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民
雪,纷纷扬扬,从灰暗的天空落下,如飞舞的精灵,缭绕在山谷之间。白色的山,白色的树,白色的人,白色的路,还有白色的灵幡孤零零地飘荡在凄冷的寒风中。半山腰的一片空地上,一堆熊熊的篝火燃烧着,呼啸着,腾起的烈焰不住地向天空伸展,似乎要拉近天上人间的距离。火光映照着一张张低沉的脸,他们各自忙碌,默默无语。不一会儿,一个圆圆的土包便出现在皑皑旷野之中,突兀的颜色,像极了孤独。我的姨夫,我们整个家族闯关东的领路人,那个慈爱又倔强的长辈,安详地躺在这个小小的土包里,与他一起的,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一代移民的苦涩记忆。
“老先生,河北清河人,二十岁携妻儿来到东北……”姨夫饱经风雨的一生化作一张薄薄的纸片和几行寥寥的悼词。乡亲们表情凝重,穆然肃立,几位与姨夫年岁相仿的老者站在队伍最前端,岁月的沧桑刻在他们满是皱纹的额头上,黝黑的肤色见证了他们的坚韧顽强,也见证他们用生命向生活抗争的往昔。在他们苍老的脸上,我看到了悲伤,看到了孤独,也看到了无奈,我曾经在姨夫的脸上也看到过这种无奈。
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习习秋风吹走炎炎夏日。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刚刚安顿好牲口,姨夫坐在厨房的木板凳上。他扯开挂在墙上的报纸,撕下一小条,把烟丝小心翼翼地码进去,用舌头舔了舔卷成圆锥状的烟卷,点着,猛吸一口,讷讷说道:“唉,关里又来信儿了,催咱们快点回去,你说咋办?”
“咋办?还能咋办,孩子有了,房子盖了,地也分了,咱还咋回去。”大姨一边淘米做饭,一边接过话茬。
姨夫瞄了大姨一眼,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爹娘年岁大了,身子骨也不利落,我这当老大的不在身边帮衬着,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瞥了姨夫一眼,大姨带着怨气嘟囔起来:“当初要来的是你,现在要走的也是你,上班的,上学的,这一大家子都在这儿,咱回去,他们咋办?”
姨夫并未理睬,自顾自地絮叨着:“唉,当初说好的,躲过几个灾荒年就回去,没想到这一躲就是一辈子。”姨夫叹着气,脸上满是失落和无奈。他将视线移向窗外,那里有一棵海棠树,红彤彤的果子像极了老家院子里熟透的枣子。
留下无法为父母尽孝,回去无法对子女尽责,这是姨夫一生的心结,也是那一代人一生的心结。离开越久,家乡就离他们越远,远得只剩下深夜里那几声无奈的叹息。
最后一次见到姨夫是在县城的医院里,长期高负荷的劳动和不规律的生活掏空了他的身体,那个高大威猛的河北汉子,已经变成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姨夫蜷缩在病床上,缓缓地把手从被角伸出来,颤颤巍巍地晃动几下,一旁的大姨赶紧俯身过去,他声音微弱,断断续续,但房间里每一个人都听得真真切切。
“活着……回……回不去了,把……把我……埋回去吧。”大姨没有作答,紧紧握住姨夫的手,贴在自己脸上,一连串泪水顺着指缝不住地溢出来。她紧咬双唇,想抑制住哭声,可她还是失败了。几个表姐也忍不住,嘤嘤而泣,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悲伤,这不是一个人的悲伤,这是一个时代的悲伤。
风轻了,雪也淡了,远山近野渐渐清晰起来,那个傍水而居的小村庄,炊烟正在袅袅升起。家里的女人都在忙碌着,有的收拾家什,有的忙活饭菜,有的坐在炕上安抚悲痛的大姨,我的母亲就在其中。母亲十九岁跟着姥爷离开家乡,一路艰难跋涉,在嘎呀河畔的小山村安家落户。后来,嫁给了同样从山东移民来的父亲,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我与母亲回老家探亲,所有事物对于我都充满新奇,而母亲却异常熟悉和亲切。她随手在地里薅出一把花生,在田埂上摔打几下,那白白胖胖的花生就从根须中一粒一粒呈现出来。母亲与姐妹们边吃边聊,久违的欣悦洋溢在她脸上。团圆是快乐的,但总是很短暂。离别时,亲友送我们到车站,大包小包的特产一股脑地塞过来。母亲哽咽着,应和着每个人的叮嘱和祝福,泛红的眼里,噙满泪水。长长的铁轨,一直延伸到远方,一端是家,一端是家乡,家和家乡都是母亲难以割舍的牵挂,她多想他们能够重叠,让乡愁不在心底泛滥,可她做不到。
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母亲每次到来,都会仔细端详一番,在那里,她和家乡仅有几厘米的距离。她指着地图告诉我,她在哪里上学,在哪里赶集,在哪里跟着姥爷讨饭吃。她说,过了运河就是姨姥家,她家树上的石榴又大又甜。母亲说着,笑着,脸上泛着光,满是幸福。
送别仪式过后,乡亲们各自扛着工具向山下走去,身后那座孤零零的小土包,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那几位老者,依旧默默无语。我相信,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背井离乡的抉择,迁徙路上的奔波,开荒围垦的辛劳,虎狼争斗的艰险,一帧帧、一幕幕,都是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若干年后,他们也会如姨夫一样安详地躺在这里,带着他们的故事,一起淹没于长白林海的烟雨之中,淹没在历史长河的浩渺之中。
“我的家乡在哪里?”女儿问我。“东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为什么爷爷告诉我不要忘记黄河岸边那片辽阔的土地,他说那里才是我们的家乡呢?”轻抚着女儿的额头,我讷讷无言,因为,我没有答案……
【本文载于《红棉》2022年夏季卷 非虚构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