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钱的时光

          /张洲

当年的二分钱，可以买一张白纸做作业本。可以买一盒火柴，可以买一颗糖果，可以一根普通的铅笔。

 可我也知道，父母出勤一天也是二分钱的工分。

 那年的时光很穷，穷的是山穷水尽，做的是一分为二。一家至少五口人挤在一副八尺长六尺宽的土炕上。就连芦苇席也是补了又补。而在炕尾的窗脚下还按了一个小石磨。睡梦中还能听到呜呜呜的磨面声。

 不用说，是奶奶，是母亲坐在孩子们的脚下磨玉米磨豌豆。尤其是寒冬腊月，我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做天真的梦，母亲披着一个旧羊皮袄像钟表上的秒针，不停地数着日月年轮。

 我总是在闭眼时看到母亲不转磨盘就是油灯下穿线缝补，总是在一睁眼时就看到母亲又转着锅头，土地总是那么干净，锅台，木柜和瓷瓮被白天的光芒照的发着油光。

  尽管一日三餐的灶堂里烧的是山柴，玉米茬胡和枯枝败叶。风匣叭哒叭哒地叫着，母亲不累也不乏，尽管撩起衣襟擦着汗珠，脸上依然是自信的笑容。

 童年的我就在每日的黄沙风中或拾点柴火或玩玩树，掐掐野草，追追鸟中无知的度过，从来就不晓得什么是苦什么是百姓什么是富贵，因为我所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茅屋一样的黑瘦的面孔一样的油灯一样的补丁重重烂皮袄的贫穷下的那种欢乐。分不清城市和乡村的颜色不知道阶层的结构含义。总是想，天下都是一样的巴掌大，而我不知道自己却是那只坐在井底的蛤蟆。

  总听奶奶说日本人来了的时候，听到枪声这个跑的那个藏的。总听到奶奶说爷爷死得早，父亲十三时就给人家当长工，总听奶奶说父亲十二岁就跟着大人进山背柴背碳，冬天里冻得耳朵起疮，脚板红肿。总看着奶奶流泪，却不知道流了多少泪。总听奶奶说，新社会了，人穷也安生了，受苦也有个地方，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家，比起那会儿好比天堂了。

 那时真的很小，不知道在他们那时候究竟有多苦究竟发生了什么，总让他们感谢着新社会的这个大家。所有的故事说了我也不懂，只能是不知不觉地藏在肚子里。那时候只想过年，有新衣穿，有肉饺吃，衣兜里可以揣几颗糖果，糖果纸可以照着太阳看花花世界。

  转眼间到了读书的年龄。母亲把大人的衣服改小像新的一样给我做校服穿，书包是母亲自己做的。开学的第一天晚上，母亲又用剪刀把高粱颈杆剪成二寸长短。这样剪了一百根，然后又用针线把这一百根小棒串起来。这叫识数棒。这样的教法很简单，通俗易懂。

  自从学习了a、o、e好像结束了人之初的时光。那年我正好赶上了，祭奠毛主席的时候。那天我的胳膊上同样被裹上了黑纱，在老师的带领下向花圈默哀。我看到许多人站在主席的像和花圈的前面，眼睛红巴巴的而且气氛很静，静的有些渗人。我记得我被领出那个灵堂时，听到了有人的嚎哭声。

 那时候一大张白廉纸是二分钱，可以裁剪成三十二开的十六张，两张纸可以做一个作业本。父亲又找了牛皮纸和纸绳，有两张大致做一个作业本，一共花八分钱做了语文本和算术本。

 那时家乡的气候环境也很不好，春秋两季黄风不断，大有白天刮到夜，脸上的土能下二两五的说法，夏日里雷雨天后又经常有山洪爆发。那种声音实在是让人听的浑身发颤。

 记得有一年，从未见过的一场风刮来，刮的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正在上课的我们，被这风惊呆了，因为教室里什么也看不到，窗户的纸全被风撕破，老师顶着教室门，我们在桌下蹲着。那场风刮倒了许多石头墙，刮倒了许多树，村里的纸窗没有一家是完整的。后来，才听大人说那场风够十级，从未见过的。

  也是在那年后，村里便是一出勤两送饭地植树造林，进行自然防护地进行轰轰烈烈大干着。

 不知不觉地我在长大，慢慢地随着三中全会的召开，二分钱的时光也到了尾声，这时候我才懂得庄稼不是自己长出来的，贫穷不是蓄根不变的。读书就是为了改变贫穷和落后的。

  202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