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作者疑为杨引传

《浮生六记》刊行近150年，文坛评价不俗。俞平伯说它“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林语堂认为书中的女主角陈芸“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当然，所谓“六记”，实则原作只有四记，后二记是他人伪作。

据现在的公开资料，《浮生六记》的作者是沈复，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人。据其所著的《浮生六记》来看，他出身于小康之家，颇有才情，未参加科举，曾以卖画维持生计。他与妻子陈芸志趣相投，情真意切，甘于平淡，但因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生活的波折，理想终未实现。喜欢游历和结交朋友，偶尔去当官的朋友处兼职，并无大成。经历了生离死别，怀念天伦之乐，仍四处漂泊，不知所踪。

果真如此吗？未必。

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提及的同学、师长、亲友、同事等数十位人名，言之凿凿，但往往“查无此人”。间有石琢堂、鲁半舫、杨补凡、袁少迂等几个真名实姓，掺杂其中，此谓春秋笔法，虚实相间，乃明清笔记小说的惯常手段，比如纪晓岚之《阅微草堂笔记》、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苏州弹词《玉蜻蜓》等，若说它是假的吧，有不少是来自于身边案例，若说它是真的吧，却又是捕风捉影。伟大的《三国演义》，里面都是真人名真地名，但你认为它是纪实的吗？索隐派是江湖中的厉害角色，有如人人闻之色变的“人肉搜索”，能根据一个名字，挖到人家祖宗八代，自然是免不了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其实，书中男主角只是“沈三白”，从没提及他叫“沈复”，而索隐派硬给他定名为“沈复”，并把“沈复”的事通通按在他头上，岂无张冠李戴之虞？据书中所记，沈三白文朋诗友不少，他去世后，却无一人为他写墓志铭或行状或悼诗，岂非怪事？所谓的沈三白生平，是后人根据《浮生六记》倒推统计出来的，地方志上关于“沈三白”的简介，也是在《浮生六记》出版之后才有，此前默默无闻。窃以为，“白”者，无也。“三白”者，或许便是无问来路、无问生平、无问去向的一个人。他存在过，却又“春梦了无痕”，正如红尘浊世中的你我。

笔者认为，《浮生六记》极可能不是生活纪实，而是小说家言。书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自然不会有人现身说法。早在1915年，南社的王均卿，在进步书局编印《说库》六大函，把《浮生六记》收录其中，且称该书是“一部具有真性情真面目的笔记小说”。早有人看出《浮生六记》是一部小说。的确，《浮生六记》中有写沈三白的父亲在外养小三，竟然是陈芸穿针引线，沈三白的弟弟嫖赌欠债，也是陈芸暗中资助小叔，此两事，陈芸都是瞒着丈夫做的，在沈三白心中甚是完美的她会如此自作聪明？而沈三白记叙爱妻这些事是何用意？只有小说笔法，才会如此巧设连环，绘声绘色。沈三白一方面以深情自诩，一方面又陶醉于眠花宿柳，若非小说，此等行径与“伪君子”何异？

1936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四篇翻译成英文，分期连载于《天下》月刊，后来又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并在序言中大胆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过后不久，书市就出现了“全抄本”。1938年，上海世界书局编辑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印出了包括所有“六记”在内的该书全本。出版者在“丛刊叙言”中说：“承粹芬阁主人以足本《浮生六记》相示，盖其亡友王均卿前辈得之于吴门冷摊者。是否为三白原著，因无可考。”编辑也对续补的后二记的真实性存疑。最有意思的是那个王均卿，前番指出《浮生六记》乃一部小说，而今东施效颦，泡制出后两记从苏州冷摊所得，他知“冷摊”不可考也，实为利益驱使。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浮生六记》是怎么横空出世的？

光绪三年（1877年），上海申报馆出版了《浮生六记》，这是最早的刊行本，有杨引传的序和王韬的跋。杨引传在序中云：“《浮生六记》—书，余于郡城冷摊得之，六记已缺其二，犹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记推之，知为沈姓号三白，而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杨引传声称手稿是从苏州的冷摊上淘来的，关于作者沈三白，则“遍访城中无知者”。何谓冷摊？就是摆在地上的旧货摊，地点通常在苏州文庙、沧浪亭、玄妙观等处，摆摊的人物和时间都是不确定的，可能他一辈子就出来摆那么一次摊，是找不着人对证的。看书中所记，沈三白在苏州城中也是个“白相人”，交游广阔，朋友众多，他父母的义子义女就有十多个，怎么会无人知晓？书中明确记载沈三白曾居苏州沧浪亭爱莲居西隔壁和饮马桥米仓巷等，总有邻居相识，怎会“三白一去空悠悠”呢？

杨引传又在序中说：“其书则武林叶桐君刺史、潘麐生茂才、顾云樵山人、陶芑孙明经诸人，皆阅而心醉焉。弢园王君寄示阳湖管氏所题浮生六记绝句，始知所亡《中山记历》盖曾到琉球也。”杨引传如此说，很可能他把自己“发现”（创作）的几卷《浮生六记》，请几位文友或前辈“斧正”，得到好评，增强了他付梓发行的信心。若非他自己创作的作品，仅是淘来的一本主要写闺阁之乐和游山玩水之类的残破旧稿，杨引传好意思把它呈现给叶刺史（相当于市委书记）欣赏？这合乎常情吗？

再看王韬的跋中有云：“余妇兄杨醒逋明经，曾于冷摊上购得《浮生六记》残本。为吴门处士沈三白所作，而轶其名。余少时读书里中曹氏畏人小筑，屡阅此书，辄生艳羡。是书余惜未抄副本，旅粤以来时忆及之。今闻醒逋已出付尊闻阁主人以活字板排印，特邮寄此跋，附于卷末，志所始也。”杨引传是王韬的妻兄，王韬见多识广，估计猜到那是杨引传的手笔，“沈三白”乃是假托，但没有点穿，一则因为彼此是亲戚，心照不宣即可，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反正你知我知，皆大欢喜；二则因为杨引传在咸丰十年（1860年）遭遇大变，家破人亡，妻子和两个儿子死于太平军之手，此后孤身抚养幼子幼女，可能捉襟见肘，需要稿费救济。晚清和民国时的稿费是相当可观的。申报馆把《浮生六记》编入《独悟庵丛钞》，要知道，“独悟庵”正是杨引传的书斋名。无论编也好，撰也罢，《浮生六记》的首功无疑归之于杨引传。

王韬与杨引传一唱一和，俨然有《红楼梦》作者与“脂砚斋”的默契。然而，王韬的跋中有破绽，他说小时候就看过《浮生六记》，那时杨引传尚未从苏州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之手稿，王韬如何能“屡阅此书”？假如他少年时就在曹家看过《浮生六记》，那看过的是手稿、抄本还是刊行本？假设《浮生六记》早就流行于世，此前读过《浮生六记》的必然大有人在，可有谁知晓这个“沈三白”的身世来历？又有谁记得缺失的后两记的内容？若王韬真的看过《浮生六记》全本，凭他的博闻强记，补写后两记不成问题，为何留下遗珠之憾呢？王韬与杨引传异口同声说沈三白“轶其名”，意思就是告诉世人，你们查不到沈三白的底细。即使有人指出沈三白为何时何地人，那也是另有其人，而非“书中人”。

王韬所附的管贻葄题“浮生六记”的几个绝句，亦多疑点。王韬少年时读过《浮生六记》，还把管贻葄的题诗抄录下来，然后一字不错地记得，或者一直把所记纸片留在身边？这个可能性很小。说诗句出自《裁物象斋诗钞》，题记为《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王韬是文学大家，又游历过欧洲和日本，那些绝句倒似出于他之手，颇符合他的经历与性情。也可能他看了杨引传寄来的《浮生六记》书稿，浮想联翩，作了六首绝句。从网络搜索，仅见管贻葄《裁物象斋诗钞》有清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此年王韬已三十九岁，不符合他声称的“少时”看过。

杨引传生于1824年，一名杨隐禅，字醒逋，号独悟庵居士，恩贡生，好饮酒，善词赋，与陶然齐名。曾在沧浪亭旁的正谊书院任职，著有《独悟庵诗钞》《独悟庵杂忆》《甫里寇难纪略》等。他是王韬的妻兄，比王韬年长4岁，两人都是长洲甫里（今苏州甪直）人，皆具文采，但个性迥然。晚清画家顾大昌评述杨引传：“甫里诸生，江听涛先生高足，抱道守朴，与人有情。遭难时曾援救余者。”说杨引传是性情中人，澹泊明志，在遭太平军凌辱时还帮助过他人。如此情志，莫非是“沈三白”灵魂附体？

为什么说《浮生六记》的作者疑似杨引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历。杨引传的经历与书中“沈三白”的经历颇多重合。杨引传定居于甫里，涉足全国多地，曾在苏州沧浪亭畔的正谊书院任教。《浮生六记》开篇即言：“余生乾隆癸未冬卜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后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生日当然是假的，这与《红楼梦》第一回中介绍几万年前空空道人于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上刻录《石头记》是一样的套路，假托而已。若沈三白果真在沧浪亭畔生活，为何遍城无人识呢？杨引传在沧浪亭畔生活过倒是确切无疑。杨引传的妻子是浙江人，叫叶心兰。两人相敬如宾，过着平静的生活。兰与芸都属于香草，品性高洁，“叶心兰”与“陈芸”岂非气息相通？杨引传与妻舅叶心友交情深厚，两人曾多次在杭州、武昌、四川等地交游，这在他的《独悟庵杂忆》都有记录。这段经历与《浮生六记》中沈三白的游历颇为相近，这些地方在书中描写颇为细致，因为他熟悉。杨引传原本安居乐业，怡然自得，却在1860年太平军蹂躏甪直后彻底改变了，他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儿子，他也身中数刀，差点死了，这对他必定是沉重的打击。《浮生六记》中，也写到了丧妻之痛，写到了无家可归，而且写到沈三白中年就戛然而止了，这与杨引传的心路历程如出一辙。

关于书中沈三白在广州吃花酒的情节，很可能杨引传受到妹婿王韬的影响。杨引传的妹妹与王韬结婚没多久就病故了，王韬后来浪荡风流，杨引传不便过问，两人关系不错，时有书信往来。《浮生六记》出版之前，王韬寓居于广州，杨引传写这一节，也许是对王韬的劝讽。晚清文人狎妓，往往“不以为耻，反以为乐”。杨引传当时就住在上海西郊，难免耳濡目染，对其过程不会陌生。上海吃花酒的盛景，比之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春帆的《九尾龟》里面写上海滩文人“吃花酒”几乎是家常便饭。王韬是内中的行家里手，他在作品中多处写有狎妓内容，细节备至。他还专门编了本《艳史丛钞》，清光绪四年（1878年）由他自己主持的弢园书局出版。他在序中用白居易、杜牧做例子调侃道：“昔白香山离杭郡，忆妓多于忆民；杜樊川在扬州，寻春胜于寻友。”也许，是当时读者的阅读趣味使然，作者为了作品畅销，在书中适当添加一些“香艳描写”。

二是文笔。杨引传有相当的文史功底，光绪年间陶熙编撰的《周庄镇志》，专门请杨引传校正过。杨引传曾在陶诒孙所绘的《泛瀛图》题诗一首：“漫将诗句拟游仙，自有神山在海边。苦志欲填精卫石，轻装应办孝廉船。掣鲸才气当如此，跨鲤豪情亦偶然。我到中流思击楫，祖生早已著先鞭。”此等才情，具备创作《浮生六记》的功力另外，这首诗也说明，杨引传虽没去过东瀛，但他的朋友去过，杨引传完全可以依据道听途说，计划写一篇《中山记历》。杨引传写过一篇洋洋万言的《甫里寇难纪略》，记叙了他亲见亲历的太平军进犯甪直的过程，大事小情，详略得当，干净利落，紊丝不乱。对于风景描写，也是寥寥数笔，栩栩如画。从他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观察仔细、对于世事颇有主见的人。杨引传操刀《浮生六记》，是得心应手的。杨引传经历丰富，又当过教员，真可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又有王韬这个好哥们好帮手，借历史上的“沈三白”的点点滴滴，编出一本《浮生六记》，又有何难？文学作品与所谓的美女一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实际上《浮生六记》的文学水平和现实意义，并没有前辈大家形容得那么好，只不过是一个小文人混迹社会的一些经历，颇有些小资情调。

三是传统。明清作家写小说，“为避文字狱，深藏功与名”，已成惯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金瓶梅》。世人皆知“兰陵笑笑生”，但“兰陵笑笑生”为何人，至今是个未解之谜。作者不署真名，一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明清小说流行影射、讽刺等笔法，“因言获罪”犯不着，但不写也睡不着，折衷的办法便是隐姓埋名，以假乱真，反正这世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杨引传假托“沈三白”著《浮生六记》，未尝不可。二则当时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文人对功名看得较淡，只要作品能流传下去，便是最大的安慰，署什么名并不重要。直到民国年间，报刊文章仍大多署笔名，耳熟能详的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冰心等，也许他们对应的真名周树人、沈雁冰、舒庆春、李尧棠、谢婉莹等，我们反而不熟悉了。至于“六记”缺“两记”，一个方面是“残本不残”，每卷即可独立成篇，也可多卷连成一体，有如《水浒传》的架构；另一个方面，也许是作者和编者故意为之的噱头，《红楼梦》面世时的八十回，不就是这么操作的吗？窥全貌而不得，犹如美人半抱琵琶半遮面，若隐若现，让人心心念念，欲罢不能。

前些年，有人在南京旧书摊（又是冷摊！）发现了钱泳的《记事珠》，里面收录了《册封琉球国记略》，疑为《浮生六记》之“中山记历”（或名“海国记”）。此仅今人的推测，并无真凭实据。况且，钱泳抄《浮生六记》，为何其余内容不抄，只抄《册封琉球国记略》？那本《册封琉球国记略》有云：“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正使为齐太史鲲，副使为费侍御锡章，吴门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此句写沈三白同行，没写这篇记略是他写的，如果他是撰写者，行文语气不应如此。“吴门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此句明显是他人的记叙，而非沈三白自述。另，《清史稿》有云：“嘉庆十二年……秋七月乙巳命编修齐鲲、给事中费锡章册封琉球国王”。《清史稿》的官方记录该次出使为“嘉庆十二年”，而《册封琉球国记略》记为“嘉庆十三年”，沈三白是同行的太史文书，若是他撰文，不应有此时间之误。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康熙三年（1664年），张学礼册封琉球国正使，出使前后近四个月，回国归闽后，撰有《使琉球记》和《中山记略》。后人很可能抄前人的著作泡制出《册封琉球国记略》，此谓新瓶装旧酒，而将它套在《浮生六记》的“海国记”，更是今人自作多情的杰作。总之，在杨引传提供《浮生六记》的“残稿”之前，并没有人提到过这部作品的内容，至于在他之后冒出来的不同版本或不同说法，那都让人难以确信。谁最有可能是作者，几乎呼之欲出了。

假设杨引传真的从苏州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残稿，那么有个疑问需要确认，就是卖旧稿的摊主，必定是翻阅过这些旧稿的，摊主必也是有点文化的人，因此知其价值而“待价而沽”，否则直接当废纸处理了。而且，冷摊上售卖的手稿，若非出于沈三白的后人，必出自沈三白的至交亲友，否则拿不出此手稿。那么问题来了，在《浮生六记》出版并引起反响之后，有没有哪个人出来说，《浮生六记》出自他家或由他经手过？从来没有。杨引传不说从某书店或某朋友处淘得，只说是冷摊，因冷摊交易是一对一的，没有旁证，是否曲直随他怎么编排。而出版《浮生六记》所得的稿酬，除了杨引传获得过，并无其他人主张权利。后来更是成为公版让大家共享。因此，“从冷摊淘得旧稿”很可能是作者故弄玄虚的把戏，与文物市场的给古董“做旧”和“讲故事”异曲同工，无非想让人觉得更真一些，可以把东西卖得更贵一些。

笔者愚见，杨引传或许借“沈三白”的名义写了这本《浮生六记》之四记，里面掺杂了一些真人真事，这与当代的“文学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殊途同归的。但这是“文学的真实”，而非“生活的真实”。至于后两记，杨引传为何没续写？或许先出版四记是投石问路，或许是他后来偷懒了，也或许，后二记他发现留下悬念给人期待，反而不易露馅。用苏州话说，这叫“吊胃口”。

《浮生六记》作者疑为杨引传，仅是一家之言，提供一种可能性，并非结论。既然《浮生六记》首版印行时，序和跋中都称“轶其名”，显见不喜被人刨根问底，而热衷于索隐者，反显得画蛇添足了。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有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诚然，人生如梦，有好书看便是快意，管他作者是“三白”还是“醒逋”，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