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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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城市的产物。在历史上，最能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不是乡村，不是旷野，也不是大江大海，而是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古希腊的雅典、古代中国的长安、汴京、乃至杭州、大都。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巅峰，都是在城市造就、呈现的。布鲁姆说过，普鲁斯特、乔伊斯、福楼拜、歌德、莎士比亚、但丁，都分享了亚历山大兼收并蓄的文化遗产，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到公元三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一直是精神和心灵之城。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唐代的大诗人、宋代的大词人、元代的戏剧家、明清的小说家，也都共沾并分享了各个朝代帝都的荣光。正是在都市，不同的思想流派、学术观点、语言叙事风格互相砥砺、碰撞、交融、对话，催生出一种自我否定和新生的意识，这种新意识的产生时代，甚至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这种新意识，据国外一位社会学家在中东的调查，是由印刷术与其他大众传媒，还有基本的社会变迁，特别是与城市化一起，共同催生的，是一种新型的个性，即一种“流动的个性”。这种新型个性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移情”能力，乐于接受变化，乐意从一地迁徙到另外一地，乐意对社会发表个人观点。这个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性”。
1863年11月，法国《费加罗报》连载波德莱尔的美学论文《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首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个语汇，与其说是波特莱尔天才的创造，不如说是他惊人的发明和发现。
城市是文学的摇篮，没有城市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乡村当然也有文学，但那时口传文学、民间文学，与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文学、书面语文学，并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口传文学有故事、民歌、谣谚、神话传说，但所有后来的书面语系统的文学体裁，比如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来自城市。真正成规模的神话传说，也只有在城市中才整理出来并相对稳定。希伯来文《圣经》前六卷起草于巴比伦囚虏时期，但完成是在所罗门位于耶路撒冷的豪华宫廷；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起源不可考，但滋养的却是群居于雅典和底比斯城市的希腊人；《诗经》最早是散布于各地的民间土风谣谚，进行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却是京城下派到民间的乐师，删定则由在鲁国国都授徒的孔子完成。
从唐代中晚期开始，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城市的繁荣。表现市井生活的城市文化得到发展，出现了李公佐《谢小娥传》、白行简《李娃传》等著名唐传奇作品，反映出士人阶层对市民生活的关注，这是中国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预示了城市文化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进入宋代以后，文化发展的最重要趋势是作为城市文化的话本、杂剧等通俗艺术的兴起。
考察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到了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城市文化体现了对不同职业群体和不同区域生活方式的适应性。
中国历史上，历代定都的城市基本都充当过文学发生、创作的孵化器和传播、接受的集散地。国外亦是如此，伦敦是英国的文学之城，巴黎是法国的文学之城，彼得堡是俄国的文学之城。
城市也是文学交往的必要条件。伦敦就聚集了本·琼森的若干后继者，如卡鲁、洛夫莱斯、萨克林、鲁道夫，还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和他的俱乐部成员，马拉美和他的门徒们，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为首的布鲁克林伯里区现代派大本营。当我们从文学背景上提起巴黎，首先想到的就会是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波德莱尔和左拉等等，而如果深入考察，则会发现，不仅上述这些作家身在巴黎，原来维隆、莫里哀、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狄德罗、司汤达、福楼拜、马拉美、兰波、普鲁斯特、瓦莱里，也是构成文学巴黎的璀璨群星。
即使当今的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时代，地域性因素仍然还是作家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条件。城市是文学的主题，更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元素。19世纪的城市工业化曾为维克多·雨果、狄更斯和左拉提供了创作惊世骇俗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土壤。信息技术时代的城市，似乎也不太可能激发作家们充分的想象力，过度的视觉冲击遮蔽了内在心灵的眼睛，使我们不再看重小说的叙事艺术和诗歌、戏剧的形式美。但中国的情况总是特殊，全面进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这片土壤还在重现现实主义高峰时期的“人间喜剧”“悲惨世界”，小说和诗歌、戏剧的形式感也还在继续被作家们津津乐道。
正如香港是被历史选择一样，深圳成为共和国的破冰船，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它的价值体现在作为香港血脉相通的近亲，一河两岸，声气相通。深圳既是香港通往祖国内地的唯一陆上通道，又是香港文化北上内地的最早承接者。
历史选择了深圳，偶然中隐藏着必然。宋元后中国之经济文化中心逐渐朝大海挪移，那也是地中海文明开始扩张之际，海洋逐渐成了世界近代史上汹涌澎湃的大舞台。大航海时代已经昭示了全球化的降临。万历元年（1573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请准设置新安县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此前发生了葡萄牙强盗商人侵占了今深港地区屯门事件，设置新安县的目的在于对番夷的防堵，所谓“东西诸路，南挖溟浡，悍商番泊翔中帆，日千里可至，诚岭南重镇”（何维柏：《新安经始记》）。
深圳的历史，也正是三十年共和国之艰难行进的真实写照和集中投射。深圳，从而也就是中国的深圳，世界的深圳。
一座移民新城担起启迪民族国家前行路径的历史重任。而对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千万移民，则别有深意。
深圳是政治、经济、商业、娱乐、金融、民俗荟萃之地。在这样一个高度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企业家、证券商、买卖人、演艺人、中产白领和流水线打工者，五方杂处，八面来风。每一个深圳人，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
千万移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承，不同出身背景，汇聚在这里，在碰撞中融合，求同存异，合而不同，美美与共，成为中国趋向大同的展台——这座城市公民的宽容、包容和兼容、豁达，不仅渐渐成为共性，而且成为必须，成为在多元中共生和谐共同发展的必须。这正是深圳最迷人的城市魅力之一。
“城市文化的活力来自多元化，而移民是文化多元化的主要源泉。”移民大规模的迁入，带来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速碰撞和融合，促成了“从中国传统民间社会逐渐向现代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一种转化。”移民文化的丰富多元，形成了深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容性。在这片广袤的文化土壤上，香港文化中的外来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获得横向移植，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在共生中获得转化，一种新的与移民社会相调适的兼收并蓄的城市主流文化慢慢生成。深圳的宽容、自由，就成为城市是天性。
城市的自由空气和宽松氛围，使这座城市提供了外来者实现梦想的机会。移民主体和陌生人社会，使这座城市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从无到有，大胆学习、借鉴、拿来、创新，相对宽松的创业环境，众多的创业机会，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吸引了全国五湖四海的人才和打工青年纷纷南下。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自由、解放、梦想、理想、创业，之为深圳的重要关键词，正体现了它的价值。它的移民城市的价值在于追求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这无疑是深圳迅速壮大为全国瞩目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新时期以来，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深圳具有如此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形态，深圳已经成为国内移民的重要目的地，成为继上海和香港之后另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深圳是全国的深圳，世界的深圳。深圳移民文化也正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与色彩，体现出更充分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尽管深圳文化的差异性和混杂性还嫌不足；移民的族裔分布和文化背景还不够多元；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过程中，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吸收也还不够，但无论如何，深圳都是当代移民文化的一个动感地带，最具有创造性和最富活力的文化往往产生于此。
文学中的深圳，因此就具有了复杂性和国家的意志和历史的辩证在里面。这是深圳文学作品不可取代的意义所在。
文学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风向标，深圳本土作家和首先进入深圳的作家最早嗅出新生活的气息。1978年底，深圳撤县建市，沙头角、莲塘、罗湖等地首先引进外资，工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1979年初，作家虹雷走访了深圳的近十个公社，记录了深圳起步的最初足迹：“去年五月以来，大批港商和外商争相在深圳投资设厂，来料加工和合资经营，初步达成协议的有五十多个项目。来料加工的有如服装厂、毛织厂、高级皮鞋厂、手套厂、电子原件厂、丝（绢）花厂等；合资经营的印刷厂、造船厂、夏巴汽车装配厂和正在商谈中的炼钢厂、玻璃纤维厂、制氧厂、钢丝绳厂等，由资方出设备、资金、建材，我方出劳力、土地以及地方材料，将来按比例分成，分期还款，最后厂归我有。”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作家刘学强满心欢喜地写出报告文学《龙飞蛇舞》，他目睹了蛇口的高效率、高速度，并悟出其背后的原因：实行官商分家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试验，他还在作品描述了几位特区创业者的形象。像这样的本土作家还有林雨纯、张黎明、黎珍宇、梁兆松等。
国内知名作家纷纷南下，他们用精彩的文字记录了深圳特区艰难的创业历程。1983年，叶君健应邀访问深圳，写出《蛇口一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早在此1980年底，深圳特区成立伊始，作家陈俊年即抵达采访，目睹了这块土地上从偷渡成潮到创业者源源不断的一瞬间，1990年，特区成立10周年前夕，他写出了精彩的回忆文字《深圳初夜》。谭学良、陈国凯、朱崇山、韦丘、伊始等是广东新时期的代表作家，他们离开省城，扎根深圳，感受新空气，体验新生活，陈国凯创作出以袁庚为原型和蛇口开发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朱崇山创作了以梁湘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鹏回首》，谭学良担任了第一任深圳市作协主席，韦丘、伊始等参与创办了《特区文学》。
写深圳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举不胜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移民作家曾经产生过无法替代的四位现代派作家和一批作品，他们是刘西鸿和、谭甫成、石涛和梁大平。《你不可改变我》《小个子马波利》《大路上的理想者》等作品，是国内文坛较早的现代主义成熟作品，也最早反映了深圳城市化的轨迹和现代性的焦虑。《你不可改变我》获1986年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然后是深圳文坛的五朵金花，乔雪竹、李兰妮、彭名燕、黎珍宇、张黎明等，大都以女性的视角，最早呈现了深圳城市化运动中女性意识的自觉。1984年起，表现打工者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打工文学横空出世，流风所及，延续至今，涌现了三个代际数百名的打工作家，如张伟明、林坚、安子、郭海鸿、安石榴、戴斌、王十月、卫鸦、郭建勋、谢湘南、陈再见、程鹏、郭金牛等。
早期现代派四大圣手的写作大约到1990年前戛然而止，不约而同般，纷纷出国，风流云散。1992年，大学毕业的梅毅怀揣凯利亚克的《在路上》来到深圳。1993年起，谢宏开始了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1995年孙向学出版中短篇小说集。1996年，林祖基杂文集《微言集》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杂文奖。同年，调入深圳新闻单位两年的杨黎光以其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获首届全国“鲁迅文学奖（优秀报告文学）奖”；2000年中篇报告文学《生死一线》获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优秀报告文学）奖”；2004年《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获第三届全国“鲁迅文学奖（优秀报告文学）奖”。1999年，刚刚调到深圳的杨争光，拿出了一长一短两个作品，即30万字的长篇小说《越活越明白》和短篇小说《公羊串门》；2003年，又出版长篇小说杰作《从两个蛋开始》。2000年，调入深圳大学两年的南翔出版长篇小说《南方的爱》，迄今仍是塑造在深圳下海知识分子形象、研究深圳上世纪90年代世相无法绕过的佳作。2000年央歌儿拿出成名作《来的都是客》。2001年，丁力告别商海，开始专职长篇小说写作。2002年，盛可以脱胎换骨，处女长篇《北妹》出手即令文坛侧目。2004年吴君创作出《我们不是一个人类》。2004年，调入深圳满十年的曹征路发表中篇小说《那儿》，随即引起全国广泛讨论，被认为2004-2005“最具震撼力”的小说。此外，南翔、曹征路、文夕、缪永、罗迪等，也大都是2000年前后，以成熟作品集中亮相。
抛开着力于表现描绘社会学、政治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深圳奇迹的小说家不谈，他们从特区成立至今，一直是一股稳定的力量。就纯文学意义上谈，如果说1985-1989年是第一个黄金时代，早期现代派横空出世。那么，2000-2004就是第二个黄金时代，一个庞大的中青年小说家群体开始登上文坛，发出各不相同的声音。随后进入了深圳文学的第三个时代。2005年至今，多元、多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70代、80代作家的整体崛起，代表性小说家有蔡东、毕亮、厚圃、弋铧、刘静好、钟二毛、秦锦屏、徐东、陈再见、郭海鸿、旧海棠、林培源等。同时，2000年前后来到深圳或者已在文坛确立地位的作家，无论是南翔、曹征路，还是央歌儿、吴君、盛可以、孙向学、谢宏、丁力、王十月、戴斌等，也完成了各自的涅槃或者说华丽转身，成为深圳文坛乃至国内文坛的中坚力量，对城市、故乡、自然、心灵、灵魂等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2009年，当代文坛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邓一光调入深圳，随即转入深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截至2014年，共写出30多个作品，出版两部小说集，以写意舒缓的笔调，穿越钢筋水泥的冷酷和摩天大楼的桎梏，用诗一般的文字勾勒了城市的街头巷尾，从繁华中心到观光景点，从灯红酒绿到城市边缘，悉数描绘城市以及城乡边缘、似乎不起眼的角落里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作品打破了以往一些小说在叙事上存在的单纯的城乡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真诚地关注和探讨城市里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城乡文化之间的联系。
当我们站在今天的文学背景下思考深圳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上面的这些作家（主要是小说家，诗歌和散文等，因与本书的主题无关，该是另外一个专题探讨的内容。）但在此可以指出的一点是，深圳的诗歌同样群星璀璨，1986年徐敬亚、吕贵品等组织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影响了朦胧诗后中国新诗的发展走向；其后三十年间，“诗歌人间”、“诗生活”、“第一朗读者”、《大象诗志》《白诗歌》《飞地》等这些与诗歌有关的事件、网站、诗歌活动与民刊也都发生在深圳，深圳已然成为中国诗歌的重镇。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钟永华、刘虹、晓赖、钱超英、陈寅、杨争光、远洋、郭良原、王顺健、谷雪儿、谢湘南、孙夜、李似泓、何鸣、花间、巴蚕、太阿、张尔、阿翔、旧海棠、李双鱼、萧相风、郭金牛、程鹏、吕布布、蒋志武、何鸣、唐成茂、樊子、李似弘、朱巧玲、莱耳、桥、不亦、田晓隐、憩园、李晃等，都是中国诗坛有一定影响的诗人。此外，曾在深圳写作过诗人，还有孟浪、海上、潘漠子、巫国明、杜绿绿，以及已去世的东荡子等等。在深圳，写诗的人可数以万计。尽管是题外话，但深圳这座城市，因为有了诗歌和小说双子星座，才奠定了迈向一座文学的城市的根基。
没有文学的城市，必然没有诗意，必然面目可憎，人心荒芜。因此，深圳必将因文学兴盛而不休，必将以小说之名，而比肩京沪。这是远景、愿景，但不是幻觉。
文学与城市、小说文本与深圳文本，是一种互生的关系。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对小说与中国的互生关系做了表述，他说：“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纪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由涕泪飘零到嬉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近代以来，小说便与中国的国家命运和民众命运息息相关，小说曾被要求肩负救亡与启蒙的重任，也曾有过争取自身独立性的抗争，但抛开这些宏大的思潮层面，小说比起所谓历史书、政治书中反映的历史，倒更像是真的，也确实更切实、更本真。小说从孤独的个体出发，发挥以虚击实的能量，从历史大叙述的边缘、缝隙，从个体经验和草民生存状态取材，从琐屑与尘俗中来，到民间和世俗中去。这样的小说虚构出来的中国，中国的乡村和城市，中国的历史，反而更与中国现实和民众生活命脉息息相关。还是王德威先生说得好，他认为，如果小说的作用，只在于“由小说看中国”，即只提供一种观看的角度和认识的价值，那还是低估了小说。“虚构”之所以重要，乃在于“虚构”，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国史的编纂，都离不开叙述，离不开想象，离不开虚构（小说）。王德威消解了“中国小说”的主从关系，认定“小说中国”是未来文学与国家、神话与史话互动的起点之一。是的，是“小说中国”，而不是“中国小说”，也不是“大说中国”。王德威先生承认“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但“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
借用“小说中国”的概念，就引出了“小说深圳”“小说城市”的构思逻辑。深圳-城市-小说之间，因此搭建出来一种互文、互动、共生的关系，互为文本的关系。这种文学与城市的共生关系也是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的方法论基础。理查德·利罕认为：“当文学给予都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这种共同的文本性……文学文本与城市文本的共生——成为本书方法论的基础。”所以作者的结论是，“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
城市文学家关注的是与城市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不尽相同的东西。小说家更关心城市的心灵史、城市的象征模式和认知图式，更关心城市的审美意蕴和城市的如何形式化。小说中的某个具体的意象，比如“阳台”、“卧室”、“摩天大楼”，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眼中都是都市建筑空间，但小说家眼中则是心理空间，是巴赫金所说的时空体，是体验的空间，同时也是修辞空间，最终就是文学空间。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在文学中获得了形式，另一方面，文学形式建构了或者说重构了城市生活。尤其是对于后来的读者而言，认知城市往往要通过文学的建构。因此可以说，城市形象的呈现甚至留存，往往有赖于作家的书写。如果没有老舍和张恨水、林语堂，北京的文学记忆乃至历史记忆要损失大半；没有新感觉派、茅盾、张爱玲，上海的记忆及其文脉传承、历史影响也会大打折扣。所以研究文学中的城市也是揭示一个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对城市审美情趣、文化性格以及微观文化图景等方面的揭示，只有都市社会史、都市文化史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变化，随着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业、工业、后工业社会语境的变化，文学要素也在发生者变化。这样，当文学给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了文学文本的转变。这正是一种城市与文学之间的共同文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