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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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的春天似乎被时光折叠过。它了无痕迹地跳进这万物吐呐旺盛的初夏。黄铃木、三角梅、木棉把花开得到处都是，尽显荼靡之美。穿单衣，趿塑料拖鞋骑辆共享单车在花萌里穿行，后背微微地出汗，森森细细的风把人的骨头吹得酥软。黄金般的时节，只是太短。我是都虚掷了啊。回忆过往的春天，居然没有值得记住的人和事，眼前浮现的不过是花花绿绿的皮囊之乐。年后一上班，单位就开始改制，目前的归属未定。手上的事，做与不做都不太打紧了。似乎只能是宅在家睡觉，读闲书，写诗，看电影，打王者荣耀。潜意识里，我还是非常焦虑的。我还是找不到生命之重。我是说，我与这世界隔离得太久了，以致于没有了切肤感。看网上的新闻，瘟疫，失去亲人的悲恸画面，都没能让我有锥心的痛感。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知道这很危险。不论是灵魂的质量还是写作生涯，这都是致命的危险。
洪水猛兽般的新冠病毒似乎并没有影响世界工厂。在东莞，很多工厂从来没有停工。因为封闭式管理，整个工厂，既无人外出，也无人进入。病毒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逃避着，混着，把它扔进内心的角落。日复一日。可是它竟越长越大，郁结于心。现在一个颓败、虚空、麻木的人就赤裸在面前，避无可避。我竟接连读到三位打工作家的作品。一位是东莞作家莫华杰的散文《苦涩年华》，另两位是深圳作家程鹏和顾启淋，一本诗集《装修工》和一本散文集《小人物》。前面说过，我已然丧失了共情的能力。让写一个推荐语竟让我有些无措，我实在说不出什么。我甚至羞愧得无从下笔。广东二十多年的打工文学，其关键词依然是铺天盖地的底层苦难，卑微的人，他们形同草芥一样的命运，那种无力的抗争抑或绝望之喊叫依然是这类作品的主流方向。我知道，对这个群体的书写，作家们远远做得不够，不论是内容还是文本，其丰富性还远远不够。尤其，打工这一时代命题还在发展和变化中，如今的工厂流水线，零零后已经登场了。我的恐惧在于，面对三位作家所写的底层苦难，我竟然不为所动。这些年，我的灵魂已然干枯了，它已荡不起一丝血性的风暴。是因为我没有身在其中吗？我为什么不能真正的“身在其中”一次呢？忽然间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开悟——趁着手上富足的大好春光，我为什么不去工厂流水线？给报社跑工厂这条线的记者朋友在微信留言，让她想办法把我塞进一家工厂。对方的回复是：塞壬，现在东莞的工厂大多都缺人手，工厂门口就有大把的招聘信息，进去非常容易，我用关系帮你反而对你不利。然后她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并祝我一切顺利。
我不知道这件事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但是，在决定的那一瞬间，一种久违的振奋与激情流遍全身。
危机重重的面试
我一年四季都喜欢穿裙子。记者朋友给了我几个建议，香水、红指甲、口红、细高跟鞋都要戒掉。脸必须素颜。穿普通牛仔裤和衬衫，帆布鞋。眼镜最好换成隐形的。她还告诫我，最好把苹果８Ｐ手机换成一千多块的旧款OPPO，除了换眼镜我觉得没有那么必要外，其它的，我还是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毕竟，于我，这件事太重要了。我能否重新归来，从颓败、钝化的人生中醒来。
我突然领悟了东莞制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全部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全部的意志是一个意志。它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笼罩着整个东莞的天空。制造业的帝国，它将向我徐徐敞开大门。等待我的是耳光，还是一种回炉重生般的脱胎换骨？
小区旁边就有一个大的工业园。大型电子厂伟达电子在园区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蓝色路标。出了小区的大门，横过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牌就是伟达电子。每天上下班打那里经过，却从未留意过它。我去的那天上午，厂门口的保安亭外摆着一张长条桌，一个中年保安坐在那里，桌上有一摞入职表和一支水笔。一张大大的红底黑字招聘广告牌支在工厂的门边，几个年轻人围在那里看，保安桌边也围着几个咨询的人，他们应该都是过完年刚从家乡返回这里重新找工作的。我简单说一下工资待遇。我得说，我们时常抱怨的每天工作的八小时制，相比工厂那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伟达厂常年无休，包食宿。工作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午休一小时，晚休半小时，每天工作12小时，含加班4小时。每小时工资10元，平常加班是1.5倍工资，双休日算全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法定节假日是3倍，也就是每小时30元。我算了一下，一个新工人不缺勤、不迟到早退，一个月下来刚好能拿到5000块钱。（加上全勤奖70块）每月１5号准时出粮。
这是东莞普工的价格。10块钱一小时，而且极少有工厂会高于这个价格。这5000块钱并不好拿，它很重很重，像命运那样重。凡是能熬过三个月的人，工厂就会给予一千块钱的奖励。站在广告牌前，我仿佛就感受到了一股重重的力量猛地往我的身子骨压下来，我战栗了一下，这意味着，每天，我最多只有三个小时属于自己。其它的时刻，我只能是一个机器。可怕的是，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机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不安分的，它充满了质疑、冒犯和对抗的基因。即使我全程只需要演戏。有那么一瞬间，只是一个闪念，我想抽身离去。然而，我还是径直走到了保安的桌前，拿起了入职表。
总算，那股一直伴我多年的狠劲还在。
我能感觉到保安的目光整个地覆盖着我。我在学历那一栏犹豫着，是填大学好呢还是就填个高中？突然一根被香烟熏黄的食指猛地戳进我的表格。头顶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说，这里，填上初中。呛人的烟味袭来，我抬起头，别过脸去，然后站起身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保安，他把头歪了一下，盯着我，瞬间，仿佛明白了什么：哦，你小学是吧，没有关系，就填初中，没人查的。放心。
我感激地朝他笑了笑，复又坐下填表。那双眼睛依然在头顶注视着我的笔尖。突然，他一把我拉起来，你74年的？今年45岁啦？我有点紧张起来，心里嘀咕：糟了，年纪太大会不会不要我。那保安又歪着头盯着我：不像啊，顶多三十七八吧，不像啊。他突然向我伸出手掌，以制止我继续填表：你等会，我打个电话。
几分钟之后，一个微胖的中年女人走过来。她穿一身半旧的黑套裙，西服领子镶有两条白筋，袖口那里也是，梳着一个矮马尾，一丝不乱。面色黑黄，两颧有黄褐斑。浓黑的眉毛中间连在一起，目光凌厉深邃，仿佛能洞穿人的心底。薄唇，撮着。这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角色。保安说，她是人力资源部主管武姐。
女人上上下下打量着我，那仿佛就是把刀子在我身上比划来比划去。令人窒息般地局促。我从未被人这样放肆地盯着看，那目光露骨地针对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反复翻拣。那感觉，就好像我不是一个人类，而是某个物品。最后，她把目光落着我的手上，说，把手伸出来。我只得照做，把手掌面朝上伸在她面前。
她一把抓住。那是一双冷硬而有力的手。她那大大的拇指反复揉捏我手掌，然后又查看了每一根手指。我的手柔若无骨，小巧白嫩。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她一直盯着我的眼镜看。我早已准备好了标准答案，回答说，在一家工厂负责仓库领料。这是记者朋友教我的。那为什么不干了？听说这里工资有5000块，我在那里只拿2200。理由充分，她不再说什么。接紧着，她掏出手机，啊，是45岁没错，手脚还是蛮灵便的。她又扫了我一眼，对着电话那头说，头脑也还清醒。干活没有问题。
这是对我的描述。纯物理性的。我先前觉得自己像被当作了某个物品，此刻，我被当作了一个劳力。就像在市场买牛买马，看牙口，看蹄，看它的体格够不够壮。此前，我待价而沽，现在，我具备了每小时挣10块钱的资格。
明天带着你的身份证和两张一寸照片一起去体检。女人说，上午九点在厂门口等，别迟到。如释重负，这么容易就进厂了？不，我得多挑几家看看。于是我跟她扯了个谎，说是要处理一些私事，只能后天上午过来体检。她脸上有些不情愿，横了我一眼，用鼻音说，行吧，别耽搁太久。她转身离开，我注意到她肉色丝袜下那粗壮有力的小腿肚子。
保安的脸一直挂着笑容。看上去，他在为我的顺利通过而高兴。“有合适的老乡帮忙多多介绍进来，介绍一个奖励800块呢”我没有回他话，看了看他胸前的厂牌，他的名字：李银火。他应该比我年纪小，四十上下，五官，不必细说。
当天下午我去了美泰。美泰在长安的工厂有五六千人。产品是芭比娃娃，就是那种衣着华丽、性感，大波浪卷发、长睫毛大眼睛粉红唇色的女郎。在国内卖场看不见它的踪迹。我记得第一次去香港，我的女同事突然指着橱窗的一个芭比娃娃惊叫起来：看，那些芭比娃娃是我们东莞长安生产的。那语气，满满的自豪。
填完入职表，交了身份证，我被带进了一个宽敞的培训室，里面有四五十人已经候在那里了。大多是女性，中青年都有。只有我一个人是独自前来的，她们都三五成群地结伴而来，女人扎堆就是一群麻雀。她们把行李箱、红蓝大胶袋、装着洗漱用品的塑料桶放在坐位边的过道上。
美泰一个月休四天，晚上加班不到九点，赚个狗屁的钱。
电子厂工资高，累死人，还不让辞工。
这是我听到的旁边两个女人的对话。这话里，我听出居然还真有人嫌弃加班时间不够长的。百无聊赖，起身走向饮水机，不料一次性杯没有了。忽然墙角喇叭喊出我的名字，让我去一下招聘办公室。
人事部消息，让我停掉现在正缴纳的社保。因为我没有辞去图书馆的工作，所以身份证可以查出图书馆在给我缴纳社保。我还在职。跟我交接的办公室女人目光越过金丝边镜框向我投射过来，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很难钻这个空子喽。
我被揭穿了，沮丧而归。同时，我也清楚的意识到，大的正规工厂，诸如OPPO、加多宝，如果我不辞掉图书馆的工作，那就根本进不去了。而且，即使是已经通过面试的伟达电子，我也最多只能呆一个月，一旦涉及缴纳社保，我就会露馅。
我只得去工业园碰碰运气。工业园里面是多如牛虱的小厂。园区门口有一个大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滚动着招聘信息。三两个年轻人在那里驻足观看。我也凑了上去。因为文字滚动太快，还没读完一条完整的信息它就跳走了，我只好拿出手机拍下一整个页面的文字。忽然听到旁边的年轻人说，不用拍啦，直接进去挨家挨户去问就行了。
有一家玩具厂门口聚集了十来个人，想必是一家不错的工厂吧，吸引了这么多人。这家工厂并没有要求填入职表。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他们中间，说着一口广东话。她说，先进工厂试试看，真心想留下来再入职做工牌。
因为省去了面试，没有门槛，也因为好奇，我们十来个人一起进了车间。整个车间是一个大通间，大概有三四百平米。有六条作坊线，拼起的长条桌有十几米，一字排开，上面堆满了产品和材料。五颜六色的塑料材料堆成小山，一垄一垄地，延绵在长条桌上。整整一面墙层层码起的大塑料筐有一人多高。呜呜的声音此起彼伏，那声音比嗡嗡的蚊蝇声要大，颇让人心烦，感觉身边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产品是一种蓝色的塑料小汽车，巴掌大，里面有一个小电池，小车拼好后，按下红色的纽，它就立即发出呜呜的鸣声。屁股那里的红灯还一闪一闪。
工作很简单，就是把三块材料拼成小汽车。那女人为我们作了简单的示范，她啪啪两声，两只手往拢一并，就把车拼好了。最后检验是否鸣叫，按下红纽。这些材料之间是有卡槽的，只要一对准往里一并就成。质量标准是掉到地上不会散架，衔接处的线条摸起来不割手，外型流畅完美。我看了看车间，有一百多人，那些埋头工作的女人们，有的可能有五六十岁了，头发已经花白。只有几个中年男人，他们像一尊雕像那样坐在那里，岿然不动，双手机械地拼着小车，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匀速地往筐里扔着成品。
我身边的一个男孩，应该不足20岁，染着一头黄发，左手腕纹着一朵红玫瑰。他站在那里，拿起拼材，咔咔两声就拼好了，接着又拼了一个，把小车扔进塑料筐，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这笨手笨脚的人，拼好第一个足足用了两分钟。但我很快就掌握了，一连拼出十几个。一回头，发现一同前来的人竟走了大半。只剩下两个年纪大的中年妇女和一个个子矮小长相黑丑的男子。我看着手中呜呜鸣叫、闪着红光的塑料小车，听到车间此起彼伏的、乱糟糟的嗡嗡声，忽然觉得这一切非常荒谬。不，准确地说，我突然看见了自己人生的荒凉，和悲凉。对于这个技术难度近似于白痴的工作，我丝毫没有歧视的意思，它清澈如水地照见了众生，我看见我也身在其中，我跟他们一样，卑微地为揾食而活，这可怜的肉身。太多人活着，他们不需要有思想和个人意志。
是的，我是有选择的人，不必留在此处。可是，我去任何一个地方能改变低伏肉身只为谋得一口饭食的命运吗？
走出工业园，忽然对再试试其它工厂的兴趣已灭。明天上午九点，我将随伟达电子的新员工一起去体检。然后入职。
晚上失眠了。凌晨三点还在床上煎饼。我被患得患失的情绪左右。在流水线，如果我陷入了另一种人生的荒芜与麻木，那会不会比现在更糟？我一遍一遍地回忆白天那劳作的场面，巨大的沉默，压抑的空间，耳边挥之不去的嘈杂，而人只是机器。忽听得外面下雨了，点点滴滴打着窗玻璃。探起头往外看，街灯在雨雾中昏黄暗淡，周遭一片宁静。这样的春夜是温柔的，我也安静下来，慢慢合上眼。早上九点的体检，我绝不能误了。
有人在体检中离开
面包车一行有十几个人，我们去一家社区门诊体检。只有正规的大工厂才会有体检这一项。体检查三样，血液，胸透，照CT，体检费40元自己出。武姐坐在副驾驶，她刚点了名，清了人数，这会扭过脸来大声呵斥那些不满自费40元体检费的人。
我听见底下一堆激烈的回应：老子健康得很；我打小就没生过病；这叫白白浪费钱。声音虽不高，但表达的语气很绝对，而且充满不屑。我环顾了一下这十几个人，大多年轻，95后，有几个染着黄毛、红毛，黑沉的脸，头发很油很脏。他们低头玩手机，从后面看，那露出的一截脖子也是脏黑的。他们中有人在看视频，车厢嘈杂一片。我听见视频中传来岳云鹏的声音。
坐在我前面的女孩不停地跟她的邻座聊天。她的侧影很美，眉毛细而拱，鼻翼两边有淡淡的雀斑，皮肤有点黄，没有擦粉。奇的是，这么一张素脸，她却涂了桃红色的口红，口红看上去很劣质。这种直接往素脸上涂口红的，我以前还真没有见过。我竟被这无遮无拦的笑容打动了，虽然她只是被刚才车厢里男人们的黄段子逗笑的。她叫赵妮，湖南人，身上透着一股打工生涯的油滑历练。邻座女孩跟她年纪相仿，肤白，馒头脸，肿眼泡，也跟着笑得打颤。上车前，我们几个在厂门口等车，那个时候，赵妮就搭讪了我。她说我不像是来打工的人。
我听赵妮说，她在伟达干了一年多，春节前从伟达辞工的，这是她第二次进厂。伟达厂有一种福利，第一次进厂的新工人，干满三个月有一千块钱的奖励。所以，她一直都在惋惜。我心里暗想，我也领不到，顶多一个月，我就得走人。她突然把目光停在我手腕的绞丝银镯上，要我撸下来给她看，我试了试，假装镯子很紧，撸不下，我心里很担心她要求加我微信。好吧，即使真要加，我也只能屏蔽她。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赵妮就已经加了五六个男孩子的微信了。
我其实不愿意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去靠近一个人。这是底线。或者说，我可能更害怕自己暴露给别人。
乌沙社区门诊。武姐把我们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在那里喊要我们排好队，就差要求我们手拉手进去了。我有两个朋友在这个门诊工作，希望今天不要碰到。体检很顺利，不到二十分钟就查完了。我们回到车上等着回工厂。
“李明凯，你下来。”武姐站在车门口，朝车厢里喊，她手里拿着一摞体检表。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应声走出座位，下了车。我们都好奇的把头伸出车窗外。
这个男的肯定得了病。他完了，工厂不会要他的。旁边的赵妮嘀咕着。
果然。这个叫李明凯的人最终没能跟我们一起回工厂。我们看到他的哀求被一只手无情的甩开了。武姐上了车，吩咐司机开车。车启动了，它把那个叫李明凯的男人扔在了医院门口。我至今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样子，但是，我却无比清晰地记住了现实的残酷是如何伤害了一个人。赵妮腆着脸笑问武英姿：“哎哎，武姐，那个男的得了什么严重的病啊？”武英姿瞪了她一眼，没有作答。
伟达厂也是怕了，听说以前有个女的猝死在岗位上，赔了好多钱。赵妮压低了声音跟她的邻座聊着，她作出夸张的表情表示吓得要死。作为看客的我和她，包括车上所有的人，除了冷血，我们没有其它选项。
如果我在武英姿那个位置，我也一样，绝不会把有病的人招进工厂。面对一种悲剧，没有人是错的，我们不知道该恨谁。可是，就是有人被损害了，就是有一块巨大的东西梗在胸口，它让人那么难受，说不出话来。
我进入了无尘车间
所有的新员工都被安排进了新厂区的无尘车间。带着好奇，带着体验另一种人生的奋亢，我满面春风地随着上班的队伍打了卡。滴的一声，７:25分，我的指纹显示在打卡器上。一切都是那么簇新，我像是刚踏进大学校区的新生，心里充盈着清脆的阳光。保安亭的入口很窄，工人们鱼贯而入。一个大大的篮球场，一溜长长的自行车篷，绿化带种着一圈矮丛的四季桂和三角梅，四周围着七层楼的白色厂房，临街的是高高的白色围墙，铁门是关闭的。我看见那些如工蜂般涌进各个楼层的工人，他们都渐渐消失在那些方格子里。四千人，我仰望环绕着操场的厂房，感到不可思议。有四千个活人无声无息地在这毫不起眼的建筑里，每一天。在外面，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看见他们。我忽然觉得头顶在响彻一种巨大的合唱，像大海，淹没着一切。我感受到了一种绝对的意志：你必须从属这里。
你发什么愣啊？我一回头见是赵妮，她催促道，快点去领工服。赵妮分在二楼，我在三楼。还是挺遗憾的，我其实很想跟她在一起工作，毕竟她是这里的老员工，可以听她说说八卦。今天，她没有擦口红。
我领到了一套白色的无尘衣，外加鞋帽。号码是297，印在左袖的胳膊处，两只鞋的后跟写了一个名字：郑秋香。用圆珠笔写的，非常醒目。这套行头的前主人是一个叫郑秋香的女子，她应该跟我差不多的体型，瘦小的身体，还有小小的脚。这无尘衣是用特殊的材料做的，防静电、防尘、无菌。洗的时候用的是纯水及专业的设备烘干消毒，所以不论它曾经有多少个主人，一旦洗过之后，一切的过往归零。可是，因为看见了那个名字，我就没法把它认作是我的了。
无尘服是蛙式连体的。从中间开链，先套裤子，然后再从袖里伸直双臂，拉上拉链，竖领直顶下颚。鞋是连袜式，侧拉链，它包住裤腿，在小腿肚那里绑紧。长发要盘起，箍上发网，这东西很像浴帽，其实是一张极薄的半透明纤维丝网。浅蓝色的口罩是一次性的。接着套上无尘帽，帽平顶，连肩，戴上后很像修道院的嬷嬷，它还遮住额头、下巴和半侧脸颊。最后用嘴从反面吹鼓橡胶手套，然后把五指抻进去，用腕口的橡筋扎住袖口。一整套上身后，只有眼睛露在外面。
我是郑秋香还是黄红艳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根本没有区别。我们没有性别，没有体型，唯有一个抽象的轮廓。我第一次试穿的时候花了近六分钟，而正常工人穿、脱总共不到五分钟。我先前听说，要适应无尘衣至少要三天。主要是口罩的不适。可怕的是，直到辞工的那天，我都没能适应。这是后话。我穿上的那一刻，感觉到一种速疾融入这弘大整体的力将我拉伸，压扁，压薄，直到个体的我完全消失。直到我成为那一堆轮廓的一部分。
更衣室的门被拉开，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出来，他是拉长助理。拉，是英文Line的中文读音，流水线，拉长即线长。在进入车间之前，他跟我们讲无尘车间的纪律。纪律最严苛的有两条，手机不准带进无尘车间，上班时间只能出车间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不能超过15分钟，超时以迟到论处。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让手机离身片刻。
男人说话的声音低沉而纯净，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为你一个人说的。他把我们带进车间，去见拉长。车间是一个大平层，可能有七八百平米。不锈钢工作台一字排开，目之所极，应该有十垄，放眼望去，一大片低伏的白色脑袋，像是被整齐安放在固定的格子里。工人们低头忙着手中的活，专心致志，听不到人说话，他们跟机器一样。车间异常地亮，那种亮不是阳光的亮，它不刺眼。工作台上面、左边、右边全都装着三根并排的细长LED防尘灯管，因为手中的产品器件非常精密，一个小小的污迹，毛发，折痕、小气泡必须照得它纤毫毕现。可是，面对这样的强光，我只觉得头顶像是被凿开了一样，光，一泻到底，从头到脚，无一处可以隐藏，仿佛我的脏器、骨骼全都暴于他人视野中，我定神之后才意识到，在这里，没有人关注你的身体，你是流水线的一个岗位，是机器的一部分。
工作台的下面通着压缩空气的管子，这十几条流水线同时开了气，它发出嗞嗞地的声响，无处不在，很像是管子破裂了，强裂的气流从那里喷出来的声音，但又似乎被一种力量摁住，变得暗哑。我后来才知道，习惯了的人，是听不见这声音的，它已经融进了一种环境的背景中，剥不开了。无尘工作室的禁尘程度的要求是空气中的微粒子、细菌每立方米将小于0.5微米粒径的微尘数量控制在3500个以下。我虽然不懂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但我已然清楚女人化妆的粉底、口红、睫毛膏已不再是尘埃，它们是巨大的固体颗粒。头皮屑，说话产生的唾沫，全都被这一身无尘衣挡在门外。靠墙的地板约半米宽处涂了一种深蓝色的胶，为的是掉到地上的尘埃，它再也没有机会扬起。至于每天的紫外线杀菌，酒精消毒，以及保洁人员全天候拖地只是日常的防护。绿色的油漆地板发着光，在灯光的阴影处，它就变成了黑色。
我看了那么多的打工文学，却没有发现有人写清楚他们的工作环境。我认为除了人能够造成压抑的场之外，环境也一样。尤其当呼吸都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时候。感冒和拉肚子的人是不准进入无尘车间的。因为请假无薪，所以得了轻微感冒的人舍不得请假，拉长助理就经常帮助他们隐瞒病情。我们车间有近两百人。
见到了拉长。她的大眼睛有着浓密的长睫毛和很宽的双眼皮，它几乎不眨动，一动不动地盯着你，时刻充满质疑和问责的语气。这眼睛看上去不年轻了，眼珠发黄干涩，但眼神专注严厉。她看了新工人一眼，然后把嘴一努，示意助理安排线位。待到看我的时候，她盯着我的脸，说了一句，口罩要遮住鼻子。然后对着我做了一个往上拉的动作。我只得照做，可是，我心里叫苦不迭，因为从口罩呼出的气往上走，居然喷到眼镜上形成雾，直接让我视物不明。所以，我刚才因为难受，偷偷拉下来了，瞬间就觉得呼吸顺畅，空气清新。
可是她并未像对待其它人那样放我走。她继续盯着我的脸，问道，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我按事先的答案回答：仓库管理员。不像！她当即果断地否决这个答案。她并没有挪开目光，我只得再编：我先前在老家的民办小学当过老师。读了大学？不，我只读了中专师范。只因我太好奇了，一进车间就东张西望，甚至一个人走到了工作台那里，弯着腰看人家工作，还问东问西，是助理把我喊过来的。这已经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信了。我如释重负。我身上关于性情的东西在自然流露，我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特质也在发散出来。我感受到了，同时暗自下决心：谨言慎行。我现在是女工黄红艳。
助理把我带到一个女工面前，跟我说，你就跟着她吧。这算是我的师傅了，我上前打招呼，她抬起头，眼带笑意算是回应了我。她放下手中的活，让我坐在她的对面，然后过来跟我讲活怎么干。她说话的声音很细很轻，还时常干咳几声清嗓子，唯恐别人听不见，但她眼波流转机灵，是一个瞬间就能意会他人眼中之意的聪明人。她比我小，大概三十五岁左右。
我们这个厂是外资的，做的这个产品叫背光源，供货给日本的索尼、佳能、东芝这些大品牌。我跟师傅的岗位叫：看外观。意思是从外观上检查产品是否合格。目前就我们两个人。这个叫背光源的东西具体的原理我至今没弄明白，它是一个不到巴掌大的长方形塑胶薄片结构件，厚度不到两毫米，很轻，正面是一层闪着七彩莹光的彩虹膜，边缘拖着一条细细的尾巴，它叫FPC柔性线路板。我上一道工序的人负责组装这个结构件，实际上具体的操作就是贴膜，贴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膜，顺序、正反面、朝向皆不能弄错，如果装倒了就算是废品。这个工作需要细心、熟练，手快，不能出丝毫差错，膜片有折痕、污迹，出位的现象都要返工。到了我这里，最重要的检测指标就是查看增光膜和扩散膜是否装倒了。从外观上看，如果装倒了，它的背板就看不到一个白点。
一版无色透明的模具盒里装有九块背光源的结构件。我的速度要求五秒钟扫完一版。除了背面的白点，还有看正面的膜和FPC板是否有歪斜、溢胶的现象。装倒的废品捡出来直接交给拉长张淑云，其它仅有小小毛病的捡出来送给助理修复。
非常简单。我师傅三秒看一版。她跟我解说完毕之后，眼睛露出叹气的神情，仿佛在说，远不止如此简单呢。这是我第一次读懂眼睛的这个表情。等到我们看完500版之后，还要将产品用手推车拉去扫尘，扫一次要二十多分种，用手举起扫枪，打开压缩空气的阀门，抬高手臂，一版一版地扫，用强大的气流将产品的尘埃扫走。这才是这份工作最累的环节。每天，我跟她至少要各扫六趟。扫枪有两斤重，枪管是铜做的。
我先前觉得手工装一个塑料小汽车的工作很荒谬，然而，我现在手上这份活的难度丝毫不比它大，奇怪的是，我却没有荒谬感。我想，这应该是缘于整个环境带给人的那种仪式感和压迫感，直白地说，那种煞有介事和不容置疑的气氛把人唬在一个电子高科技的幌子里。实际上，整个工作流程是贴膜，以及看这个膜是否贴得合格。无尘车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只是简单的手工活。但是，它的产量要求，你必须要手快，并且不能停歇。我一回头，发现拉长张淑云坐在一个高两米的操作台上，上面的高脚圆凳可以旋转，隔着玻璃她俯视着下面的每一个人。像一只敛翅的鹰。
导光板、FPC、五金结构件，反射盖，这些名字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它们散发着一种性冷淡的工业气质，整个无尘车间都散发着这种冰冷而残酷的气息，身着无尘衣的人其实也很像做外科手术的医生。我没有料到的是，仅三分钟授徒，刚坐到那个位子上，我就顶下这个坑，正式的、跟所有人一样，肩负着严格考核标准的工作开始了，没有给我们任何缓冲的时间。
墙上挂钟指向早上八点五分。我开始了我的工作，看外观。反面一扫，一版九块外盖皆有白点，正面，端正、干净。看好后，在右手边一版一版地往上码，二十格为一组，然后贴上货单，那上面有我的签名和日期。
这个工作只需用眼。但是稍一分神，手就会按照惯性的机械操作，把没看过的也一版一版往合格的右手边码。它要求你注意力绝对集中。就好像是，有时候在家择扁豆，可心里边在想事情，我们就会把没有剥筋的扁豆往筐里扔一样。等醒过神来，那些有虫眼的都逃过了。
可是，这么无聊、枯躁、无休无止的工作，谁能做到整天不分神呢。我试了一下，仅五分钟，我都无法做到聚精会神，我的思想里充满着各种纷扰在奔蹿，耳边仿佛有嘈叽虫在叫，而且它们不以我的意志转移，要我彻底地把意志定在这么乏味、犯困的活上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每天12个小时，我重复着这个动作，必须心无旁骛。坐在我对面的师傅，她是如何做到的？她在想什么呢？
我看了三分钟，脑子里突然想到微信里跟我暧昧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又给我发信息了，他会发什么内容？发了他的航拍照片？还是截图我书里的某个段落，说他反复看了好几遍？我又跳到自己未写完的文章，被卡在一个别扭的细节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淘宝的购物车有单品今日减价；我心仪的电子竞技战队RNG在春季赛的糟糕战绩，偶像选手UZI面临退役；美剧《曼达洛人》更新了，我还没有追……我甚至在心里还惦记着一个已入围的文学奖还没有揭晓……
在不知不觉中，我往右手边码了七八版产品，我，根本没有细看，只是机械地重复那个动作。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将它们全部拿到左边返工重看。
因为是第一天，我看过的产品，师傅会复检。两个小时以后，她的眼睛已经开始横我了，满满的嫌弃和鄙夷。毫不掩饰。
你知道这些产品落到拉长手上会是什么结果？她没有抬头，扔给我这么一句话。
是炒掉我吗？我挑衅地问。对于第一天上班才工作两小时的人就给这样的脸色，我心里颇为不满。
要不你试一下？她依然没有抬头，但我相信蒙着口罩的嘴角一定有一丝冷笑。我偷偷地抬头去寻找俯视我们的那个人，此时，她的方向没有对着我这边，但它正在缓缓旋转，马上要转到我们这边了，我低下头，心里对于落在她手上的那个下场非常好奇。我告诫自己，这个想法已经不是女工黄红艳的心态了，没有哪一个女工会对找抽这件事情去好奇。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为了谋生只能出卖体力的女工、不能是那个在艰难揾食的人生中别无选择的女工，那么，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干好手中这份简单的工作。
可是，作家塞壬就这么一直干扰着此时的我。我要解决的是，必须成为一个纯粹的、每小时价格10块钱的女工，简单、空白，人生没有别的妄念，安于此，服从这既有的规则。我知道，坐在我对面的师傅，以及无尘车间里的所有人，他们，皆服从于此。因为，他们的人生不会有任何变数和奇迹。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而残酷的认知。他们是作为这个巨大的分母而存在的。他们隐身在这个国家那一串串亮眼的数据背后，隐身在大国正在崛起的背后。此时，我看见了他们，并成为他们的一员，我突然觉得这里的所有人一下子变得庄严起来。我为自己的种种怠慢感到羞愧。
我清空了自己。现在只剩下了女工黄红艳。直到耳边听到嘈杂的声响，工具的叮当碰撞，还有人伸懒腰的声音，我抬起头，师傅说，下班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二点。时间居然过得那么快，我竟毫无察觉。有人关了压缩空气的阀门，整个空间陷入了巨大的寂静中，灯也灭了，我们站在黑暗里，各条线排着队，依次往外走。犹如蚊群流向出口。
在更衣间脱无尘衣。那浓烈的脚臭，避无可避。玩笑声起：同样的配方，这酸爽！换好的无尘衣挂在墙边的架子上，鞋柜在另一边，排得密密麻麻的鞋，我发现，所有人的鞋后根都写了名字。我的叫郑秋香。因为第一天没有来得及准备拖鞋，我只好赤脚下到一楼。整栋大楼，地板、墙、窗口、楼梯，扶手皆一尘不染。
在保安亭打完下班卡，我们去饭堂就餐。
凭借脖子上的工卡，我打了一份青椒炒肉，一小份青菜和一点米饭。米饭盛在一层一层的铝屉里，木勺铲，不限量。汤盛在两个白铁皮的大桶里，木柄长舀斜躺，紫菜蛋花汤，上面漂着星点般的油珠子，打汤的人拿起勺子都要搅上一搅。午餐和晚餐皆是免费。也有私人入驻的小炒窗口，品种很多，有鸡腿、扣肉、烧鹅、牛肉和红烧鱼，还有面食窗口，有水饺和各种面食，这个得付钱。
饭堂很大，能容下两千多人就餐，就餐分两批进行。三排大吊扇，呼呼地吹着，墙上还有转头风扇。连椅桌，能坐四个人。不锈钢套餐餐盘、筷子、汤匙从一排排消毒柜中自取，这场面，有茫茫人海的壮阔与虚无。我没有伴，独自一人哑默就餐。
忽然觉得肩膀被人撞了一下，是赵妮。她惊呼：你怎么吃这么少？
她在我对面坐定，我看她的餐盘，份量足足有我三倍还要多，满满一盘，米饭堆成一座大山，除了青椒炒肉和青菜，她还打了西红杮炒鸡蛋。也就是说，赵妮把免费标准中能打的全打了。
我颇为不屑。
赵妮看懂了我的表情，她冷笑道，你以为工厂会给你浪费粮食的机会？没什么油水，只能多吃饭而已。我看了看邻近的女工，扫了眼远处黑压压低头用餐的人，无一例外地，所有人都把头埋在堆成大山一样的餐盘里，男人用筷子快速扒食，呼哧作响。赵妮从老乡处弄来两块腐乳和一匙黄豆酱，她分给我一点，然后熟练地把它们拌在米饭中，就着西红杮的酱汤，拌了拌，大匙大匙地进嘴，鼓着腮帮子大幅度咀嚼，十几分钟，她的餐盘干干净净。她是一个身架纤细的女孩，锁骨高突，肘弯尖削。她把一顿简陋的工作餐吃得如此豪华，没有放过一粒米饭。
三天之后，你也会像我这样吃饭的。她说。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给予粮食足够的尊重，一块肉，一粒米，一滴油，刮干净全部吃光。我想起一整天12小时那心无旁骛的劳作，粮食在他们心中的份量。对肉的渴望，对肉的舍弃，在他们的生活里，也许都要反复掂量。赵妮告诉我，厂里有几个特别厉害的大神，他们从来没有花钱吃过一次小炒。
我已经忘了对肉的渴望是个什么滋味。
我们打完上班卡，离上班还有四十分钟，赵妮说去四楼走廊眯上一会。我跟着她赤脚上楼。四楼是仓库，楼道和走廊里坐满了人，他们靠着墙，坐在地上伸直双腿，有的玩手机，而更多的人闭着眼睛打盹，还有一些情侣，女的枕在男的大腿上。我毫无睡意，忽然记起手机整整一上午未看，待我打开时，看到那些无聊地、荒谬的闲聊，微信群里的种种链接、视频，有人拜托我帮忙转发他的公众号，有人让我点评她的新作，市作家协会的活动邀请，还有一两个男人不明就里的搭讪，我摇了摇头。我已经没有兴趣回复他们任何一个人了。一瞬间，我感受到了生命之重。
赵妮挨着她的工友睡着了。墙两边的女工们也都歪倒着睡着了。四处静悄悄的，我也试着闭上双眼。可是，我听见巨大的轰鸣冲击着耳膜，静不下来，茫然四顾，依然寂然无声。我为自己此行的动机感到羞愧。我羞辱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打铃了，突然地巨响，仿佛整栋楼都颤了一颤。被惊醒的工人们缓缓站起身，挨挨擦擦下楼去到各自的楼层。
后 记
外面的世界依然在轰轰烈烈地对抗新冠病毒。我出来之后觉得恍若隔世。那真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世界啊，它在暗处永不停歇地运转，它为国家某些数据的稳定提供着我们看不见的保障。我在五月中旬收到了一笔款子，那是我的工资，4700元。当我走在街道上，我没有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活在城市的另一面，然而，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正是这成千上万的人隐身在那一面，才稳稳地托住了这个城市，这庞大的底座根系，它源源不断地向上、向四面八方输送着经济能量和永不枯竭的活力。这隐在暗处的传送门，这些城市的隐身人，他们是中国大地上最坚不可摧的一种力量。中国有近三亿农民工，我们的父老乡亲身处其中，我也身在其中。一个多月的流水线生涯，我像一个偷拍者那样描摩出原生的流水线场景，还原他们的生活状态，这种记录是否有意义，我说不好。然而，作为亲历者，我感受到我的精神仿佛掺进了一种异样的东西，它厚重，热烈，激昂，它让我更加强大、开阔。我看到人生的上限有了更多的可能，下限，有了稳当的托底。对于我以后要走的路，要选择的活，我似乎可以无所畏惧，我害怕什么呢，即使是失败，我还有最后的归属地，无尘车间的门永远向我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