年三次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78年和1981年，2次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

根登书记特别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党支部书记任内，他发展党员41人，团员70人。攻坚克难，党员一马当先。一天的工作结束，晚上他会抽空进行工作总结。表扬进步，批评落后，动真碰硬，不讲面子。组织生活有声有色，日常工作朝气蓬勃。

根登认为青年是希望所在，他十分注重培养青年人才。穷人家的孩子哈斯巴雅尔特，想做医生却无从学习，他想办法将其送到学校深造，如今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医生。道敖，20出头就成为乌兰敖都的牧业队长，根登派他专门到国外学习牧业技术。如今，道敖以一人之力，造林治沙3000余亩，成为翁牛特旗远近闻名的绿化名人。他帮助的青年人还有很多，有的还在乌兰敖都，有的散播四方，但是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是根登精神的传人。

根登生于1911年，病逝于1993年，享年83岁。临行前，他将一块双菱牌手表和一只红色箱子，赠与常年侍奉他的红卫外孙。他孙儿辈的名字，都是以“红”字开头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斯人已去，精神永存。根登书记，一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他信念坚定，光明磊落，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他一生廉洁，大公无私，以干净磊落换来风清气正。他出身贫寒，深知民生多艰，故而一生为民，身体力行，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他奋斗一生，因为心忧百姓，所以披荆斩棘，敢为人先，历经磨难，成就斐然。根登书记的精神是草原上的红星，星光将永远引领我们不断走向昌盛和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