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卉子
斯里兰卡有一条铁轨,据说与《千与千寻》里那条一模一样。它涉过海的中央,涉过浅浅的海水,湛蓝的海水,通透的海水,载着火车。火车开过时,天气也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不一样。阳光一定要照射得水面泛起磷光,到处都是波光粼粼的,燕子从天空中飞过,它也不再迁徙了,就停留在阳光下,仿佛知道自己已经抵达了某个尽头。没有列车经过时,它静静地指着某个方向。
我梦想去一趟斯里兰卡,跟同事念叨两个月了。临近春节假期的时候,我一查,全程要飞35个小时,票价9056元,回国隔离21天。我发了条“不是我不明白,只是不愿再等待”的朋友圈,配上斯里兰卡的列车照片,等到了四五个赞。我又打开百度,在上面扒拉“文艺青年周边游胜地”,一眼就相中了大鹏。它也波光粼粼的,所城里的古道很蜿蜒,也指着某一个地方,道边的小店像在望着什么,总是有人停留。我拿了主意,随后拉了个“去看看天,也看看海”的群,把猴娜娜和楚红她们都拉进去了。
楚红回了个“擦地,一会儿说”。她独居在一套三居室里,三年半以前得了胰腺癌,想安顿丈夫的生活,就把自己最好的闺蜜介绍给他,还安排了烛光晚餐,绿野漫步,海边露营。楚红了解那两人,安排的都是最切心脉的,他们在楚红的安排下牢牢地一拍即合,没想到楚红是个奇迹,她的胰腺癌被治好了,现在还定期到医院去配合医生研究她,但话不在这儿。等她把病治好的时候,那二人已经不想分开了。丈夫和楚红离婚,自己净身出户,每个月给她六千块钱生活费,让她养身体。楚红养身体,每天规律作息,也不出门。擦地,做饭,洗碗,擦窗,每天抡一遍下来满头大汗,然后等死,期待着在自己死后,事情能够恢复正常。
我们俩相识在中心书城的一次文学活动。我是那天的速记员,活动进行到提问环节,文学爱好者倪楚红要过话筒,颤抖着声线向那个六十多岁,习惯性笑嘻嘻的男作家提问。楚红问:西北男人怎么看女人?我指的是,像女儿,还是像女友?速记机本放在我的膝盖上,我很熟练,双手下意识录入人说话的声音,我的思绪早已飘到了海边。我正穿着白色皮鞋,肤色纱裙与米色布衣,在海边漫步。海水冲刷着我的脚趾,像《2046》中的苏丽珍那样,我也面临着诀别。一匹白马适时出现,它可以搭载着我,离开某一种处境。就是在这儿,我的思绪被倪楚红拽回来。她伏在我身边,看看我的电脑:像女儿,还是像女友?谢谢,谢谢您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我抬起头,倪楚红又低头对我说,谢谢,谢谢你的记录。我被看见的时刻不多,倪楚红算一次,大部分时间我代表那个机器,早就习惯了在某个现实外的地方游荡,回来时,屏幕上一字不差。我认为倪楚红的气质很有种凋敝的意味,长发绾成了一个发髻,素面朝天。
晚饭猴娜娜也来了,我们三人在中心书城老碗会的露天座夸大其词,称兄道弟,把各自在受过的伤都昭告一番,然后正式结成同盟。她就像一个有着人的姓名的宝矿,听她讲她那些前男友们的轶事,用猴娜娜自己的话说,无一例外,以吸引开始,以一方的求而不得(往往是她)为发展,以厌恶结束。
楚红打电话给前夫,再三确认了自己出发后,他会好好照顾自己,才应下邀请。猴娜娜只在乎住哪儿,她需要独立的房间,最好有实木地板和24小时酒柜。我在AirBnb上订了间民宿,中式独立院落,实木地板,一个客厅,24小时酒柜,三个独立房间。介绍上说,院落里还养了一只葵花鹦鹉。
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除非豆瓣小组不算生活圈子,当然我所在的小组里,我这样的小镇青年最多,其次是北京上海的。我读书,我喜欢三岛由纪夫,太宰治,波德莱尔。我是豆瓣波德莱尔小组的管理员,我不一定懂波德莱尔,我也甘愿为所有有关他的讨论服务。1979的漫咖啡开业的时候,我买到了第一杯冰美式。我写了一篇《公民凯恩》的影评,给“奇遇电影”投稿,他们的编辑还联系我了。我身高1米70,体重77公斤,我知道自己像个庞然大物,但我并不介怀,除非我有试图取悦的对象。
早上九点从蛇口坐8号线出发,到黄贝岭换乘E26路,下车就是大鹏汽车站。再打一个滴滴,三人到民宿时正好中午。离所城很近,隔着两条小路,还经过一些餐饮。
民宿老板三十五六岁,男,口音暧昧。听着像广东人,却又偶尔蹦出北方的用语。比方“行吗?”,南方人一般说“好吗?”。他说“叫我阿辽就得了。”,分明是一句北方话,口音却是南方的。我受不了他说话,总有种彬彬有礼的意味,声线有磁性不假,头发留得老长,扎根马尾在脑后,有种……属于男性的风情。那只叫“姑娘”的葵花鹦鹉我看见了,雪白的身躯,头顶着金黄色的翎毛,人进来就大声唱歌,唱一首《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姑娘,在水一方”。
猴娜娜吵着要吃砂锅粥,两人一起等楚红盘头发。走出民宿,阳光忽然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待适应了光线,我见一座偌大的牌坊伫立在道路中央。牌坊是石头造的,高耸的样子像要探入云层,两边的石柱像两条修长的腿,占据了整条道路。它横陈着,一些藤蔓爬上了石柱,又在距离地面不远的地方凋零下来。我盯着那个牌坊,眯着近视眼,牌坊上的字也模糊不清。像是什么真什么素,又并不确定。我抬着头,眯着眼,让猴娜娜一路牵着钻过了牌坊,进了所城的城楼。
所城由明洪武二十七年建立,迄今有六百多年历史,但相较一千七百多年的南头古城,还是过于年幼。更加年幼的是作为都市的深圳,楼宇的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年龄在二十七岁,一座城市若没有些质朴的年迈街区,总难以影响初来乍到的人。我是北方人,楚红是四川人,只有猴娜娜是本地的。说她是本地人,也不精准,准确地说,她是“土著”,家里有地。猴娜娜家在蛇口的水富村,家里四个孩子,她排老二。她家说客家话,在蛇口已经居住了二百多年了,从平房住到五层洋楼。她家重男轻女,但猴娜娜不认,就从小和哥哥弟弟争,争父母的目光,染了绿色的头发,穿着奇装异服,在水富村里旁若无人地穿梭。每年岁时,她顶着绿头发和父母到街坊吃盆菜,拜太公,争到她和哥哥弟弟都长大了,才发现没得争了。家里拆迁,哥哥弟弟都分了新房,没有她的。没有也好,这个地方迟早要没,早都住进北佬北妹,村里早也不讲客家话了,四川话,湖南话,哪里的都有。打散以后,又分布到其他的地方去,慢慢变成阶层。
猴娜娜一面满不在乎地叙述,一面把砂锅煲端起来,给自己的碗里倒粥。虾蟹粥,放了姜丝驱寒,我食欲不好,只一点一点地挑着姜丝,没有心思听猴娜娜的家务事。说着话,不知为何,我像从一场速记中抽离开一般,又离开了当下。在两个交错的时空中,我先把猴娜娜的砂锅煲接过,放在桌上,然后在那两人的默许中,离开了桌子,走出门口,又以很快的速度抵达了所城的边界。我看得到海,却没有向它靠近的愿望,只感到自己穿着的不是白衣,深深浅浅地踏入也是徒劳。我的身体在一口一口地喝着猴娜娜盛好的粥,然而目光所及之处,却是海边的一片乱石。巨大的石头林中间有一汪清澈见底的海水,有一尾小鱼被困在这儿,水透亮得可以看见沙子的棱角,这尾小鱼已经靠吞食沙子度过了不少时日,那汪水被汽油一类的物质所污染,水面上泛起五彩的油膜,小鱼饥不择食,正大口吞食着油膜。我赶紧伸出手去捞它,一抬手,碰到了桌子上的碗,楚红和猴娜娜盯着姚小奇,我回来了。
吃着砂锅粥,各自吐完苦水,已经四点了。趁着日光斜照,三人到海边拍照去。楚红带了十来条拍照用的纱巾,从大红到大蓝,深深浅浅摆了一地,引来了一个钓鱼客。我和猴娜娜一见那钓鱼客就识趣地让到边上,他穿一件白色的T恤,浅蓝色牛仔长裤,皮肤黝黑,有种太阳晒出来的说一不二的气质。他像是真的北方人,个子很高,大约四十多岁的样子,梳着平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倪楚红虽然素面朝天,绾着头发,但总是身着素色长裙。长裙和她相搭,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和一大片色彩。她的发质光滑而黑亮,就像黑色的芝麻颜色一般。楚红从不窥探,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目光清凌凌,心无旁骛,没有这个年纪女性的进攻性。但这也让她在许多重要的人生时刻不谙人情,比方她和她那个倒霉催的闺蜜,老公。
钓鱼客不请自来,蹲在地上观察楚红带来的丝巾,仿若是自得,也有种靠男性气息营造出的自信。他看看倪楚红,我俩跟着他的目光看看倪楚红,倪楚红白了我俩一眼。他提起一条明黄色的纱巾,抬头问楚红,是特意来拍写真的?他问话的样子就像他很熟悉。楚红正不知如何应对着,我赶紧挤着眉眼给她鼓劲儿,她已说出脆亮的话来——我老公最近忙,我出来溜达一下。钓鱼客听出话里的意味,又开了两句玩笑化解姚小奇她们的尴尬,离开时有些不太好意思。
猴娜娜发表高谈阔论,用意还是显摆自己懂情事。她谈搭讪之道,男性是越老道越能挣来门面,女性则相反。她见过姑娘家揣着明白装糊涂,愣是扮猪把老虎吃了的,没见过真甘心当猪的。她点评倪楚红,身段儿,羞涩,都恰到好处,节骨眼上冒出个“我老公最近忙”。倪楚红冷笑,看着够清高。倪楚红说她觉得,爱一个人,却在别人身上寻求解救,是种亵渎。对自己的。
海边几乎不欢而散,夜里,我回想着楚红的话。我不敢在此时总结自己,我正是这样一个无可总结的人,才去拥有白纸一样的人生。但我可以总结这个夜晚,生疏的被单紧贴着我的身体,让我轻轻地颤栗。今晚,我的睡眠过于安稳,仿若是与白日梦在海边邂逅,夺走了我的梦境。在沉睡中,时间都被偷走了。
门外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动静,像是人靠近时,衣物的摩擦,还有脚步声。敲门声不在我的房门口,也不像楚红的门被敲开了。我听见猴娜娜的浅笑声,还有另一人的低语声,我打开门才感到自己不解风情,猴娜娜倚在门边上,阿辽的一只手撑在她身边,正俯身与她细言细语地说着什么。他两人看了我一眼,又仿佛没看见我。
我走出民宿。钻过牌坊,我往海边走去。皎洁的月光让一切都无所遁形,所城尽量保持着安静,好比水面下不曾发生过追逐和撕咬。明代时,时为新安县的深圳一片水田。直到流逝的岁月和人一同离开了,一些新的事物拔地而起,在崛起后,才生出根来,羸弱的根系吸取着五湖四海的养分,却像是总也找不到一呼一吸的门道,说杂乱也不杂乱,可是让人静不下心来,花红柳绿地安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