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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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璐临
作为上世纪70年代至今仍活跃文坛的为数不多的“第三代”诗人之一，于坚以原在自然、自在独为的创作手法和个性风格，建构起个人与时代、自然与生命、理想与现实的独特诗学空间和艺术表达。《避雨之树》作为其代表作之一，贯持了诗人回归自然本真的艺术特征和睿智雄辩的特色风格，诗作以灵动细腻的笔触、丰饶旷达的想像和纯朴炽烈的情感，把一棵看似普通的避雨之树赋予全新的艺术形式和内蕴意义，呈现出独具性灵的艺术魅力和奕奕光彩。
自然生命的观瞻与尊崇
《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崇尚返璞归真、自然而然的“自然之道”。于坚的诗歌创作继承了儒道“天人合一”的思想，承续了朴素的自然生命观，《避雨之树》体现了以树为自然主体的生命的积极观照，彰显了对自然生命的观瞻和尊崇。
诗歌开头即以拟人的手法把“树”的形象烘托出来——在一场暴雨中，“它用一条手臂为我挡住水/为另外的人/从另一条路来的陌生人/挡住雨水”，它不仅有粗壮的“手臂”，开敞的“胸怀”，坚实的“腹部”，苍青色的“皮肤”，还有使人安静的“气味”。随着诗人把目光慢慢“向下”移动，思维的空间进一步扩展，“那些地层下面黑暗的部分/那些从树根上升到它生命中的东西”，接连三个“那是什么”的排比句式，让原本看似静止的外物具备生命的流动质感：“它琢磨那抓在它手心的东西/那些地层下面黑暗的部分”“它牢牢地抓住那片黑夜/那深藏于地层下面的”，接着诗人将目光上移，通过“最粗的手臂”延展至“另外那些手臂”，将树及其所涉的“蛇、鼹鼠、蚂蚁和鸟蛋这些面目各异的族类”和“一串蝴蝶”“两只鹰”乃至树叶下面的小虫子等生命尽收眼底，完成“泥土以上——泥土以下——泥土以上”的叙述推移，实现对眼前自然生命的整体观照。在诗人笔下，包括避雨之树在内的所有自然生命都是自带生机活力的，比如蝴蝶“像葡萄那样垂下/绣在绿叶之旁”“两只鹰站在那里/披着黑袍/安静而谦虚”“小虫子一排排地卧着”，构成一幅鲜活自洽的自然生命图景。整首诗宛如一幅西方现实主义写实油画，“画家”以细腻的笔触、灵动的笔法，将眼目所及之物悉数尽展，彰显生命本身的自然之美、和谐之美、力量之美。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叙述大多聚焦“泥土以上”的视角，相比之下“泥土以下”的叙述占比极少，这种“仰视”的视角也从另一方面展现诗人对于自然生命的敬畏之心。
固然，文学创作绝非现实生活的照搬描摹，即便诗中出现的“自然”“现实”也不过是诗人思想情感的具象化，正如诗中所言，这首诗也许不过“出自一个避雨者的灵感”。然而即便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虚构的“自然”与“现实”，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来自自然生命内在的律动与魅力，以及诗歌背后隐藏的诗人质朴无华的赤子之心。而这与诗人的生长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云南高原奇异雄伟的自然风貌和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特色为于坚带来最原初的自然生命体验，也缔结了其纯粹质朴的自然生命观。对此，于坚曾说：“我的敬畏之心不是来自教育，而是自己慢慢领悟的，通过自然，通过云南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正是这种对自然原始的领悟、敬畏、尊崇，让诗人总能透过自然生命发现“日常生活世界的美”，进而发掘新的意象建构，开启诗意的灵性表达。
情与思的对话交融
所谓“诗言志”（《尚书·舜典》）、“诗缘情”（《文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作为缘事而发、缘情而作的诗歌，既是诗人内在情感的外化表露，也是诗人思想观念的阐释表达，概言之，诗歌是情与思的交融交汇，有机结合，辩证统一。《避雨之树》作为诗人观照自然主体的诗意表达，既有来自创作主体真挚丰沛的情感诉说，也有由客体引发的生命感悟和哲思洞见，二者相互交融，互为阐发，实现情与思的理想融构和诗学言说。
知遇感恩。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具备偶然性和必然性，一切必然性要通过某种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和必然性在一定条件可以相互转化。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偶然性中探索事物的审美属性和内在规律，从而探寻感悟生命的内蕴意义，乃作家的职责和荣耀所在。如果说孩子和母亲的相遇为命中注定，那么避雨之树和避雨人的相遇可谓机缘巧合。在这场偶然性相遇里，在“我”及其他避雨人等偶然性来客面前，避雨之树展现了母亲般高大、坚韧、温暖、宽容、博爱的品质，在暴雨、闪电、响雷面前，它是母亲、是庇护者，为我们抵挡伤害，消除恐惧，“我们”因此感到“感激信赖”“无以回报”，并产生“无法像报答母亲那样报答它”的感恩赞美之情。诗人通过树的形象与母亲的形象的同构，实现了情感的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换，因为“这感情与生俱来”，诗歌的情感抒发由此获得天然释放和诗意表达。与此同时，生命的偶然性在诗人的笔下兼具了审美开掘。
共情共生。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不仅表达对自然万物的尊崇，也揭示了自然万物对“道”的启示作用。叙述者除了从主体出发进行思辨外，还试图进入叙述客体，以客体的角度探讨作为树的意识和情感。“它牢牢地抓住大地/抓住它的那一小片地盘/一天天渗入深处/它进入那最深的思想中”，在这里树不仅作为被感悟思考的客体，更成为具备生命体验和感知的、甚至是有探索意识的会“琢磨”思索的“主体”，而且它所面向探求的是广阔深邃的世界——通过在地层下面的黑暗处获得营养、汲取力量，而这个黑暗处正是神秘莫测的坚实大地。诗人一方面通过主客体的置换实现精神情感的连通，另一方面也使“人法地”的思想在这种共情叙述中得到感悟印证——我们不过是茫茫宇宙中自然的一种，我们的所有情感意识无不来源于天地自然，“我们将比它先老”也表达了在万物面前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须臾短暂，相比之下只有自然生命才是无限的永恒的，诗歌也由此突破了存在的局限。
理性平等。“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万物皆有各自的根源和宿命，这是一种悠然超脱的生命智慧，也是一种淡泊致远的胸怀意境。于坚本人坦言其创作经历过由感性——理性的过程，并形成了贯持至今的理性书写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理性思维，成为于坚诗歌创作迈向专业化、成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避雨之树》不啻为于坚抒情类诗歌中的典范，在抒情之余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理性自觉，实现了“对先哲们感性的、直觉的真理进行更理性的思索”（于坚语）。开篇在避雨之树的抒情叙述后，诗人并没有因此陷入抒情的泥沼中，而是笔锋一转——回到现实的理性指认——“它是树/是我们在一月份叫做春天的那种东西/是我们在十一月叫做柴火或乌鸦之巢的那种东西”“在夏季我们叫它伞/而在城里我们叫它风景”。其次，关于虚实描写的创作手法上，在诗人看来，关于存在的真实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存在”背后蕴含的真相及本质。据此，我们不妨和叙述者保持同样理性的思维，并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这棵树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树上的许多生命也可能是诗人臆想之物，作为客观存在的树也并不具备主观的情感与价值判断：不会因为你是张三就让你避雨，李四就拒之门外。换句话说，它们仅仅因为存在而存在，故此，从存在层面上来说，自然万物都是平等的，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生命范式。对此，诗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它并不关心天气/不关心斧子雷雨或者鸟儿这类的事情”“它不关心或者拒绝我们这些避雨的人/它不关心这首诗是否出自一个避雨者的灵感”。在我们看来是“遭遇”的暴雨，对它来说不过像白天黑夜一般自然，在我们看来如此“凶狠”的雷子于它不过是家常便饭。正是这种理性制约下的感性书写，使诗歌达到一种内省式的澄明状态，彰显出超然物外的成熟豁达。
理想主义的回望与致敬
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既浸染于80年代以前盛行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社会经济转型和商业文化泛滥所带来的现实冲击，当传统的文学主体性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集体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不断遭遇解构以致濒临崩塌，如何在纷繁多元的时代重拾人的理想与信仰，在现代化的洪流中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赓续日渐迷失的文学传统与理想，便成了包括“第三代”诗人在内的当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和文学使命。
《避雨之树》糅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塑造了母亲树的形象，表达了对避雨之树等在内的自然生命的拥抱赞美，然而，诗人并没有就此把道家的“虚无为本”、“无为而治”作为最终的价值旨归，作为一位对诗歌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诗人，绝不仅仅满足于意象的开掘或所指的实证，他要在充满诗意的日常中探寻生命的内在奥秘和隐秘关联，要在杂芜的现实中摸索建立一条通往理想的精神之路。对此，于坚有着近乎执着的认识和思考：“我的诗歌不仅要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意，而且要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可以说，正是这种祛魅式的传统赓续和神性回归，使于坚的诗歌在日常化的书写中建立精神思想的高度，散发出耀眼迷人的理想主义光辉。
诗作最后以倒叙方式通过历史与现实语境的共时呈现、形式与经验的同构，在精神、情感和价值上获得一种与历史及传统的对话和关联，“像战争年代/人们在防空洞中/等待着警报解除/那时候全世界都逃向这棵树”，唤起的是战争年代带有集体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召唤和情感寄托。而关于这一精神遗产是否会过时，在遥远的未来是否还能延续下去，诗人给出了答案——“它站在一万年后的那个地点/稳若高山”。这里的“一万年”应为虚指，表达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自信从容，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另一种坚定执着；“高山”则寓意理想精神之崇高伟大，也喻示这种精神将亘古长存、屹立不倒。“雨停时我们弃它而去/人们纷纷上路/鸟儿回到天空”则重返现实的理性观照，因为日常生活的神性总带有某种隐秘性，可遇而不可求，它注定要被现实的庞杂所遮蔽，成为人类不可抑制的遗忘的过去。既此，我们的精神是否终将回归杂芜，人类是否注定再次迷失，诗人选择回归自然和当下，以饱蘸宗教仪式的热情礼赞，揭示了日常存在的超越之美，神性之美——“那里太阳从天上垂下/把所有的阳光奉献给它/它并不躲避/这棵亚热带丛林中的榕树/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周身闪着宝石似的水光”，作为自然生命的避雨之树承载了所有天赐的阳光雨露，以至成为孔雀的化身般让世人景仰，表达了诗人对理想主义精神的回望致敬，以及对当下现实的拥抱和希冀：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避雨之树”，在汲取天地的精华、阳光的普照、风雨的洗礼同时，不忘在他人亟需帮助时伸出援手，贡献自己的力量；精神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和避雨之树一般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即便我们身处洪流、步履纷纷，也不要丧失对理想的坚持和守望，不要遗忘这份最初的感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理想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包含良知、感恩、智慧、平等、宽容、美丽等在内的所有根植于现实大地的美好精神，这是我们不至堕落迷失并得以照亮前行的法宝。
《避雨之树》以回归自然、面向生活的创作手法，以富含情感与洞见的哲理思辨，以及充满理性与温情的叙事基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通往理想主义的精神路径，在质朴平和的叙述中饱含对自然生命的欣赏尊崇，对生命本质的诗意追寻，以及对理想主义的回望致敬，展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雍容气度和自信从容。值得注意的是，于坚对于这一路径的探索和发现绝非刻板枯燥的，而是一种灵动的、唤醒式的美好，通过对看似碎片化非理性化的现实进行提纯、整合和再造，提出区别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关于现实的解读：质朴的现实背后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在美丽动人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必逃遁，不必迷惘，而可以选择与诗人一样坦然自信地直面当下，拥抱人生。从这一点上来说，于坚的诗歌获得了某种超越时代、地域文化的丰厚意蕴和审美特质，也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诗学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