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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散文
201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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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见

 


                遇 见

            

                 张建安


     

一九八一年,我十六岁。一位贫穷、瘦弱、单薄的农家子弟,在湘西南芙夷河畔,在邵阳县一中那古旧的校园里,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我有幸遇见了一群才华卓著、品行高洁的先生们,还有一群稚嫩纯洁、奋发向上、风华初显的菁菁少年。

而今,几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师,那些同学,和那匆匆流逝的岁月,都常常令我神思飞越、感慨万千……


                           政治老师

 

我们的政治老师是胡光俊先生,此公看起来虽算不上光鲜英俊,但他来头不小,据说是“文革”前北师大毕业生。中等个儿,精干而结实,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发型弄得特别精致,头发一律地向上竖起,然后朝后倒伏,很是严整。一看就是个脑子灵光、思路清晰的主儿。

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首先诉说了以前他教学生涯中的不幸历史。他说,以前他在塘渡口中学教文科复读班的时候,由于学生整体素质的原因,正如俗话所言“麻布袋绣花,底子太差”,结果是每年高考成绩一出,效果总不理想。用他的话说:“每年就那么几个子几个子,真是出了我咋丑——老子是堂堂北师大毕业的!”他神态严肃而认真,不苟言笑,却引起我和同学们哄堂大笑。

实话说,胡老师的课确实不错。他视野开阔,要点准确,常常显得举重若轻,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等,讲述得清楚明白,我们一听就能记忆在心。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对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推论和运算,一步一步,自然顺畅,环环相扣,让我和同学们心服口服,赞叹不已!

特别是他教导我们的那种答题方法,可以说让我们终身受用。他说,解答政治分析题要分几步走:第一,是要概述相关理论或原理;其次,列举契合题目所涉及的相关事例,先进行正面阐释,然后反面论述;最后,总结归纳,击中要害,提质升华。如此操作,纵丑也有八成了!

我是非常认可胡老师这种答题方法的,加之,我的语文表达能力还算过得去,因此,解答政治分析题时我显得从容不迫,没有畏惧。

记得距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时光,不知胡老师通过什么渠道,从武汉大学搞来一套“考前政治强化资料”。据说,总共只有五十本,不一会儿就被消息灵通的同学抢光。承蒙胡老师厚爱,有幸给也我留了一本。

传说神乎其神,说是上一年度,高考政治试题基本上都被武汉大学的那些先生们押中,因此。我和同学们都把这个神奇的资料当作高考政治制胜的法宝!

六月,天气开始炎热,但一中校园里书声琅琅。教室里,操坪里,宿舍里,就连围墙外面的草坪里,田径上,小河边,到处都有“呜哩哇啦”背诵政治问答、历史名词解释题的同学们。

遗憾的是,我瞬时记忆能力太差,离考试只有两三天了,有同学问我能够背诵多少题目?我说,只要一合上书本,我差不多一个都背不完整。同学说,那怎么得了?我说,是啊,我内心焦急得很!

然而,焦急是焦急,但我心里还是有谱,我虽然不能死记硬背,但那些要考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我还是理解清楚的,还是能够一一记诵的。

事实上,那年高考,我凭借自己较好的语文基础,联系试题内容,找准了相应的理论原理,联系实例加以分析和阐释,以不变应万变,把试卷写得满满的,估计即使不完全正确,但也能答对百分之八十吧。


                              数学老师

 

高一的时侯,我的数学成绩并不理想,但后来的高考,我的数学却考取了好成绩,这很是让老师和同学们吃惊。

其缘由,我不得不提到自己在县新华书店买的那本《数学》。记得那是一本浅绿色的封皮、大约有四百多个页码的参考资料,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至于主编专家是谁,我没怎么注意。但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规范、很适合中学生自学的优秀数学辅导读物。它不仅定义、定理表述精确,概念、公式说明通俗易懂,而且,所选的例题也很有代表性。可以说,那些例题基本上能涵盖、诠释和运用相应章节的数学原理和知识。特别是每章每节后边配置的练习题,难易程度适当,更是对应了我们的数学教材的基础理论,无论是“立体几何”题目,还是“解析几何”习题,既有知识点的记忆考察,又有实践的计算演练,非常见效。

多年后,我还在怀念,那真是一本很难得的数学辅导资料哦。

有了这样一本好书,我坚持每天看五六个页码,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定义必定要记忆并力争搞清其来龙去脉。每天坚持做四五道练习题,容易的要做,不容易的题目也要做。做不起怎么办?问同学,问老师,直至自己能熟练解答、快速运算为止,决不偷工减料、轻易放过!

如此训练了将近两个月,我的数学成绩的进步可谓神速,但那时,我自己是不知道的。

有一次,上晚自习课,我后边的罗晓果同学轻轻拍我肩膀说:“张建安,请你解答这个题目,这是后边几个女生传过来的,我解答不了,你看看?”我听后很紧张,心想,罗晓果可是我们班上的第一名哦,他都算不出,我又怎么能算得出来!

灯光下,我认真阅读了这个题目。阅读完毕,我发现此题并不难,我甚至还想到,这个题目可以用两种方法去解答。于是,我在草稿纸上用那种最简单的方式演算起来,很快就把演练步骤和演算结果递交给罗晓果。

罗晓果看后大为惊异,在他惊异的目光中,我朦朦胧胧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是进步了,厉害了!

记得教我们数学的是伍松林老师,伍老师平易近人,他幽默风趣,解题思路也非常清晰,教育学生也很有耐心。

但在我的记忆中,伍老师教学特别投入,常常搞得一身粉笔灰糊糊的。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当年的伍老师,觉得那时的伍老师是有点不修边幅。有此念头,建安惭愧。

失敬了,伍老师!

相信在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眼中,您的那一副做派应该是真诚、率性和随意的自然流露那应该叫“不拘一格,自得风流”,真名士也!

伍老师特别喜欢班上那几个数学成绩拔尖的同学,动不动就是李三奇、唐桂元啊,抑或就是银东君、罗海雄什么的,这几个是他平常很得意的弟子,高考预选中,这几个弟子很为他争了光!

我高考预选成绩不是很理想,幸亏还是选上了,方才勉强有资格参加高考。

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数学成绩没有进入伍老师的法眼。

 

                           语文老师

 

比较而言,在县一中所有老师中,教语文的姚龙波先生就比较文弱了。

一九五七年,先生不幸成为当时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中的两个“小右派”之一,五九年大学毕业后被发派到距离我故乡不远的一个双龙桥中学教书,并在此结婚生子。师母与我是同乡又同姓,说起来,我应该称呼她为“姑姑”。

姚老师是一九七九年错划的“右派”得以平反之后调到县一中来任教的。

先生满腹经纶、一肚子的“之乎者也”。

他治学特严谨,教书特认真。中学求学时期,我就看到先生在《郭沫若学刊》发表关于郭沫若的研究章了。这在我县语文教育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先生儒雅白净,看得出是文质彬彬、人文精神特浓郁的那种。他对于政治的敏感和警惕,至今还对我构成重要影响。记得早年先生告诫我说:“政治是个麻烦事,你今后千万不要去从政,还是老老实实做学问好!”以致我至今还平头百姓一个,这不能说跟他当年的说教没有关系。幸乎,或不幸,一时恐怕也难以说得清!

父亲有次从乡下来县城,顺道去学校拜访了先生。

父亲一直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因此他对我的学业成绩特别关心。趁此机会,父亲不禁向先生打听起我的学习情况来。

先生告我父亲:“你儿子考个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父亲深知先生乃我县一大宿儒,讲话从不妄言。见先生说话如此肯定,父亲顿时迷迷糊糊,不禁也盲目地高兴起来!

父亲问:“何以见得?”先生说:“你儿子文章写得活,写得好!”说着便翻出我此前不久期中考试的语文答卷来,让我父亲审阅、欣赏,以验证他所言不虚。

父亲见后边作文题40分,我居然得了36分,很是高兴,并随即放心了!

此时盲目乐观的父亲也顾不得去细想,高考光语文成绩好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考取理想的大学必需全面发展,所考科目需齐头并进啊!。

然而,遗憾的是,我居然对姚先生的讲课不怎么满意,以至于听课时间过去了半年多,我还一直听不进他讲课的内容。

这问题出在哪里呢?现在想来,我分析大抵是先生说话比较斯文,且不怎么流畅,这似乎与他渊博宏大的学识结构很不相称。

以至于到今天,我还总是认为,一位好的语文老师,如果只光有学问而没有良好的口头表述,是不行的,文学需要哲思理趣,语文讲授务必要张弛有致,幽默风趣,激情涌动……

相比之下,此前,教过我语文的刘宝田老师则不同。

刘宝田老师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讲课有激情,有气势,有文采,思路清晰,语流顺畅,作为学生的我们特别喜欢他上课了。

记得宝田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的那段时期,时不时在后墙公告栏里贴出《湖南日报》“湘江”副刊等报纸,通常,还用毛笔涂以朱红的墨水加以标识,显得非常醒目耀眼。我常常想,那些红色的线条与波纹,有如跃动的火焰,把我们那青春的理想和年轻的文学之梦点燃!

两年后,我们无限崇敬的刘老师去了古城邵阳。在那里,他做了十多年的文化局局长,直到退休。离任后的先生依然勤奋不止,在报纸,在杂志,在微信朋友圈里,时而就能遇见他发表诗文,或出版著作的好消息。

 

                   历史老师

 

教我们历史课的是曾镇华老师,曾老师同时还兼任我们的班主任。

那时的曾老师挺拔英俊,早年毕业于湖南师院(现在的湖南师大)历史系,听说曾老师读大学之前有过一段从军经历。因此,无论是班级管理,还是历史教学,他都非常严谨、规范,似乎有点军事化管制的味道。

如今想来,曾老师应该是个非常出色的老师。

平常,我们知道学地理是需要画地图的,但没想到曾老师教历史也要求我们画地图,而且不画好不准吃饭。比如他教《战国七雄布局》、《陈胜吴广进军路线》、《三国鼎立形势》、《唐朝疆域版图》、《元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北伐》等等……都要求我们先画出地图来。他还告诉我们画地图的方法,就是先打个四方形框,然后用铅笔轻描出细细的四方微格,并在微格上确定地点,再根据地点描画线路和边界,全部画好之后,再将那些微格轻轻抹去,留下的地图路线非常准确和逼真,学会了画地图,我们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从此,我们觉得画地图一点也不麻烦,反而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兴趣!

曾老师虽为历史老师,但讲课很有正义感和理想情怀,显得非常有激情,气势豪迈。

记得那是1981年冬天,外面飘扬着鹅毛大雪,曾老师带着黄军帽,披着黄色军大衣,在教室里给我们讲清朝末年满清政府签订的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

讲着讲着,先生就动了感情。他说:“沙俄这个老毛子奸诈阴险,自鸦片战争以来,陆陆续续地讹诈我们,每到关键时刻,它就抓住我们的软肋,趁机浑水摸鱼,逼迫我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前前后后占去了我们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学们,假如邓主席(指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今天一声号令,你们应该放下书本,扛起抢杆子来,开赴前线,去把那些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来!”先生这慷慨激昂的一席话,估计今天的历史老师是说不出来的,但那时,我们被老师感动得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那时,我们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充满梦想。曾老师的热情召唤,我们在课堂里也不禁跃跃欲试、摩拳擦掌——那种民族义愤,那种爱国热情,那种舍身忘我,那种蹈死不顾,至今想起来,仍不免令人为之动容!

感谢您,曾老师!

是您让我们在没有战争的平凡年岁月里,感受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那是我们青春的芳华,那是一种人生的震撼,那是一种灵魂的洗礼!

                      

往事如飞,岁月流逝。

三十多年过去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这几位中学时代的老师都还一一健在。

如今,不知道我的老师们的心中是否还存有当年那种睿智,那种豪情?

时间可以改变老师的容颜,但改变不了我对老师们的敬爱。

老师的教诲早已浸入到我的记忆深处,化成我血液的一部分,让我终身难忘!

感谢老师们,我幼稚的生命因为有了您们而变得生动、蓬勃、高扬!

而今,我在这远方的城市,默默地为您们祈祷:祝我敬爱的老师们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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