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娘

疯娘，是我的干娘，也是我们这一带很多很多人的干娘。她没名没姓，因她是个要饭的疯子，人们都习惯地叫她“疯老妮”。

在我记忆伊始，疯娘就在大街小巷以乞讨为生，背着一个很烂很破的蓝布兜袋，她身材瘦小，花白凌乱的头发长年没有梳洗过，拄半截朽木拐杖，为的是支撑她残疾的身体，更是为了驱赶那些围着她追咬的恶狗。她身上和蓝布兜袋缀满了五颜六色的补丁，都是好心人为给她遮体，东家一针，西家一线缝补上去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鲁西平原很贫穷，大街上经常会看到，一家人拉着一辆破烂的地排车，沿街四处乞讨的景象。疯娘应该是在六十年代末期流落到我们这一带的。

疯娘因为是个疯子，常常遭到人们的嘲弄。有操蛋的人（二流子之类的人）为了戏弄疯娘，说：疯老妮，疯老恶（我们当地的一个男性暴力疯子）来了！疯娘就会不停地用双手互相抓挠，直到挠的满手是鲜血，人们才在开心大笑后走开。疯娘要饭时，时常会被猛然从院子里窜出的大狗扑倒在地，撕咬着。在我的记忆里，疯娘的衣服经常被撕破，脸上、手上，也从未断过伤痕，以至于，她走起路来的样子，总是一瘸一拐的。

我认干娘则纯属“命硬”所致。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因我出生时，一见面就撒了一泡尿，邻居贺二嫂（一个比母亲还长许多岁的东北女人），给我取了乳名叫“破”，意思是我命硬，叫“破”，取意破解破解。在我这个年龄段，乳名叫“破”、叫“尿”的，基本都和我同属一种情况，因一出生时就撒尿而得名。我们鲁西农村一直沿用着这种传统的取名文化。仍有给孩子取乳名叫“狗”的，叫“剩”的，叫“丢”的，寓意孩子不娇气，好养活。

叫“破”这个乳名，我感觉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让我在同学面前没少出了丑，到我快结婚时，都听不到有人喊我的大号（大名），最终也没能改变家中的窘境。打我记事，母亲就体弱多病，我四岁时，父亲又在本村建学校施工中摔伤了腰。家庭的重担，都压在了正在读高中的大姐身上。16岁的大姐，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在当时窘迫的家庭环境下，辍学是她唯一的选择。做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大姐白天顶上男青壮劳力干活挣工分，晚上还要熬夜给兄弟们衲鞋底做鞋。也正是由于大姐的辛劳付出，我家才没有加入举家逃荒要饭的行列。

母亲不识字，象很多鲁西农村妇女一样，特别尊崇卜算之类的异术。我三岁那年，一个卖芦席的（鲁西一带都习惯用芦苇编的席子做炕席），路过我家讨水喝，见到我时，顺口说了句“这孩子命硬犯克”。母亲便当了真，连忙把我的生辰八字，一一告诉了那个卖芦席的人，那人白白喝了我家一痛开水，还卷走了我家仅存的3毛钱，做为“封礼”，并给母亲指点了破解之术：给我认个干娘。

家庭的接连不幸，加上卖席人一痛的“白话”（我们这一带把不靠谱，唬人的话叫白huo），我被定义成了全家的“克星”。母亲曾对我说，生我的那年，邻居刘大娘家的凤比我大十三天，因刘大娘生了六个全是闺女，到凤这里是最后一个，还是闺女。在农村，如果家里没男孩子传家，就是无后，就会被人看不起。刘大娘多次找人登门说和，有意把凤和我对换一下，母亲同情刘大娘，勉强同意了，当刘大娘抱着凤来换我时，母亲说什么也不换了。母亲一直说，那次娃娃幸亏没换成，要是换成了，她会愧疚一辈子的。

我们这一带把压麦场用的石碌碡，叫石马滚，有认石马滚做“干娘”风俗。林副统帅叛逃的那年，大年三十晚上，万籁俱静时刻，母亲把我从熟梦中叫醒，用碗端着三个白面馍馍，拽着我来到了家前的打麦场里，在一个石马滚上摆放好馍馍之后，摁住我跪下磕头，懵懵懂懂的我，说什么也不跪，屁股在挨了重重的几巴掌之后，我“啊啊”地哭着被母亲又拽回了家，因我的奋力抗争，干娘没认成。

我的“命硬”，成为了一直萦绕在家庭上空的阴影，在母亲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一个深秋的清晨，我在院子里手捧着野菜团子狼吞虎咽，伴随着“大娘婶子行行好，给点吃的吧”的乞讨声，我家那扇豆腐架似的破宅门被吱呀呀地推开了，只见一个花白头发，肩头斜挎着蓝布兜袋，身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衣服，手持半截木棍的乞讨人走了进来，我当时扔下手里的野菜团子，哭着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赶忙把我抱进里屋，从碟篮子里（鲁西一种用高梁秸上节杆编的，盛干粮、盛食物的用具）掰了一块“净面”窝窝（不掺杂野菜、红薯面等杂物的玉米窝头），递到了那个人手里，当年，在我家只有病中的父亲才能享受这种高规格“待遇”。接着，又给那人舀了一碗棒子（玉米）糊粥，那人在院子里吃完喝完之后，安静地离开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疯娘，那时，我真的不知她是男是女。

可恶的贺二嫂，不光给我起了“破”这个再难听不过的乳名，更可恶的是在她的怂恿之下，母亲给我认了疯老妮这个“干娘”，贺二嫂死后多年，我一直还在忌恨她，忌恨这个裹着小脚，爱抽烟、爱喝酒的东北女人。

自打那次疯老妮到我家乞讨之后，贺二嫂和母亲就把疯老妮确定为我“干娘”的最佳人选。这次认“干娘”，贺二嫂踮着她那又小又不活的小脚，跑遍了大半个街，才把疯老妮“请”到了我家，搬把椅子让她坐好，我们鲁西地区拜师、行礼等重要场合必须坐椅子，以显示受礼人的尊贵。我的屁股先是挨了几鞋底子，接着又被母亲和贺二嫂摁在地上，给疯老妮磕了三个响头，哭着喊了一声“娘”，然后，母亲给了疯老妮三个特意蒸的白面馍馍，又封了一毛钱的“礼”。自打那以后，疯老妮正式成了我的“干娘”。就是现在，我老家这一带，认干娘，也得买衣服、送礼品。

自打我认了疯老妮做“干娘”之后，我始终不愿见到这个疯疯颠颠的疯女人，也再没有喊过她一声“娘”。上学路上，遇到她在大街上行乞时，我要么找个地方躲起来，要么换条胡通绕行。在我的心里，认这个疯女人为“干娘”，只不过是个形式上的事情，她和我毫不相干。在我们这一带认她做“干娘”的孩子很多，究竟有多少孩子认她做了“干娘”，别说疯娘不知道，就连很多是疯娘干儿子、干闺女的人，如今，恐怕都已想不起来疯娘的模样了。

十七岁那年，我参军当了兵，退伍后，我再也没听说过疯娘的任何消息，就象没人问过她从那里来一样，也没有人问过疯娘去了哪里。再后来，听说疯娘是在一个大雪夜冻死的，更没有人知道疯娘的坟在哪里。

有年冬天，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日子，我踩着“咔吱咔吱”作响的雪地，漫不经心地走着。一位身影佝偻的老人，不小心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滑倒，我急忙跑过去将老人扶起。刹那间，老人那花白的头发和那满头的雪花，让我猛然想起了疯娘。

那夜，疯娘从遥远的时空里走来，走到了我的面前，走进了我酒足饭饱之后，那深深的愧疚里，走进了我绵绵不绝的思念里……

听老人说，疯娘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她带着六岁的女儿四处求生，娘俩饿的实在是走不动了，为了给孩子找条生路，她用围巾把孩子捆在了一棵柳树上，以便让路过的好心人领养走。孩子在哭，她也在哭，天下哪有狠心的娘啊！走了很远还是放心不下孩子，等她回来再寻时，树下只有大片的血迹，和被扯咬的一截一截的围巾，打那起，她就疯了，再也没有生育过儿女，可总有人在说，疯娘的儿女多的数也数不过来。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疯娘就是一个沿街乞讨的疯老婆子，一个帮人消灾避祸之后，却又不受人待见的要饭的，即便是哪家的孩子认她做了“干娘”，都不会让她抱一抱，更别说让她亲一亲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遍又一遍的在记忆的深处梳理着疯娘的影子，重塑着疯娘的形象，在她零乱的花白头发遮挡下，我始终看不清疯娘的面容。我清楚的记得，她见到孩子时的那股子狂热劲，和嘴里总在不停地呼唤着的“样子孩孩！”（应理解为漂亮、可爱的孩子），让我们都很害怕她。她总是把历尽冷嘲热讽，在人们充满岐视的目光里乞讨来的食物，一小块一小块地分享给那些饿的可怜巴巴的孩子们吃。我能深深地感知到，做为母亲，那是她强烈而又炽热的爱，是那样的博大、无私，是透底人性的彰显。

我没吃过疯娘乞讨来的食物，也从没被疯娘亲抱过，我和疯娘的缘分，只不过是被迫着磕的三个响头，和一声不情愿的呼喊“娘”。在无数次和疯娘的相遇中，我总在刻意躲闪着疯娘的身影，嘲笑疯娘的疯相，甚至，面对她自已的抓挠和被恶狗撕咬流血的伤口，我一直都无动于衷。

时光荏苒，霜雪落发，当我的灵魂，在被有疯娘的岁月里浸泡过，被炽热的阳光清洗过之后，回过头去再看看，她蓝布兜袋里，那些零碎的、发了霉的食物，是那么的丰厚，那么的有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