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
内刊会员
◎王国猛
公元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北归洛阳，同时白居易也从苏州任上返回洛阳，二人在扬州初次相逢。在宴席上，两人相见恨晚，白居易当即作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自年轻时被贬谪地方，直到此时应诏返回朝廷，刘禹锡已经在地方辗转贬谪了二十三年之久，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变成了一个华发满头的老年人。白居易得知他的遭遇，很是替他抱不平。虽然知道他因为才气纵横性情耿直容易被打压排挤，但一去就是二十三年，无疑是“折太多”了。白居易的理解和宽慰给了刘禹锡极大的安慰，也激起了他无限的感慨，他也写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为酬答：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诗中刘禹锡感于自己在巴山楚水之间迁谪了二十三年，再回首，往事已成空，人情多变幻。自己这艘沉船边上已经千帆竞发，这病树前头已经万木成林。虽然已经垂垂老去，但今日难得遇到知音，还是要抖擞精神，笑面未来。
人生可没有几个二十三年，何况古人寿年多不永。好在刘禹锡身体够硬朗，性格够开朗，心情够豁达，还能熬到返回朝廷的那一天。像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就没那么幸运，郁郁而终于任所柳州。刘禹锡一生铁骨铮铮，永不低头，所以白居易说他注定要在仕途遭“折”，只是没想到“折”得太久了。此后，刘禹锡与白居易交往日深，晚年都定居洛阳，时相唱和，互相酬答的诗歌竟达一百多首。白居易对刘禹锡赞不绝口：“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两人甚为相得，成为晚年知交。白居易是“诗王”“诗魔”，刘禹锡则是“诗豪”。
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父亲均为小官僚，父亲刘绪曾在江南一带为官，所以刘禹锡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江南度过的。他自小聪颖，天赋极高，学习勤奋，热爱经典和诗赋，并曾得到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上人的悉心指点。十九岁游历京师和洛阳，为自己赢得了高名雅誉。二十一岁时即进士及第，并考中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可谓少年得志，路路畅通。也说明刘禹锡确实是功底扎实，能文善诗。这样一个才华盖世的年轻人，当然会不乏人赏识拔擢。在授太子校书，正式进入仕途不久后，他就被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淮南节度使兼徐泗濠节度使杜佑延请到幕府之中掌书记，后跟随杜佑回扬州。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在那里，他和同在御史台任职的韩愈、柳宗元结为知交，过从甚密。
刘禹锡的仕途厄运始于一场著名的改革运动“永贞革新”，从此他踏上了慢慢贬谪之路。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因为唐顺宗的高度信任而入主中枢。“二王”组织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工作小组，成员为一帮年轻有为的中层官员，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赫然名列其中。刘禹锡的才华志向深得王叔文器重，王叔文甚至认为他有宰相气度，任命他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国计民生大事的规划管理。“二王刘柳”一时炙手可热，很快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实施的改革政策虽然有益于国家人民，却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官僚集团的利益，很快就被各方势力联手击败。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赐死，王伾贬谪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个改革集团核心成员先被贬为偏远州的刺史，未到任旋即又贬为司马。这就是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刘禹锡到“楚水”朗州任司马。而且在那一呆就是近十年。政治理想的破灭，凄凉之地的艰苦，双重打击之下，刘禹锡虽然痛苦万分，但他并没有被击垮，反而更加坚强达观，浑身通透。在朗州，他不仅写下了许多诗作，还完成了哲学论文《天论》三篇，与柳宗元的《天说》遥相呼应。
在《天论》中，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法大行”时，“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将淡化天命思想。“法大弛”时，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将盛行。“法小弛”时，是非不清，人们将对天命将信将疑。他还提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讲“天命”；当“理昧”时，就必讲天命。他得出结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特点优势，最好“交相胜”，“还相用”。可见，刘禹锡的唯物观是很系统很超前的，这跟他在朗州长期独自思索天地人生息息相关。虽然仕途上遭受挫折，但在学问上，刘禹锡还是所得甚多。
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当初遭贬的那批人一起奉召回京。十年的磨砺，并没有磨去刘禹锡身上的棱角，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倔强。一日，他随着络绎不绝的人流到京城的玄都观赏花。写下了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吟赏的是桃花，实则是讽刺当时居于朝廷要津者，不过是些得志一时装腔作势的新贵。言下之意，当初我们出入中枢的时候，你们这群宵小们还不知在哪儿厮混呢！如今却作起威福来了。这当然引起了那些新贵们的激愤和报复，把刚刚回到京城的刘禹锡又要贬到更为偏远的播州去。幸有裴度、柳宗元等老朋友的联手援助，才改贬为连州刺史。在连州刘禹锡一呆又是五年。此后，他又先后到巴山地区的夔州以及安徽的和州任刺史。直到公元826年，刘禹锡奉调回到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此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这时他已经五十五岁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都消耗在蹉跌之中，好在他的诗文并没有半点荒废，巴山楚水贫瘠之地，却给他带来了不竭的创作源泉和丰厚的文学回报。
二十三年过去了，刘禹锡无论是在哲学方面的思考，还是在诗文方面的创作，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他对仕途看得更透，对人生更加通达。可是性格上却更为坚毅，气度上更为豪迈。当初政治上不得意，遭到了近十年的贬谪，接着不服输，又迁谪了十四年，如今回到了朝廷，我还是那个我。而当政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你们以前小人得志，现在不也一样死的死贬的贬吗？我好歹苦尽甘来，笑到了最后。
当刘禹锡再度回到长安时，他又特意去了一趟当年的玄都观，这时的玄都观已空空荡荡，当年上千株桃树盛开美景无限，现在连一株桃树也找不到了，只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萧瑟摇曳，以前热闹风光的情景也早已荡然无存，满目唯见一片荒凉。为此他感慨地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诗中表达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决心和志气，勇敢宣示着一种执着不变的天性和禀赋，似乎要告诉那些小人们，我刘禹锡可以被摧毁但绝不可以被打败。这次没有人再来构陷和谋害他了。而且他随后的仕途一直很顺畅。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汝州、同州刺史。开成元年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会昌元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晚年刘禹锡生活在洛阳，时常与白居易、裴度等好朋友交游聚会，酬答唱和，过上了悠然闲适的生活，直到公元842年去世，人生再未经历任何政治风波。纵观其一生，虽然他三分之一的时光都在巴山楚水中迁谪，但并未蹉跎浪费，而是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还有哲学理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老来还得以幸福安康，结局圆满。十分符合中国传统先苦后甜的理想人生模式。
刘禹锡在政治上虽然连遭打击，最终却很圆满。文学上他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诗文赋他都兼善，而且都有佳作名世。文赋如《天论》《陋室铭》《伤往赋》等，都很具影响力。当然最为人们推崇的的还是诗歌。他的诗歌律绝俱佳。诗风一如其人，风神峻朗，晓畅明快，昂扬向上，坚毅高洁，富含睿智与挚情，内蕴着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奋进的力量。内容上有咏史怀古者，有讽喻刺世者，有写景抒情者。而根据巴地民歌创作的竹枝词也别具一格。同时代的诗人如柳宗元、白居易、韩愈等人都与他交厚，并对他的才情很是敬佩。他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后人对他评价也颇高。严羽在《沧浪诗话》称许道：“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刘克庄以“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形容其诗风格之“豪”，以“精华老而不竭”形容其人品之“豪”。 胡震亨在《唐音癸签》赞他：“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平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
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一直为人所称道。像《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其中的精品。这些作品在咏史的同时，也尽展刘禹锡经历世道沧桑人事变幻后，对历史和人情的深刻理解。如《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全诗不发任何议论，只是客观写景状物，却境界感慨全出，语言浅显流畅，思想蕴藉含蓄，读来意味无穷。
他的写景抒情诗也与众不同，剪裁独特，别出新意。像《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秋夜月光下的洞庭景色，在诗人的笔下清奇明丽，宛如诗画。这既是状写美景，更是表达诗人的非凡气度和高逸情致。
还有《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一反以往的伤春悲秋观，大力赞美秋天，显得胸襟开阔，骨力雄健。
他的《杨柳枝词九首》和《浪淘沙词九首》是结合巴山楚水地方民歌和自己贬谪生活经历创造出的两组新奇组诗。这些诗歌简洁凝练，通俗易懂，却寄寓深刻。
如《浪淘沙词九首》其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杨柳枝词九首》其一：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这两首诗都简练爽利，明白晓畅，但了解刘禹锡的官宦生涯后，就会领悟到其中蕴含着一种超越苦难、积极昂扬的乐观精神，和一种坚毅高洁、始终不渝的士子风骨。
刘禹锡的诗风和他的人格是合二为一的，始终都是傲骨铮铮、掷地有声，无论处于什么困地逆境，他都不曾屈服，不曾懈怠，任何时候，他都满怀希望，通透达观。显然，他是个真正的文人、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