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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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杨争光的女性立场
◎路尧
杨争光的写作始终关注中国人的根性，尤其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他认为“把这两类人说清楚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在笔者看来，杨争光的小说写作可依此分为两脉。从《从沙坪镇到顶天峁》到《从两个蛋开始》，以“符驮村”为中国农村的缩影，杨争光塑造了中国农民的群像。《越活越明白》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救世”情结，《我的岁月静好》似乎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主人公德林注重“看”的经验，让自己尽可能少地参与生活，事业前途、家庭责任、甚至生理欲念都不足以使他困扰，街头车祸撞死人也是他观看的“景观”，他为他的不作为和不负责构建了一个逻辑严谨的解释系统，为他的虚弱和懦弱赋予了一个高尚的面目，使自己始终处在“岁月静好”的境地。德林是当代文学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幽暗处伸展着触角。
和《围城》里的方鸿渐一样，德林也是哲学专业出身，但婚姻与爱情似乎并不是困扰他的课题。小说以德林的自述为结构，自然地营造了一个男性的凝视视野，马莉是德林凝视下的景观；德林擅“辩”，常以逻辑严谨而意味深长的言论应对妻子的期许或指责，他始终是两性话语权的控制者。难得的是，女性形象与女性话语并未因此淹没，相反，杨争光成功塑造了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形象。
女性觉醒并非新鲜的文学主题，马莉这个新女性的珍贵之处在于，她是作者与叙事者德林双重男性凝视与男性话语之下的女性，她的觉醒与反抗也发生在这样的双重凝视之下，作者和叙事者的男性凝视话语越强大，马莉的独立思考力就越显强大，她的觉醒与反抗也就愈显决绝。可以说，马莉凝结着杨争光对女性精神人格的新思考，而这种思考基于他作为一个“50后”男性作家对中国两性关系“现代化”自审式的梳理。
“启蒙”情结与“被启蒙”情结
在杨争光第一本书写知识分子的小说《越活越明白》中，主人公“安达”是一个“救世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林英、李正和路远三个女人间游走，也在想“救世”的理想和不被需要的现实间游走，最终在这种游走徘徊中失却了自我，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而《我的岁月静好》的主人公德林以观看生活为生活，自有一套“看的哲学”，他让自己尽可能少地参与生活，对与己无涉的世事更是隔岸观火，颇有种“我看故我在”的存在主义倾向。
小说以德林的自述为结构，自然地营造了一个男性的凝视视野，马莉是德林凝视下的景观。德林看马莉在操场上扔铁饼，看她在教室里上课，看她跑步时“雀儿一样”的头发和胸脯，他以持久的注视引起了马莉对他的兴趣。马莉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性，德林的注视让她感到被肯定、被重视，甚至被迷恋，以及因此而产生强烈的存在感。在彼时，被凝视的感觉让马莉感觉良好，马莉便在被凝视的目光中陷入对德林的爱情。热恋中，马莉总是坐在德林身边，仰望着德林高谈阔论的风姿，为他的学识所倾倒，并适时地与他会心一笑——这种会心为德林所看重，成为他们爱情的重要支撑。
对于德林来说，无论是面对家人、朋友还是爱人，都以知识和智力的输出获得存在感，并享受这种存在。就此而言，他更像是、也乐于是一个“启蒙者”。面对妻子马莉和女友小陈，德林更是注重时时的知识输出和价值引导。初识时，作为实习生的小陈说“老师您多教教我”，这种仰望者的姿态打动了德林，一如婚前的马莉。妻子马莉和女友小陈两个知识女性之于德林并非“糟糠之妻”与“梦中情人”式的“意难平”，也并非“红玫瑰”与“白玫瑰”式的两难抉择，相较之下，女友小陈更像是妻子马莉一个替补式的存在，是满足德林生理需求的一个替代和补充。也可以说，她和马莉共同构成了一个女性形象，在德林的凝视下，成为一个“为他的存在”。
在两性关系上，中国文化中对男性智慧与男权话语的推崇是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式的文化教育理念统治千年。在文学艺术中，也多是推崇男性智者的作品，如传统戏曲中“男才女貌”式的爱情故事原型，明清小说中“书生”与“狐仙”超越伦常的爱恋；近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男性角色会以妇女解放者的形象出现；到“十七年”文学，革命和爱情成为女性知识分子成长的两大路径，在这两条道路上，男性往往是当仁不让的“引路人”。不得不说，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男性的“启蒙”情结与女性的“被启蒙”情结，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
在爱情开始发生的时候，马莉和小陈是甘愿作为“仰望者”和“被启蒙者”的——妻子马莉和女友小陈都是研究生学历，她们对学识和智性有着天然的向往和仰望，可以说，她们有着“被启蒙”的情结。她们尚未意识到这种“被启蒙”情结来自男性崇拜的集体无意识。此外，她们对德林知识和智力的实用价值也抱有期待，比如：创造财富，这应该也是马莉选择与德林结婚一个现实的原因——当然这种原因是隐秘的，潜意识的。“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中国知识分子血液里携带的文化基因，无论德林还是马莉和小陈，都对此深以为然。
稀缺的愉悦与马莉的觉醒
马莉在婚后生活的柴米油盐中渐渐发现，德林似乎并没想着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力创造实用价值，事业、家庭、女儿等都无法得到德林的重视，马莉几乎独自承担着家庭的重担，考研究生、做多份兼职、买小汽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等等。马莉似有遗憾地叹息“哲学好像没用。”当朋友们问起德林，马莉总是说“他爱看书”。在与德林恋爱时她有没有跟朋友说过这句话不得而知，但在这种情境下说起，已有了一种自嘲的无奈和无奈的尴尬。
德林在夫妻生活上也极度自私，只顾满足自己的生理欲念，毫不在意马莉的“想”与“不想”。当她背对着德林说“不想”的时候，德林置若罔闻，依然伸手过来。有时马莉会被他激发起兴致，有时把“不想”坚持到底。无论马莉中途会不会改变主意，德林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这件事。没有情感的性事变成一种尽责和配合，没有愉悦可言，马莉是紧张的，也是无奈的。在这个方面，德林没有表现出一个知识男性应有的修养和尊重。
让马莉感到“最像婚姻的一次愉悦”是德林与她一起抻床单。从床单被罩到枕套袜子，马莉和德林一起将洗过的床单被罩抻平展。不过是一种平常的家务劳动，但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婚姻中是绝无仅有的，也许还因为内衣袜子和床单被罩这些贴身物件营造出一种柔软感，这次家务劳动激发了一场愉悦的性事。马莉既尽兴，又享受。这是马莉和德林之间久违的浪漫和激情，让马莉感受到一种夫妻共同经历、共同面对的愉悦感。然而，这种愉悦感不过是来自于一次平常琐碎的家务事，德林对家庭生活参与度极低，结婚多年马莉竟第一次有这种体验。稀缺的愉悦伴随着巨大的落差感，给马莉带来的不是信心而是觉醒，马莉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当情潮褪去，马莉向德林提出了离婚。
然后，马莉有了出轨。婚外的激情让马莉印证了她在婚姻里感受到的麻木、无聊与僵死。她说：“我想要一个活的东西”，“我想让我感到我是个活的，感到我是个女人”，“我想让我觉得我可以快乐，能捕捉到快感，并拥有快感，回味快感，而不是回味无聊，回味机械运动”，“他（马莉的情人）让我坚定了我的判断，我的婚姻早已没了水分，是腐败后风干的朽木”，“如果必须寄生，也要在有水分的，能感到希望和未来的地方，能激发活力，而不是绝望的寄生”，“钱是家庭的活水，没钱的婚姻无法继续，维持也不行，会干枯，会枯竭”……
德林把这“水分”仅仅描述为金钱：“他比我有钱，我知道的……他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和他相比，我几乎是一个不挣钱的人。”他甚至引用了一句戏词：“无银钱霎时间把英雄困倒”，他的窘迫竟成了一种诗意的描述。德林认定拥有财富的人不洁、肮脏，他宣称自己不屑追逐财富，“如果不洁，我宁可没有”，“要拥有就只能不洁，要干净就一定穷酸”。德林把夫妻间的伦理简化到“没钱”，钱可以困倒英雄，而钱在体面和高尚的对面。如此，就轻松地把马莉说的“激情”“活力”“水分”“让我感到我是个女人”等等挡在了话语之外。
德林把自己的全部收入交给马莉，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承担家庭责任。面对马莉的诘问，德林说“同样面对婚姻的责任，乔布斯和我，默克尔和你，不可同日而语，没法等量齐观，只能是有一份力尽一份力”。此外，德林对与己无涉的世事更是隔岸观火，当马莉为新闻中一起悲惨的车祸揪心时，德林竟然以一种极其事不关己的冷静态度给她讲述现场的情景。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德林都没有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担当，马莉惊诧又失望。
马莉对德林的期待破灭了。德林的学识仅仅表现在他的夸夸其谈，他的智慧只用在为自己的辩解上。他为自己的不作为和不负责结构了一个逻辑严谨的解释系统，为自己的虚弱和懦弱赋予了一个貌似有理，且难以置疑、甚至高大上的幻象，使自己始终处于一个不仅“岁月静好”且津津可回味的境地。
德林的“岁月静好”对马莉来说是“一地鸡毛”，她不得不独自面对家庭生活的琐碎以及琐碎聚集的压力。正是在直面压力的一枝一节中，马莉有所悟有所感，以致忍不住地叫喊。德林的神秘感渐消殆尽，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加深的失望与厌恶。马莉看穿了德林“看”生活的秘密，发现了德林凝视的目光携带着控制甚至统治的意味：“你没爱过我”“你只是看着我，看猴子一样”。马莉已不为德林的高谈阔论倾服：“你真能扯啊”，直到“德林，我们离婚吧”的决绝，至此，马莉否定了德林的“启蒙者”形象，这也意味着马莉“被启蒙”情结的破灭。
马莉的反抗与德林的围困
关于男性知识分子对婚姻与家庭的缺乏责任感，杨争光在前作《越活越明白》中已有表现。德林和安达一样，都对家庭照顾很少、都有婚外女友，而他们妻子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尽管都是知识女性。李正在与安达的婚姻关系中是一个卑微的仰望者形象，当发现安达不对劲后，她试图以祈求的姿态换得丈夫的“浪子回头”，甚至以他们的女儿为情感砝码。而在《我的岁月静好》中，一旦发现德林“启蒙者”的虚假性，马莉立刻提出了离婚——她没有发现丈夫出轨，她反抗的对象不是德林对婚姻的不忠诚，而是对德林人格的虚伪与不负责任。
除却出轨这一因素，在安达与李正、德林与马莉这两对夫妻的婚姻失败都存在缺乏真正交流的问题，李正没有太多自我表达的欲望，以安达的喜怒为喜怒，直到忍无可忍时爆发式的控诉与哭泣，这几乎是传统两性关系中的交流惯性。而马莉一直有倾诉和沟通的尝试。从本质上说，这两对夫妻婚姻关系的不同投射出杨争光对知识分子的两性观与婚姻观思考的深化与拓展。
马莉在疲惫至极时曾说“我想哭”，然而没得到德林的理解与安慰。德林不关心马莉想哭的理由，他鼓励马莉哭出来，说想哭就哭“符合健康之道”。他“满怀期待”，“期待马莉哭出来”，或许，他是想看马莉哭泣的样子。没有得到预想的关心，哭也就没了理由，倾诉更无从谈起。马莉的情绪和得到理解的诉求被德林看热闹似的态度消解了。马莉想哭最终没有哭，她收敛情绪，继续工作。德林没有重视马莉的反常，或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马莉的反常，在他眼中，马莉没哭、坐下工作，符合他理解的“理性”，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于是德林错过了这一次夫妻沟通交流的好时机，而这个时机至关重要。
在这之后，马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马莉开始讨厌德林翻书的声音，马莉不再享受和德林的性爱，马莉开始抽烟，马莉讨厌德林剪指甲……德林没有重视马莉的变化，不重视也就不会去问马莉原因。马莉讨厌翻书的声音，他就不在家看书，去公司看；马莉“不想”，他就忍耐着尴尬在马莉的背后行使丈夫的权利；马莉开始抽烟，他鼓励马莉别躲着抽；马莉为德林剪下来的指甲而烦恼，德林说她患了神经官能症，建议她去医院看病……德林不仅不关心马莉的感受，反而做出一副宽和礼让的模样。
德林说“马莉和我吵不起来，哪怕马莉有挑衅的故意，也会被了无痕迹地消解。我不给她发泄的机会，让她故意的挑衅成为一种自然自语。马莉气死也吵不起来的。”无论是倾诉还是指责、发泄，马莉每一次想要表达的时候，都会被德林化解，德林以此为傲。当交流与沟通无法正常进行的时候，吵架就成了一种形式极端的交流方式。德林自负掌握说话的密码，他不会不懂吵架的本质属性，唯一的解释是，德林并不想和马莉发生真正的交流。
德林从不说和马莉离婚还是不离婚。他说“以根本论，离婚是不可能的。即使解除法律关系，我也不会在你的生活里消失，我还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残留在你的生活里，参与你的生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此外，他还时不时地暗示自己可能会从老家获得拆迁款，他认为这对马莉很重要。
从倾诉到吵架，再到提出离婚，马莉每一次的反抗与突围都被德林用语言逐一化解，在德林男性话语的钳制之下，马莉不得动弹。在小说中，作者着力表现德林强大的语言能力，以及他的语言系统表现出的强大的控制力与诱导性。德林的语言与凝视一起构成了他的男性话语，引导着马莉，围困着马莉，甚至试图掩埋马莉。
到婚姻之外寻找爱情是马莉的又一次反叛。在发现马莉有婚外情后，小说中德林和马莉有过四次谈话。德林说“话是开心的钥匙”，“我想好好和你说说话”，一副极其真诚的口气。实际上，德林对马莉饱含情感的倾诉或控诉置若罔闻，他只是想表达自己，而马莉是他需要的倾听者。在四次谈话中，德林以极具诱导性的语言让马莉说出自己的想法，再逐一反驳，是一种“请君入瓮”式的话术，目的是为了对马莉进行情感和心理上的打击，让马莉感到自责与内疚。德林深谙说话之道，他精准地控制说话的节奏，把握着每一次说话开始、中断和结束的时机，以达到他想要的谈话效果。德林说话的欲望太盛，而辩说的能力又太强，即使混淆是非到黑白颠倒，马莉也无力与之辩驳，无有言辞，唯有惊叹：“你很流氓啊！”而德林是不在意流氓不流氓的。
就像一拳拳打到水里或棉花上，德林的反应让马莉无趣、无奈又无力。马莉的言语反抗失败了，她不再想向德林表达自己、获得德林的倾听和理解，而是采用了更有力、决绝的方式对抗德林的凝视与话语控制。小说的结尾处，马莉发短信指责德林：
你知道你几天刷一次牙么？你知道你刷牙有多么潦草么？你知道我看着你刷牙有多么难堪么？我不愿说出肮脏这个词。
你抠鼻孔已经成为一种恶习。我真不愿意想你的鼻孔里还有没有鼻毛可抠，而鼻毛是阻挡细菌的。
你抠脚能抠到洗脚盆里的热水结冰。
你知道你多长时间换一次内裤么？你知道做爱时我有多少次想起它么？在你直奔主题的时候，我的眼前挂着你的一条不堪入目的内裤。
……
这段话显然是马莉对德林的注视，在马莉的凝视下，德林成了客体化的“景观”，而马莉通过这种方式，建构与显示着自己的主体权力，是对自我存在的进一步主张。
然而，这样的控诉对于德林来说，仿佛挠痒痒般轻飘。德林认为马莉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中：（德林）“有些想见马莉了”，“想想，这么些年，马莉也许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合适也最好的倾听者。”
德林是一个彻底的实用和利己主义者，却又掌握着强大的理论“武器”，把他的自私和冷漠包裹得体面又高尚。面对这样一个带有流氓气息的“强辩家”，马莉“失语”的困境似乎是注定的。在小说的叙事时空里，觉醒的马莉有着决绝的反抗意识，她否定德林、提出离婚、继而出轨，然而在德林强大的男性话语的围困下渐显消亡的趋势。马莉的觉醒足够彻底吗？她是否会坚持反抗、继续争取自己在婚姻中的话语权？马莉会对德林妥协、以维护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吗？抑或，马莉与德林达成和解、离婚，逃离德林话语权的控制呢？马莉提出离婚是这篇小说的中心事件，直到小说结尾，离不离婚依然是一个“薛定谔的猫”的问题，用德林的话来说是“挂在墙上的干肉”。
这篇小说的贡献在于，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话语的表现上，作者没有采用代言或想象的方式叙述女性的内心世界与生命体验，男性作家倘以过于感性的方式面对女性，难免有俯视和同情之嫌。作者精心构建了一个话语场，细致地展现了在婚姻中，女性话语是如何一步步被消解直至消失、消亡，清晰而真实，惊心动魄，令人窒息。这种叙事方式要求作者调动理性思想和强大的共情。必须承认，这篇小说展现了杨争光作为一个男性作家非凡的女性立场。
笔者惊讶地发现，这篇小说虽然使用德林的主观视角叙事，却没有限制阅读视野，在德林的叙述中，读者依然能够得到马莉足够的信息，以及德林主观判断之外的真实。这得益于德林能够跳出来反观自身的人物特性，某种程度上，他是个站在自己之外的“局外人”，作者高超的叙事技艺在这篇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