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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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德彬
到深圳去——南方的隐秘召唤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苏格拉底在流放与死亡之间选择了死亡。他的个人选择成了千古之谜。几十年后，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字面意思是“人是城邦的动物”，隐约透露出苏格拉底赴死的原因，哲学家无法脱离城邦而生存，即苏格拉底依存于雅典而存在。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流放意味着毫无尊严的死亡。时光之轮转到了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虽然对于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来说，换一座城市生活没有性命之忧，但是他们与城市的关系相当紧密，并且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维关系。
很难想象，如果帕慕克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会成为一名怎样的小说家，或者是否会成为小说家？文学的目的不是城市宣传，作家的使命也不是城市代言人，无可否认的是，作家与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无意间充当了城市代言人的角色。放眼世界文学史，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圣彼得堡，乔伊斯与都柏林，雨果与巴黎……许多作家与其寄居的城市有着对位关系。即便作家离开了一座城市，城市文化与城市想象依然存在于骨血当中。前辈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我们这些文学晚辈提供了参考。反观自身，投奔深圳的十多年来，深圳的城市精神及其地域特质，怎样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文学生命。
2011年的清明节，下着濛濛细雨。我站在深大学生活动中心附近的一棵大榕树下，没有撑伞，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相南翔教授的到来。他在短信里说在附近的教学楼开会，等会跟我汇合，谈我报考他的研究生的事。大榕树的根须瀑布一样垂下，根须尖端时不时坠下水滴，落在脖颈上，激起一阵颤栗。在等待的几分钟内，对未来的期待、初来南方的恐惧、无所适从的迷茫等各种心绪交织在一起，使我顾不上欣赏亚热带的风景。
终于，一个清瘦颀长的身影在路口闪现，并朝我招手，示意我跟他去食堂吃饭。我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走近了，才看清他极其严肃的瘦削的面庞。吃饭的时候，他谈起邮箱里收到的我的几篇期刊发表的小说习作，说现在的文学研究生光顾着写论文了，几乎不创作，甚至没有兴趣创作，也可能没有天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肃，怀有一颗温和善良的心。饭后跟他去了一趟附近的邮储银行，他到那里兑现几张稿费单。我站在银行门口望着他站在汇兑窗口，小说写作的理想忽然变得坚定。我思量着，什么时候，我也可以一边大学教书一边写作啊。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图景，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十多年后，我步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才明白，大学文学教师的生活方式最接近伟大的哲学家彼特拉克所设想的尘世间的理想生活，即“文学将成为你的国家、自由和快乐，并且闲暇、自由和孤独是艺术的源泉。”
从洛阳搭乘火车，在杭州短暂停留后再到深圳，我终于逃离了北方的生活，向南再向南，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寄居了下来，直到今天，或许直到死去。我一直不太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千方百计到南方去。也许正如彼特拉克坚信的神秘的召唤，“每个人，无论是圣人、士兵还是哲学家，都应听从自己本性的不可抗拒的召唤。”南方之城深圳的召唤，是文学的召唤，也是命运的召唤。
寄居深圳——重新定义自我存在
我真正地深入这座城市的肌理是在2017年，那时候，我辞掉了报社副刊的撰稿记者工作，做着专职读书写作的梦，并偏执地将这个梦付诸现实。我在罗湖区东门附近租了一间书房，每天躲进去读书写作。没有写作灵感的时候，就在东门周边闲逛，观察周围形形色色的人。有一天早晨我坐在东门麦当劳里，罗湖东门是深圳的起源，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祖国的历史中。深圳的生活形态可能就是内地城市未来生活的预演，一个新的时代或许即将来临。有时候，我到城中村溜达，注目于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城市角落。有次偶然发现了一家与深圳同龄的鸡煲店。有次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偏僻的墙角用喷火枪烧烤猪腿，想必大街小巷的“隆江猪脚饭”就是这样加工出来的。这样城市漫游的无业生活持续了四年，直到2021年考上博士重返深大。我不觉得这段生活虚度了光阴，在此期间，我对深圳有了深入的感知，对城市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当然，这段生活也激发出新的迷茫与困惑。
许多个南方的潮湿的深夜，一个问题萦绕心头：我该如何存在。
卡夫卡那样，白天面对保险局琐碎的工作，晚上躲进反锁的房间里写作？
加缪那样，一边拥抱现实，一边感受着局外人的荒诞，成为都市中的西西弗斯？
刘以鬯那样，分裂成两个自己，一个为了艺术而艺术，一个为了谋食而写作？
进入大学读书或教书，是我能设想到的在深圳的最佳存在方式。
入读文学博士彻底改变了我，甚至可以说重构了自己的存在，自我定位变成了专业阅读者与业余小说家。一方面，身在学院，文学阅读与论文写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找到了身份认同与谋生之路。另一方面，小说写作降格成业余爱好，一面可以规避成为面目可憎的“文坛中人”，一面可以真正成为“文学中人”。在我看来，总是以小说家或者诗人之类的虚无身份自居，滑稽且可笑。
从重构自我存在的角度来看，深大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两位博导汤奇云教授与谢晓霞教授对我有再造之恩。硕士毕业后的四年间，我心中考博的念想时明时灭。一次偶然的会面，汤奇云教授微笑着告知我人文学院终于有了博士点，一下子坚定了我考博的决心。“你如果打算报考，就得提前进入学术状态，除了备考，还要阅读西方哲学。你将来应该像格非老师那样，既是小说家，又能写出漂亮的学术文章。”于是，我有了努力的方向，同时更紧密地与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
读博阶段，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名纯粹的学生了，寄居深圳的现实条件不允许我当一名纯粹的学生。幸运的是，我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上午关闭手机，过着隐修式的读写生活，下午外出讲课或当讲座主持人，过着稻粱谋的公共生活。一半过着沉思生活，成为思想者；一半过着行动生活，成为行动者。在深圳的城市情境下，或许只有分裂才能达成生活的统一。其实，这正是深圳的城市特质决定了我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在深圳城市精神的影响下，通过导师们的指引，阅读、写作以及相伴而来的思考，我创造了新的自我，新的存在方式。如果多年未见的朋友发现我跟之前判若两人，实在不必惊奇，因为，我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现代人。
书写深圳——把握生活与存在的真实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想去趟布拉格》由深圳出版社付梓。如果说洛阳是我写作生涯的起点，那么，深圳则赋予和激发了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也是迄今最重要的赋予和激发，并且持续滋养着我的文学。
书封上印着我写下的几句话，基本上呈现了我的小说创作意图，“一位青春的知情者与信徒，躲藏在学者的兜帽下写作。那丰饶而神秘的南方，那躁动而荒芜的青春。用小说的透镜来看，青春意味着什么？用哲学的透镜来看，生命意味着什么？”就像卡夫卡每篇小说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一样，我的小说也是写自己，因为我对他者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写作一篇小说，就是将个体性的自我放在故事的框架中进行审视，这是我唯一可以把握的真实。写作小说对我来说，既是恼人的折磨，又是极致的欢乐，既是牢狱，也是避难所。从哲学意义上讲，写作小说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有的写作者致力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有的写作者喜欢通过审视自我认识世界，只是路径和方式不同，并无高下之别，两者可谓殊途同归。而我，更喜欢第二种方式，安静地与自我对话，因为受到心底神性的召唤而写作。当然，生活在深圳，也对深圳的小说有着一定的认知。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新兴城市，深圳有着无与伦比的召唤力，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南下寻梦的年青人。当然，深圳的文学，尤其是深圳的小说，有城市本身赋予的特质。这种特质与深圳的城市化进程达成呼应。深圳建设初期，国门大开，厂房遍地开花，打工文学应运而生。此类文学多反映厂房和车间里的生活，同质化严重，大都不符合学院派的审美趣味。一些作家被定义被打工作家，打工文学成了深圳文学的代名词。新世纪以来，随着深圳程式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深圳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文学的题材与内容变得丰富多彩，远非“打工文学”板范畴所能涵盖。因此，将深圳文学归入“城市文学”更加合适。其中，小说是城市文学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深二代的小说创作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深二代不像父辈那样经历过艰难的打工生活，一出生就享受着现成的优渥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并且大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的小说文化视野开阔，带有鲜明的现代性特质，跟首代移民的打工小说有着质的差异。我个人觉得，他们即将成为深圳城市文学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