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莫比乌斯困局

◎张鸿

这是一个问题。

“发轫”，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是：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使车前进，泛指新事物或某种局面开始出现。

《红豆》杂志在期刊界纷纷出现《新锐》《后浪》《新荷》等栏目的情况下，选择了《发轫》作为一个刊发新人新作的栏目，是有想法的。这何尝又不是一个杂志的发展态势和文学理想！

所以我着重注意一个词：“态度”。纵观二〇二二年《红豆》的《发轫》栏目的作品，我认为在杂志当下以小说为先的前提下，刊发了不少新人的散文作品，这个挺难得。我当文学期刊编辑久矣，自然明白杂志的路数。就说我所在的刊物《广州文艺》吧，《后浪》栏目至今只发小说。《红豆》坚持这样做，是一种开放的文学态度。二〇二二年，《发轫》重点刊发广西青年作者的作品。对于一本地方性纯文学刊物，培养本地的文学创作力量，以发掘文学新人为己任无可非议，但硬币有两面，有人会说持续刊发本地的新人新作，势必有可能影响刊物保持“江湖地位”。这一点，我和《红豆》的观念一致，不厚名家，不薄新人。

这些篇章中，给我冲击的是刘巧的《杨凡老师》（第十期《发轫》）。我从我所在刊物的角度来审读这篇作品时，琢磨了好一会儿，如果是我，我发不发这篇作品？这篇殊异于当下支教、扶贫写作的篇幅不长、文字也不算老道的小说，最终我肯定：发！

读完《杨凡老师》我颇感慨，如果这是生活中的真实，那“杨凡”的一生，实乃可悲可叹可喜。成长于城里福利院的支教老师杨凡，任教于大山深处的苗寨，因为特别的成长经历，他的内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个人化的理想，但最终他被设计留在了苗寨。他放弃最初的个人理想、立志扎根山村时，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当知道改变了他命运的人都是他平日里认为的好人时，他为悲情控制，走入了冰冷的河水。如果故事至此为止，这篇小说就不成立了。冰凉河水中的杨凡，意识到他是一个老师，他的被设计也是“好人们”希望他能留下，让村里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实现求知愿望。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思想的转变同样也会有这样有形与无形的仪式。杨凡在救赎他人时进行了彻底的自我救赎，他教的学生成了镇里第一名，这是村里有史以来的“状元”。在晚宴也是为他办的婚宴上，他说：“榕荫村就是我的家，我会一辈子都守着村里的孩子，把村里的孩子教好，让他们个个都有出息。”

《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说地藏接受了释迦牟尼涅槃前的重托，立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宏大誓愿。从河水中走出来的“杨凡”自救成功，似乎有了佛性。

仅仅从文本来说，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现实。我不接受这种极度违背个人意志的事件；我不接受这种被设计，这种让人有“反人性”之感的不适。但这是文学，不是生活，而生活的本来有着我们无法想象和预见的繁复。说了太多了，就一句话，它胜在不套路，不随大流。

另一篇让我很有想法的作品是萧忆的《骡子记》（第六期《发轫》）。他让我想到了二〇一六年修改的耿立的一篇散文，后来我把作品的标题改为《匍匐在土》，至今那个父亲的形象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出生于一九九八年的萧忆，却以厚重的生活积淀，写下了《骡子记》，以北方乡村独有的干活的工具骡子作为意象，直指“父亲”，可以说这篇散文胜过很多我所读过的亲情散文，深情、真诚、朴实，不矫饰。萧忆写生活的苦难，写大家庭（长辈）亲情的疏离，但凸显出的是父亲对小家庭，对妻子孩子的维护和如黄土一般实打实的爱。此文胜在通篇都是由丰富的生活细节构成，正由此才看出作者是有生活阅历的。他很懂得材料的取舍，这是不少作家都做不好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对于写作来说，是一个真理。

散文也有“文眼”，就如张爱玲的仅仅三百四十四个字的散文《爱》一样，内文无一细节提及“爱”，但你读完，感受到的就是爱。《骡子记》，骡子，就是意象，就是文眼。

一篇好散文是怎样的？我一向认为，好的散文没有规则，是内在意蕴、情感和语言三方面的完美结合。我写自己想写、能写和能写好的，不夸饰，不刺激，以一种及物的写作方式呈现我的思想。我喜欢的是顺畅而有韵味，书卷气与市井气、艺术味与生活味交融的好文字。这样的作品是好读的、易为人接受的、常识性，表现一种物与我、自然与人的交融贯通，这种贯通是深层的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与回应；是一种轻松与凝重、浅近与旷达的对应，能给人片刻的思量。语言力求简洁、含蓄、平实、朴素。

朱光潜先生说，散文可分为三等：“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我们将此话来对应我们在读的散文，有利于我们的阅读与写作。

《剧场》是贾京京的小说，刊发在二〇二二年第一期《发轫》栏目。这篇小说的前半部分我能接受，作者营造的氛围很好，小秋这个人物塑造得很有个性，其他人物的设定也很有想法，整体来说很“合适”，故事的情节设置与发展也很顺畅。我边读边想，小秋的结局会如何？“我”对小秋的情感又该如何安放？对此两者，我寄予了希望，希望不要落入我想象可能出现的窠臼。但，事实是，小说的结局，心高气傲、才华横溢的小秋仍然走了一条老路，随了剧社的老板，为他生育并难产而死。从整个作品来说，作者的语言系统是擅长写小说的，节奏的把握也到位，语言的感觉细、缓，但在文学创作格局上是不是可以再打开一些？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编辑的感觉，是用了挑剔、“找碴儿”的眼光来读文学作品。看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说，你想的只是你想要的，作品呈现的就是生活。是的，我承认，就如我上面说过的，生活的本来更是生活，但就不能允许我有一些对生活、对文学更高的期待吗？说实话，如果我是作者，我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安排小秋的命运，安排“我”和小秋的情感走向。

《异见三题》（第三期《发轫》），会有不少作者认为只是游记，但我不这么认为。有关风土人情的文字，写作的方式和角度万千，有的人会写成攻略，有的人会写成历史、文化散文，有的人只是借景、物抒发胸臆。我还是欣赏那种以小切口进入、拓展成大视野的文字，抓住一个点、一个细节做文章的散文。不要拘泥于“散文”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任何的规则都是用来打破的。

一九九九年出生的时潇含，可谓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我无意表达出国留学就见识广，而是她是呈开放姿态，乐于接受，乐于融入或者努力进入当下场域的人。我的这个认知来自此文《异见三题》。作者以自由、舒展的笔触写加莱的温暖阳光，写布拉格的夕阳，写斯洛文尼亚的溶洞。何为“异见”？是地域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观念的不同、理念的不同，当然重点在展示这些作者写法的不同，正如作家杨献平的《以新鲜的、世界性的方式相见》中写道：文章首要的问题是“与众不同”“固执己见”“天马行空”“不屑与人同步”。我与杨献平有同样感觉的是时潇含的语言能力，精准、幽默，有哲思。

我们直接被一个人吸引的主要的原因常常是：有趣；我们能与人成为长久的朋友的主要的原因也是：有趣。对文章，何尝不是如此？

《我生长的地方》（第十期《发轫》）是出生于一九九二年的广西作者雷育斌的作品，她擅长以简短的文字述说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细节丰富，语言漂亮。从她的文字，我知道中国最好的茉莉花产地之一是广西横州，这儿的茉莉花骨朵大、白、透着晶亮，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厉害；我还喜欢她写的鱼生，我很好这一口，但还是怕有虫。雷育斌还写曾经熟悉的村庄和熟悉的人。整体来说文学感觉很好，是好作品。

从全国文学期刊刊发的作品来说，乡村题材仍然占着大的比例，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虽然有很大的改变，甚至许多事物、独有文化消弭了，但根本的脉络还在。不少青年作家写的乡村题材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不弱于当年的老作家们，这是中国文学发展一个很好的态势。

刊发于二〇二二年第二期的小说《遗落的雪国》的作者房子兮出生于二〇〇二年，真是年轻。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作者喜欢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于是，他将自己的科幻作品与《雪国》紧密并联。相比之下，这不是一个落脚于科学幻想层面的文学作品，只是依托科幻书写伦理、情感，还有人性中的光亮。结尾，让读者感受到了希望与绝望的并存，“无论如何努力，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这个作品是有想法的，有构思的，作者很有创作潜力，值得培养。我能接受的是正因为年轻，作品中会缺乏一些元素，但那些是他的成长，是他今后的爆发。有些常识性的细节在创作中就一定要注意，比如，一个已死的囚犯，在遭到枪击后，怎么可能“鲜红的血液从麻袋里边汩汩流出”？这个不能幻想。常识的精准与合理的想象，我认为是作家创作中应该注重的。

作为一个编辑，对作品的要求高，这是必须的。作为一个老编辑，我常常对年轻编辑说：我们是渔民，“广泛”撒网，“重点”捕捞，抓“大”放“小”。放“小”是让它回到大江大海里，继续生长，这很人性。但如果我们有科技手段对它们施行“伴随成长”，这才是双赢。《红豆》正是这么做的。

与我此文标题关联的是廖云的《莫比乌斯》，这也是一篇科幻小说。出生于一九八八年的青年评论家吴辰评论这个作品时写道：“这只不过是一个科学家通过时空跃迁穿越回过去并且改变人生走向的文本，这一题材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层出不穷了。然而，如果跳出科幻小说的视域，读者会发现这部小说的内蕴是极为深刻的，作者在小说中所涉及问题的指向性并不在遥远的未来，而正是在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的当下。”“当下是每一个人都逃离不了的具体语境，它大概率是不尽如人意的。也正是如此，人们才会不断产生逃离当下的念头。”十七岁的杨明宇与母亲一起生活，学业不顺意，家庭里，母亲的过度关注使他厌烦，杨明宇想逃离这一切。母亲突然罹患癌症，让杨明宇对母亲的爱爆发出来，他要带着母亲一起逃。当然，杨明宇达到了目的，母亲因为他的做法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命。最终，在小说的结尾，鸟儿撞到了玻璃却无人再将其拾起，阳光即将消失而山雨欲来，此时的杨明宇只不过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叛逆少年，喜欢物理却始终成绩平平。开始也是结束，结束也是开始。

这些年来，在编辑工作中读到过很多科幻作品，当然有高级之作，但也有不少过于牵强的，甚至有些作品从文本来看，依我个人狭隘的认知来看就是“伪科幻”；有的作家是赶潮流，为科幻而科幻；有的作家甚至名家写科幻是为了逃避，这里边就很有意思了，他们构建一个科幻（虚幻）的世界，远离人类却又似乎与人类社会并行。

读完二〇二二年的《红豆》，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莫比乌斯环在我的眼前不停地转动，那是文学与现实、当下与过往、人性的善与恶、道德与伦理……

如何打破莫比乌斯困局？

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