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了之后,我在西北的一个工业小镇上班,周围的村子还种着大片的田地,来这儿的时候,还是冬天,地里面就长满了深绿的草,像大山的胡子,在山脚扎得密密实实,顽强的抵抗者风霜。三月份,油菜花浓浓地开了,整个镇子看上去像一幅油画,鲜黄变鹅黄,几场春雨之后,色彩慢慢退去。五月份那些草猛地往高窜个儿,一束束,一匝匝,一点地皮都不留,等到六月刚冒头,它便在晒得冒烟儿的地里染上金黄,一点点风都传来了麦香,是大地的味道裹着种子丰收的喜悦,光是闻着就很饱腹。
一天早上天蒙亮,学龄的小孩还在睡梦中,收麦子的机器就轰隆隆,成群结队的从南边一点的地区开来了,这些机器和它们的主人有着敏锐的嗅觉,闻着麦子成熟的味道就来了,有的卡车拖着机器,车上还带着孩子、妻子和狗,锅碗瓢盆和炭炉,妻子在草地上摆好家具,孩子和小狗就出去探索小镇了,这家里的父亲就开着机器去田里打交道了。
上了一天班的功夫,麦粒就夹杂着麦芒沿着长长的油路铺开了,行人也无处下脚了,车来车往,就是天然的碾麦场,轮胎后面扬起了麦皮,热热闹闹的大干了一场。这天下班的时候,突然就接到了他住院的消息,看着麦子,漫山遍野,怎么能不想起他呢。
他叫麦娃,我想他出生的时候,父母应该已经将他交给土地了,希望他能吃上小麦碾的细细的面粉,也希望能用他有力的臂膀,充实家里的口粮。后面每次在家收割麦子,我趴在拉满麦子的三轮车上,看着他挤进车头扎扎的麦穗里,麦芒刺着他的皮肤,一根金黄的麦穗戳进他被汗浸透的头发,这情景让我联想到英国士兵的帽子上也插着羽毛。据说这种习俗来自匈牙利,他们的士兵每战胜一个敌人,就在头上插一根羽毛,象征着英勇的战士。他又何尝不是生活的战士呢。
奶奶给我讲过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他四五岁的时候,老一辈长称那个时代为“农业社”,即农业合作社,新中国刚成立的集体经济社会。他们家由于祖上有地主嫌疑,被评为富农,以前他们家还没分家,从同曾曾祖到同父辈,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家口众多,老年人居多,能劳动的都是少数的壮年和半大的孩子,一个大家庭住在一个大土堡里,土堡的墙是以前防匪患筑的,墙的材料是麦皮和着泥土,足足有五六层楼房那么高,他和几个兄弟,经常扣墙皮里面的麦皮,偶尔从里面发现麦皮伪装着的麦子,能高兴的争夺好久。
有一年收成不好,兄弟姐妹的肚皮被野草涨的鼓鼓的,奶奶说,透着阳光看去,像一个个圆滚滚透着绿的小西瓜,草不顶饿,晚上,他们几个孩子决定背着父母偷偷跑去队里的粮仓,想象着一口扎扎实实,硬邦邦的麦粒落到胃里的充实感,大家伙眼神里已经金光灿灿,仿佛已经看见了麦子身上发的光。饥饿已经让小孩顾不得那么多了,刚打完的麦子就屯在麦场那边的粮仓里,他们趁着一点月光往那边匆匆赶去。露天的粮仓是土屯起来的一个圆圆的土窑,顶上有个通风的洞口,他们没有力气爬到那上面去了,而且还怕被看粮仓的的大人和黄狗听见,于是就派出瘦小的他从门槛下面爬进去,木头做的门槛下面被老鼠啃出一个洞,把土往下扒,就刨了一个小孩能爬进去的通道,在不紧张的情况下,爬进去应该没问题,他脱下打了好几块补丁,依旧很珍惜的破旧褂子,光着背往进爬,指尖刚摸索到麦子,扎扎的,让他差点兴奋的叫出了声,大黄狗就叫了起来,狗吠声从远处的麦地里,往麦场这边传来,一声比一声近,夹杂着大人着急的、愤怒的声音,然后是一群人的脚步声。在外面接应他的大孩子已经全都吓得撒腿跑了。他还是不甘心,匆忙往嘴里灌了一口麦子和土,才往外面着急的退去。进来容易出去难,再加上着急,恐惧,他的裤子被钉门槛的钉子挂住了,他着急得哭了,边咽麦子边使劲扯裤子,像头发了疯的小牛,疯狂的往出钻,背上硬生生地被钉子刮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终于赶在大人来之前跑开了,不敢回家的他躲在麦场的秸秆堆里哭了一夜,第二天还是擦干眼泪,跟着大孩子去水沟里放牲口了。
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几乎不交流,做了事都自己小心翼翼的兜着,既渴望有人怜悯,又害怕他的惩罚,同时还有一股自我悲伤的勇气和傲气,静静得痛苦着。我也没资格再批判,也没法怪罪他的不理解与严苛。被痛苦与自我沉浸的痛苦,也是血脉相承的。没人治愈他的童年,也没人拯救他人生的无奈。有生的二十年来,他从我见时的一头黑发变得花白,我很少见他落泪,我想,他的泪在童年已经流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