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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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小的时候，随大人去十多里外的忠心集镇去赶集，常常经过一座古老的石拱桥，人们称之为忠心大桥。它横跨东西两岸，身下的长河自南向北蜿蜒数百里，每到夏日，只见野马脱缰，浩浩汤汤，长河奔流。
桥有多古老，河就有多久远。相传古桥为明代一官员所建。相传这位官员少时常到河边玩耍，彼岸有一位女孩也常常在那里采花，于是相熟交好。长到十五六岁时竟情窦初开、情爱盈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为了见证爱情，在一个夏日的午后，男孩三次早早来到长河边，躲在草丛里窥视动静。女孩来了好久，见心上人屡屡爽约，便痛不欲生地往彼岸大喊，你不来，我生不如死！音落人去，不见踪影。男孩急忙冲出大喝一声，纵身跳下汹涌的激流，哪见她的身影。后来男孩中了科举，做了官，也未忘记殉情的女孩，便修建了此桥，题名忠心桥。
我一路溯流而上，宛如重走长征路，那长河的源头不正是梅山水库吗？梅山水库就是在革命老区金寨啊。想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该是多么伟大辉煌的壮举啊！我的脚步踩着坚实的长河之岸，那一棵棵伟岸的白杨似在礼赞青春，那迎风欢快摇摆的花草仿佛还是旧时的模样。还有那一处处的涵闸，每一次的升降，都在农作物的拔节孕穗中褒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与水利人的关系便被岁月贴上了水与土，太阳与星辰的标签。
我在摇篮里的睡梦中听到了炮声，惊恐地睁开了眼睛，奶奶温和地笑笑，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这不是解放军的炮声，解放军的炮声你这个小娃娃是听不到的，因为已经解放好多年了。这时妈从外面走进来抱起我对奶奶说，你孙子刚才怎么啦？奶奶说他八成是吓着了，他听到了炮声。妈一脸疑惑地问，哪有炮声？刚才明明打了个春雷，我在田里听到的。奶奶连说是打雷，是打雷，可我总感觉他把春雷当做解放军的炮声了。妈笑道，你这是奶奶教孙子《孙子兵法》，想让你孙子长大了当解放军吧。
奶奶蹑着小脚走到门口冷不丁猛吸一口正午的空气，好像花草的芬芳也一并被收拢进了肺腑。
我在学走路的时候，妈妈便用一条长布带（条）拴在我的腰上，我的三个姐姐便轮番牵着布条另一端，就像放牛娃牵着一头牛，即将歪倒的时候，姐姐们往相反方向一拉，便又立正了。哥哥长我两岁，不需要拴布条了，他因为会走路，在我面前显得格外神气。
我们全家是什么时候从这个叫旱涝公社的地方搬走的，我也不知道，大概我当时也就几岁吧。搬走的原因，不是当地人欺负我家是外来户（我父母祖籍江南，就是乾隆皇帝去的地方，所以来皖属外来户），而是这里非旱即涝，常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很多户人家住不长久都离开了。
听父母说我的爷爷奶奶从江南到安徽已经很早了，之后大伯父便在安徽的一个县城工作认识了在乡下供销社工作的大伯母，他们结婚后爷爷、奶奶便与他们住在两间草房里。爷爷性情乖戾，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常年在外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走到哪，哪里就是他的家。那时，尽管都是土坯房屋，家家户户也无多余空房，来客人了，要么带客人借宿，要么自个床腾出来让客人睡，自己去借宿。像爷爷这样跑江湖的，也只能睡在人家屋廊沿或草堆洞、谷场上、桥孔、土庙里。时有遇到好客或对脾气的老汉，戗完刀磨过剪子后，天黑下来，便挽留爷爷喝一杯酒，有时是散酒，有时是瓶装酒。比如喝的正酣之际，忽然又来仨俩串门子的，而东家的酒又不多了，爷爷便拿钱吩咐东家孙子孙女们去左邻右舍家里去买，有的收钱，有的不收钱，收钱的大都看是爷爷买的，不收钱的看是东家的面子，倘若爷爷交代这群孩子定要付款时，邻家便得体地说教你爷爷哪天上门市部买酒再顺带一瓶吧。
爷爷好几个月才回家一次，见到奶奶便把手伸进衣兜里装模作样一掏啥没有，二掏空空如也。正当奶奶要翻爷爷的衣兜寻找破洞时，爷爷立马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长方形的鼓鼓囊囊的东西，爷爷像剥苞谷一样，将这个裹得紧实的东西一层一层打开，最后摊在方桌上。虽然大多都是毛票，但确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爷爷让奶奶把钱收好，然后点了一卷旱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爷爷眯缝着眼，笑靥洋溢在脸上。奶奶随手递给爷爷一把小木椅，爷爷魁梧的身躯往上一坐，谁知木椅一歪，爷爷顿时摔倒在地上。奶奶吃了一惊，边扶爷爷边说，我忘了椅子折了一条腿，你站起来看摔伤没有？爷爷不容分说 ，一手撑地便站立起来，迈开大步走到门外笑道，跑江湖的，这算不了什么。奶奶心疼地说，在外风里来雨里去，吃了不少苦吧。你呀，就是个犟驴。爷爷说，依我看这城市一家挨一家，睁开眼看的净是房子，视野打不开，憋屈死了。你走出去看那些乡下，穷归穷，可人家地方大，一眼望不到边，随便在哪搭个毛棚都能住。大树小树花花草草，沟呀，堰呀，塘呀，还有那连绵数百里千里的长河，总觉得人的生命好长好长。等攒够了钱，咱老两口就去乡下的长河边盖两间房子，再喂些牲口，那皖西的大白鹅，个大，叫声响亮，不像江南的鹅，小的跟鸭子 一般大。爷爷忽然想起什么，便拿出锯子、斧子、凿子三下五除二就给三条腿的椅子，安上了一条腿，他试坐了几下，直至四平八稳的了才放心。
其实奶奶何尝不想到乡下住，可她心疼大儿子无人洗衣，无人煮饭。因为大伯母的工作单位供销社在农村，很少回城。后来大伯母生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奶奶更离不开了，便一直在城里居住着。那时我父亲母亲还在江南，因为母亲是渔家女，父亲便跟随姥姥、姥爷一起打渔谋生。后来，奶奶到安徽来了不知多少年，便催大儿子（大伯父）给小儿子（我父亲）写信，说安徽比江南富裕，有大米有白面吃，让他一家也过来。父母见信，未及告别姥姥、姥爷，便带着我的大姐星夜前往安徽，一路落英缤纷，跋涉千里，诉不尽的艰辛。白天父母边行走边打听，晚上随便将就半夜，天麻麻亮就起床，一路乞讨数十日，终至大伯父家。
后来，二姐、三姐、哥哥、我与弟弟都相继在安徽降生。
我家自从旱涝公社迁出后，便落户离县城约二百里的草帽公社草帽大队土家楼生产队。而这个土家楼生产队是方圆附近最贫困的生产队，我家又是最穷的一个外来户。这个生产队的居民根据方位分为三个冈，前冈（西）；中冈（中）；后冈（东）因为我家刚来盖不起房，队长便安排中冈社员腾出两间供我家居住。没多久，邻家失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将连在一起的房屋尽数点燃，火光冲天，几里路都能看见。房上的麻秸、竹竿哔剥作响火场顿时哭喊声一片。乡亲们闻讯纷纷挑着水桶、带着盆、瓢等一切可以盛水的用具赶来，长梯一架，立即投入救火之中。有少数物什救出，其余皆葬身火海之中。
我家房子被烧后，生产队便把仓屋腾出半间给我家暂时住。这仓屋本来是摆放杂物的，里面有农具、农药、化肥等各类农业用品，尤其是农药、化肥这些挥发性的物质，熏的我们全家人头昏脑胀，我们捏着鼻子出入，但毫无办法，只能一忍再忍。白天人在外尚可凑合，可雨天的晚上呢？我那时幼小始终弄不明白全家人到底是怎么克服困难的。或许这样的困难在我父母的人生的长河里只是微波涟漪而已。
不知我家在仓屋住了多久，忽然有一天生产队决定修缮这些断壁残垣。缺损的墙面重新用新坯块换上，可尽管我家与乡邻雨雪天不间断地对墙体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如用稻草或麻袋等防水物覆盖，可还是不能完全承受大自然的风雨的洗礼，因为土坯遇水会改变浓度，使土质发生变化，它们毕竟没有经过轮窑的淬火而增加强度。少了一道工序，就无法要求它像砖瓦一样抵御风雨袭击。
我们家终于逃离仓屋，再也不用掩口鼻生活了。从此以后，我便有了免疫力，在作物施肥的季节，尽管家里化肥堆成山，也只当是雪山了（这是后话） ，我已经习惯那种呛鼻的味道了。
虽说那时有化肥，但家家户户还是以积攒农家肥为主。每家每户门前都有粪池粪堆。生产队里也有大粪池、大粪堆源源不断地向田地输送肥料。正因为家家户户门前都有粪池，每个公社时有发生孩童溺亡事件，掉入池内的孩童数不胜数，因为那时家家孩子多，不金贵，随便往哪一丢，随他玩去。我也掉进过自家门前的粪池几次，但都化险为夷，要么自己像半个月亮从云层里爬上来，要么被大人们发现救起。
大人们每天要集体上工，大姐没读书，十几岁的年纪只能拿五六分的工分。二姐、三姐、都在上学。此时，家人便把两扇木门锁上，妈妈特别嘱咐我，哪都别去，就坐在门口看门。邻居刘奶奶见我坐那不动，便说你家门被人家扛跑了，我便看看门说没有，在这呢。刘奶奶说你可以在门口走走，没人扛你家大门。我说不，我妈教我别走。有一次，妈到大队轧棉花，我在睡午觉，一觉醒来，发现大门从外锁住了，便急得大哭，硬是从门槛下爬出来，（那时门槛高，小猫、小狗都能进出）。刘奶奶见我坐在门口哭，便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被妈锁屋里了。刘奶奶说，你妈跟我说她一会就回来。这时妈妈正好背着哥哥挎着棉花回来了，笑着问刘奶奶情况。刘奶奶笑道，他从门洞出来了，身上的皮都磨破了。我妈心疼地说，你不能等我回来吗？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妈妈总是起早贪黑地劳作，要么上工，要么砍柴、割草、挖树根。有一次，我缠着妈妈带我一起去冲田埂挖树根，妈妈拗不过，只好带上我。当妈妈把树根周围的泥土除去，再斩断主根和几根侧根，仅剩少许须根时，我便自告奋勇地说，妈，我来拔。当我使出吃奶的劲，以为能拔掉须根时，谁知它竟纹丝不动。当我再次往手心吐口唾沫，脚蹬着树根，往后用力拔时，妈妈偷偷帮忙轻轻拽了一下，我顿时跌坐在地上。妈妈大笑，我拍拍屁股上泥土也笑起来。
由于我母亲是渔家女出生，父亲虽半路出家，也算是个渔人，他们只对大江大河以及渔船熟稔，而对土地上的一切作物却是陌生的，尽管他们在旱涝公社最早感受过种田是什么样子。可那份感受只是缺衣少穿、饥肠辘辘的无助与悲凉。
我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耕作技术，什么季节干什么活，如何做。比如我妈看别人家把牛粪做成薄饼状，贴在墙上晒干，用它煮稀饭（粥），饭就粘稠，特别好吃。大姐见妈也用牛粪饼煮饭便说，脏死了，这饭咋吃？妈笑道偏偏就是它煮的好吃。牛是吃草的，牛粪是干净的，你看人家都用好多年了。妈说的大姐不住地点头，因为她每天给牛喂草，骑在牛背上放牛，并且，牛的大眼睛里还有自己的像呢。
我们小时候玩踢老瓦（一脚提起，一脚踢瓦片蹦格子的游戏）随便在房前屋后便能捡到许多碎瓦碎瓷碗片。这里曾经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而幼小的我们，除了跟哥哥姐姐们学走五子飞（在地上画棋盘，小石头、小棍棒、小泥块等均可做棋子）、踢老瓦、下军棋和其他玩意外，土家楼是否有战争终不是我们那个年纪要思考的，如真要探究，那只有等上学以后。
我们生产队的晒谷场绝对是个最热闹的地方。每到晚上，月光皎洁，孩子们在一垛垛草堆后藏猫、在空地上逮羊、跳绳、踢毽子、拍皮球。大人们则三句话不离本行，麦子、水稻、棉花、玉米……
在晒谷场（我们俗称稻场）的南边是一片坟茔，人们说是本队老祖宗的墓地，让我们小孩子别上去踩。而我们小男孩为了表示自己胆大便在小女孩面前逞能，拒绝大人们善意的提醒，一次次抢着“上山”挥手高喊，胜利了！胜利了！
我弟弟出生时，我家有了自己的三间高大的房子与一间厨房。地点就在离公路更远的后冈，后冈与中冈隔一道冲，因为出门赶集或打米（碾米）等等不方便，所以那里至今只有李、白两户人家，人称李白庄。在李白庄的东北方，隔着一道冲，有一户祝姓人家，竹林掩映，非常神秘。
李白庄原有一条如护城河似的环庄围沟，只是住人后再不能首尾相连。因为出入要有路。现在围沟被分割为三段，一段为我家门口偏南方向的庙塘（只因为塘头有座 土庙）；二段（中段）李家竹林后一段；三段（尾段）被白家的进出路切成了一方小池塘。这方小池塘可神秘着呢，常有鸡、鸭无故失踪，令人匪夷所思。后来终于发现端倪，我在石板下摸鱼时指头被什么咬住，惊恐之下，把手缩回来，竟带上来一条长长的金黄色的东西，有大竹竿粗细。情急之下顺手抄起一块砖猛砸它的头部，方才脱险。原来这石板下隐藏着许多金黄色的大黄鳝。它们把鸡鸭拖到石板下的洞穴分食了，仅见少量羽毛。识了庐山真面目，才知把罪行加在黄鼠狼身上是错误的。大人们因此警告我们，不要在这摸鱼。
虽然我家有了三间草屋，可经济条件还是很差，直到小学陶老师找上门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不小了，不能耽搁，再耽搁就迟了。妈妈说，孩子多，一个接一个，出不起学费呀。陶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学费可以先欠着，或者我拿钱先垫付。妈妈感动地说，有这样的好老师，我摔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只是苦了他大姐了，一步学屋没踏过。我看见妈妈似乎在掉眼泪，赶紧跑过去抱住她的腿说，妈，我不上学了。陶老师赶紧过来，抱起我说，今天是九月十号了，好孩子，明天去上学。这时候，爸爸挑着柴禾回来了，笑道，中国有陶老师，定会桃李满天下。陶老师也笑容可掬地说，你说中国，那是陶行知，太大！你说土家楼这是我，一个小民师。
那么……你家孩子怎么办哪？陶老师又不失时机地追问一句。陶老师知道他才是当家的。我爸放下柴禾说，明早就上集卖柴禾去。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仓屋前排，与仓屋一样坐北朝南，门口正好是足球场那么大的晒谷场，晒谷场的地面被石滚碾压得光滑如镜，这样便于晒扫谷物。阴雨天偶而有牛脚印，雨住后，队长便让社员用农具抹平，并开会通知禁止一切牲畜上晒谷场。晒谷场的南方是一片墓地。（前文交代过）西边是一口塘（水牛泡澡和生产用水）。中冈的西边散落几户人家，隔着晒谷场和一道冲与我家（李白庄）遥遥相望。
我到教室的时候，发现还不到十个学生，只有一个一年级（后来设了二年级混班教学）。课桌就是一个像小火车似的水车（生产队的汲水工具）我来迟了，课桌坐不下，便把书本摊在腿上写作业。过了一段时间，陶老师便让水车上的同学挤一挤，总算给我腾出一个座位。
就在我入学的这年腊月，上高中的二姐，因为各方条件均合格，被县里征为女兵，全县就两个名额。这无疑是草帽公社，草帽大队的光荣，更是土家楼生产队的自豪，李白庄和我家的荣耀。当我二姐身着军装，胸佩大红花出现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时，顿时锣鼓喧天，炮声齐鸣。虽然寒冷，但阻挡不了乡亲们的热情。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说着、笑着，原来的邻居刘奶奶拄着拐棍也来了，她用那只粗糙的布满皱纹的手抹了一下濡湿的眼角说，在我活着还能看到咱乖孙女参加人民解放军，我死了也闭眼了。我二姐说，刘奶奶，您老人家永远长生不老！这时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戛然一声停在谷场上，车门打开，走下一位女军人和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同志。早在谷场上等候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纷纷上前握手。乡亲们见我二姐就要走了，又燃起了鞭炮，大雷炮一个接一个地放，炸的震天响。二姐上车的时候，敲锣打鼓送行的队伍依偎着吉普车缓缓前行，吉普车的速度愈来愈快，人群渐渐落在了后面。吉普车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往县城的方向驶去。
二姐当兵，我家没有告知城里的奶奶，考虑她家务繁忙，脱不开身，家里有上班的，有上学的，买菜、做饭、洗衣等一些生活琐事都要奶奶亲力亲为。除了父母携大姐刚从江南过来时到过伯父、伯母家，之后，也实在因为太忙太困难，就没有再走动过。倒是有些公社干部、大队干部进城回来，见到父亲、母亲顺便谈及一下伯父伯母他们家的状况。
这个冬天依然像往年一样地寒冷，大雪漫过膝盖。我和哥哥（哥哥是三年级）穿着两条单裤，背着书包，奋力前行，我看见三、四、五年级的学生向更远的大队学校走去，他们大多和我们穿的一样单薄。三姐和那些女孩子在冬天穿的要比我们厚些，因为她们是女孩子，不像我们男孩子受冻（耐寒）。她上学除了书包外，更多的则是劳动用的农具（铁锹、粪筐之类的）因为她们的劳动课占了所有课时的大半，与其说在上课，不如说在干农活。我曾经到三姐她们的学校（我们俗称中学为大学校）去玩，看到墙上贴的课程表几乎全是上午劳动，下午劳动，而上课的时间却很少。
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社员们虽然冬天就着咸菜，系着草绳，穿着露出棉絮的衣服，但他们依然很亢奋，因为他们的希望就埋在大雪的下方。
父亲和母亲哪怕是雪天也没有闲着，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习惯，母亲把弟弟丢在摇篮里，留给大姐照看，便与父亲带着砍柴刀、草绳、麻绳、肩担出发了，哪里有柴禾哪里就有他们不倦的身影，这是大自然馈赠给他们的生存法则。
父亲和母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天晚了，但雪光下恍若白昼。大姐早已备好了一个彤红的老树根在堂屋里，她说爸妈快烤火，才从锅洞拿来的，正起火燎（火焰）呢。父亲和母亲把冻僵的手往火边一靠近，水滴到火上滋滋地响着，然后冒出细微的烟雾。爸见三姐、哥哥和我站在旁边，便说，都围过来呀！妈往里屋努努嘴说，喊你二姐！三姐笑道，妈，你怎么还二姐二姐的？大姐说妈上回（上次）还喊她吃早饭呢！全家都笑了起来。妈笑道，我是习惯了孩子们都在身边围着，就算生活清苦也是幸福的。我自从生下这个小家伙（弟弟）就留下了月子病，身体越来越差，说不定哪天……
我见不早了忙打断妈妈的话说，该吃饭了。哥哥说，大姐做的。我狡辩道，不，还有三姐。大姐把双手放在我的双肩上，往下一摁说，敢替你三姐抢功劳？我见势不妙，边逃边喊，吃饭喽！
哥哥点起油灯，我和大姐三姐盛饭端菜，菜是咸菜和蒜秆，大姐看爸妈辛苦就没煮稀饭（粥），煮了干饭。
家人靠近火围了一圈。爸吃了几口饭说，刚才你妈说习惯孩子们都在身边，也只能说现在，慢慢的孩子们大了，翅膀硬了，都要飞的。哥哥说，我二姐先带头飞了。顿时一家人哄笑。我问，二姐是开飞机的吗？爸摇摇头说，你二姐是听从祖国的召唤，才去从军的，她很幸运，全县就两个女兵的名额，竞争太激烈了。妈说，你们大姐也不小了，也该寻个婆家了。我才不呢，我还小，我就在爸妈身边哪也不去。大姐把碗里一个饭团吞到肚里抢着发表意见。
大雪一直在纷纷扬扬地下着，虽然彻骨地寒冷，但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好像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我们可以堆雪人，打雪仗，在雪地上随心所欲地写字，画画，尽管把小鸟画成了小猪，把水牛画作山羊，也只是彼此仰天大笑几声罢了。那天正午，正当我与邻家的孩子打雪仗时，听见有人远远地在喊，弟弟！弟弟！我一看是三姐正使劲往家奔跑，跌倒了，爬起来，又跌倒，又爬起来。见她不停地摔倒，我焦急地喊，三姐，你慢一点，急啥？三姐跌跌撞撞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地说，好……消息，回去告诉你。我牵着三姐的手回到屋，三姐忙不迭地从书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一封信。爸斜瞟了一眼问，谁的信？三姐把下面一行字露出来给爸爸看，爸爸念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和哥哥异口同声地喊道，是二姐的。这时在厨房的妈妈和大姐听到二姐来信了，都在爸爸的身旁围成一团，听爸爸念信。信的大意是她已在新兵连集训，大致要三个月，然后再决定什么兵种。在部队，训练很刻苦，领导、同志们都很关心她，家人勿念……
爸爸说，你二姐有文艺特长，差不多可以做个文艺兵吧。三姐说我昨天中午去公社拿信，问了一个干部，我姐是不是文工团的？他说不一定，也有文艺兵转行做医务兵、通信兵的。爸爸听三姐说完，哦了一声说，不管如何，是解放军就行。
有一天，天放晴了，雪也化了。队长手提钥匙找我爸来开我们庄子上东南角靠近老围沟中段旁的两间草屋，那屋一直锁着，神秘的很。队长开了好久未打开，我爸用灯芯蘸上煤油往锁孔点了几下，钥匙转几下就开了。我爸问队长，这房子有人来住？队长昂着头四处查看说，从霍家楼生产队过来一位女知青，你把屋打扫一下。还好这屋荒草盖的，没见漏的水印，床（土床）和厨房都还能用。爸曾听说过，这屋曾经住过两个上海男知青，都回上海了。那时我家还没搬来呢。
没几日，那日中午，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队长果真带来了一个剪运动头，拎着皮箱，长相俏丽、面皮白净的姑娘走进了我们的村庄。估计她也就二十二三岁年纪。在我们农村人的眼睛里，光是这身打扮，就足以说明是大城市来的知青。尤其那皮箱，农村哪有呀。本庄和附近庄子上的男女老幼早就听到了我家的“新闻联播”，纷纷守在东屋（知青屋）门前，他们或站，或坐，或蹲，或依树而立。队长走到门口时，介绍道，这是新来的王老师，以后大家多多照顾。这是本庄上的乡亲们。门开后，王老师拿出香烟和糖果、饼干招待大家。之后大家便各自散了。
王老师之前在霍家楼插队负责记工分，因小学一二年级（三、四、五年级在大队部后面的小学）就陶老师一个人，所以才把有文化的王老师调过来弥补师源短缺的缺憾。王老师教我们数学和唱歌。自从王老师来后，班里的学生又多了一些，有三、四十人左右。王老师还从两个班里挑选十来个男女生，组成文艺宣传队。她把同学们集中在教室前的空地上，手指到谁，谁就出来，高兴地站在一边，当王老师指到我并喊出我的名字时，同学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就因为老师认识我。此时我的内心突然升起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我骄傲地站在一边。王老师挑选出十来个后，我们站成一排，王老师给我们每人一朵大红花，并让队员们选出自己的队长，当大家异口同声选我时，我有点紧张，嗫嚅地说，让二年级……他们当吧。王老师笑着说，别谦虚，这可是个苦差事，我不在学校，你可以组织大家自行演练。我们都在一个庄子，你可以随时向我反映宣传队的情况。这时，一位女同学说，谦虚过度等于骄傲。王老师说，你看，同学说你骄傲呢，你不做队长说明你怕吃苦。不，王老师，我不怕吃苦，我是贫农。我昂起头，坚决地说。
凛冽的冬天过去了，过了年，又到了五月。这天我三姐又带回了二姐的一封信，正如公社干部说的那样，她不一定是文艺兵，也可能是通信兵或医务兵。爸爸拆开信，信里夹着一张二姐身穿白大褂的照片，我们一家人都知道，二姐做医务兵了。二姐信中写到，新兵连结束后，本来是可以进文工团的，可是我想一旦有战事，前线会需要大量的卫生兵（虽然不知道是哪个部队上前线）。当然像现在这样的和平环境更好，我退伍后带着过硬的本领回到家乡，仍然可以延续我的事业，背着红十字药箱为人民服务。所以我选择做医务女兵。另外，妈身体不好，以后有机会可以到部队来检查……信的末尾二姐还问到我们学习情况，教我们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做贡献。还特意提到把小弟弟的照片寄给她看看。
自从王老师住在我们庄上后，我有不懂的数学题便去问她，她就反复给我讲解，直到我懂为止。她有时候让我坐在她的门口做作业，她就在旁边边批改作业边看我做的对不对。我妈经常让我送咸菜给她，她就说，跟你妈说谢谢，我问谢什么，她柔声说谢谢你家的咸菜呀。她收下咸菜后便拿上海饼干给我吃，那饼干我们乡下没有。王老师常叫大姐和三姐轮流和她做伴。我想大姐和三姐一定知道很多上海的秘密。王老师才不会和我们小孩子说些我们不懂的事，她说上海有很高的楼，有黄浦江，有外国人，有飞机、很长的火车……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王老师要来我们这么贫穷的地方。
虽然我不懂许多困扰在我小小脑袋里的问题，但我的眼睛里却不时闪过从前（顽童时期）一幅幅战天斗地的画面，我的耳朵里也收集了关于他们生产劳作中的一些趣闻，这些趣闻或来自茶余饭后的爸爸、妈妈，或来自爱说笑话的大姐，还有一些串门的社员。比如，生产中的劳动竞赛，比谁挑但挑得多（挑土、挑粪、挑水、挑泥），比谁挑的捆子（麦捆、稻捆、棉花、草捆）大。比谁跑得速度快。我们小孩子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乐不可支，纷纷在一旁鼓劲加油，他们便更有干劲了。
在劳动生产中我还捕捉了一个画面。那是个插秧的季节。有个姓林的小伙子，一直遥遥领先，那些女社员不甘落后，紧追不放，眼看就要赶上了。没想到小林直起腰杆喊道，同志们枪声离我们已越来越近，只见他屁股左扭右摆，嘭，嘭，嘭，一连放了几个响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就在大家笑的前俯后仰的时候，他已经跑得老远了，再没人敢追他了，谁愿意跟他屁后闻臭屁呢，所以每次小林准拿先进，虽然女同志说他拿奖太下作，也是拿他逗乐而已。
到发奖的日子，有人拿到印有“先进生产者”，“生产尖兵”的奖状、本子、脸盆、杯子、背心等荣誉物品时都是一脸的自豪，没拿到的也是满脸的羡慕（不会是嫉妒），暗暗发恨争取下次拿到。我大姐虽是半劳力，干活也是呱呱叫的，也得过不少荣誉，我家的墙上，除了我们的奖状，就是大姐的先进个人奖状。当然，不是年年都有的，毕竟人太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荣誉和思想看得无比重要，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那时父亲和大姐上工（妈妈因为身体不好又有孩子，又有副业，有时上工，有时不去）基本上都收听广播时间，那时家家户户都安装有带地线的有线广播，大队如有重要通知，就通过广播到达千家万户。平常为防打雷，都把广播线从地线上断开，在开播时间段再接上。开播时间一般在早上和晚上。
大姐在冬季年年都要参加上面组织的夜校扫盲班，本庄白家的姑娘和她年龄相仿，两人常一路结伴去夜校，通常十点多钟才回来。因为我家识字的较多，所以大姐那一个时期，认识了许多字。后来因为事情太多，没有巩固，便荒废了。
那时过年家家都挂毛主席像，贴年画。我家中堂挂的是毛主席像，两边带红配对，顶上的糊棚是我爸自己画的红太阳。（一个渔民怎会画画？我不懂）。我家的墙上贴有《奇袭白虎团》、《打渔杀家》、《红灯记》、《海瑞罢官》等年画。
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与哥哥一起看连环画了，如《哪吒闹海》《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刘三姐》《雷锋》……
我开始在无形中，接受课本之外的教育。
忽然有一天，我家中有了收音机，那时正值古代长篇评书在各省广播电台热播，每天一到开播的时候，我们庄上大人小孩都围着收音机，竖着耳朵，每次播完都意犹未尽，继续收听另一个电台的评书。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邻队有一个说评书的男孩，二十来岁，人称“江湖人”，他曾拜一个瞎子为师。一般在冬季农闲时，生产队社员吃罢晚饭，就集中在指定的场所听书。那时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听书无疑让枯燥死寂的冬天，有了些许欢乐和活力。“江湖人”是真正的民间艺人，只见他一手持快板，一手拿鼓槌，面前架子上摆着鼓。说一出，唱一出。屋里挤得满满的，暖融融的。一出唱完，他便拿起水杯喝几口水，润润嗓子。卖卖关子，哪怕听书的不停地催，他也会聊会天，但绝不泄露下一回情节。稍作休息后，接着往下说。
那时还有一位会讲书的，他不用鼓，也不是艺人，他是我家在中冈的邻居刘奶奶的大儿子。他是我们生产队养猪场的饲养员。生产队的养猪场建在我家门前庙塘的东南方，那里曾经是一片坟地，生产队为了节约土地，便在这里建了养猪场，又盖了一间大房子供储物和饲养员居住。他每次到养猪场都从我家门前经过，因为我家没有院子，门前一大片是自家晒谷场地，我家门口有条路可以直通养猪场。所以夏天晚上他都是在我家门口纳凉，与庄子上的大人们闲聊。大人们说他故事多，我们小孩子便缠着他讲故事。
每逢夏日的晚上，月光皎洁。我们洗过澡（只有收割季节或下塘赶鸭鹅，妈妈才特许，平常决不允许，怕溺水事件发生）便端出长凳，放上竹凉床，一家人在凉床上乘凉。凳子上早早摆上茶水和香烟招待串门的乡邻。刘叔叔来的时候，我和哥哥便殷勤地递烟倒茶，等他给我们讲故事。每每在他讲故事，一支烟还没抽完的时候，我和哥哥便开始递下一支。我们兄弟俩轮流递，保证他的烟不灭。他拒绝接烟的时候，我们便把烟夹在他耳朵上，或者划着火柴逼他点上。有时他说嘴抽麻了。我们要么给他加水，要么从菜园揪几条瓜，大家一起吃。
刘叔叔的故事太好听了，他讲的仙女秧篮挑水的故事，至今难忘。说有一个汉子在一个有月色的晚上挑着水桶去打井水，见姐妹俩各挑一担秧篮从面前经过，而每担秧篮里却都盛满了水。汉子奇怪，便问前面的女子，为何秧篮能装水，却滴水不漏。女子笑曰，妹妹不也一样吗？他又问妹妹，妹妹说姐姐不也一样吗？汉子怀疑有诈，便仔细检查两担秧篮有无他物铺垫。结果也就是再平常不过的农家秧篮……此时，我和大家都听入了神，我一下跳下床，飞快拿起脸盆从庙塘端起一盆水就往秧篮里倒，哗啦哗啦水躺了满地，接连又倒几盆 还是装不住水。于是我问刘叔叔原因。刘叔叔抽几口烟说，听我讲完。话说那汉子回去把这事一宣扬，人人惊叹，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传开了。我急问刘叔叔，我们都是用水桶才能挑水呀。刘叔叔笑道，因为她们是仙女呀，你是凡人哪。
从此以后，我便希望遇到那两个用秧篮挑水的仙子。
还有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又使我对月宫充满无限遐想，当我躺在竹床上闭上眼睛时，仿佛看见嫦娥仙子怀抱玉兔从月亮门飘来。
到了白天，我便把天上的那轮圆月看做是我的滚铁环，我推着它就像推着时光的巨轮碾过滚滚红尘，留下一串辙迹。
那日，我又推着铁环从大队代销店买盐回来，路上正遇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小花，一听这个名字，不禁让人联想到电影《小花》，电影里的小花姓赵，是大姑娘，此小花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大小伙。此小花之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退伍返乡后，正好草帽公社缺电影放映员，理所当然便被录用了，关键人家是部队放映员，技术过硬，所以大家都高看他，就连我们小孩也打心眼里佩服他。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有真本领的人，只要为人民服务，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每当傍晚的时候看到小花拎着两个木箱，我们就特别高兴，可以说小花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人。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有电影看了。小花刚开始用板车拉影片和设备，后来用自行车驮。有时他和另一个放映员两个人一起来，但多数都是他一人。放映之前，挂好银幕，放映场所有时在晒谷场，有时在田地里，有时在庄子上。大家提前摆好长凳、短凳、高凳、矮凳,也有用稻草编的草墩子。矮凳坐前方，高凳一般坐中间或后方。放映机旁的位置，是最佳位置，来早的人便争抢这一块地方。有爱出风头的年轻女孩，有时也帮小花安装影片或倒带，灯光照在脸上，一脸的自豪和荣耀，因为此时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放映机这里。有的没地方坐了，便在反面观看。通常先放新闻纪录片，然后再放另外两部影片（或儿童片，或故事片，或反特片，或战争片，或戏曲片）。
小花放电影也时有碰到雨天的时候，往往刚安上影片，准备放映的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只好用雨衣雨伞，或临时搭个棚护住器材。等上个把小时雨住了或下小了继续放。余下没走的人群，撑着伞站在小雨中观看。即便冬天人们也不畏严寒，高高兴兴地挤在一起看小花放电影。
我们除了在本大队看电影，也追看别的大队的电影，一部电影看上二三遍，都很正常。那时家家几乎没有手电筒，看电影的本队人中能有一把手电筒都算是奢侈了。长长的队伍，一把手电筒只能照自己脚下这一块。我们走在黑漆麻乌的田间小路上，看见旁边有一条白亮的路，脚不由自主地迈去，“扑通扑通”前后几个人都掉进水里，哭喊声一片。大些的哥哥姐姐们便赶紧把我们这些“落汤鸡”捞上来。大家顿时笑成一团。几次落水便有了经验，见到白路千万别踏，因为那是水。不是水塘、水田就是水沟。
说到水，不由的让我想起那年干旱的事来。那年老天久不下雨，田地龟裂，塘堰干枯，河、湖见底，地面的灰尘能没过脚踝。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水自然变得金贵起来。虽然人工降雨炮声隆隆，可只闻炮声，不见雨滴。有人说雨下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人说老天爷怪罪人间了，有人说离此地二三十里外的张集掉下一条龙，所以天不下雨。还有人调侃说雨神到玉皇大帝那去开会去了。我们土家楼生产队只有一口井在下庄子，每天来挑水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排队。那时没有辘轳，人们把井绳拴在水桶上放到井里，再拔上来，相当费力。
我大姐为了抢水，常天不亮就去排队，过一道冲，穿过晒谷场，再过一道冲，从田间小道回去，约二三里路，到家只剩一半水了。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从树上折断带树叶的枝条放在水桶里，水就不会晃荡溢出。为了寻找更多的地下水源，上级号召每家每户多挖土井。于是各个生产队的田间地头，河床、塘堰纷纷挖出了数口土井。我家田头的一口土井，常常掉入鱼、鳖、龟、虾、蟹、黄鳝、泥鳅、蛇之类。它们落入井中，井水就会浑浊一片，不能饮用。只有把它们清除干净，浑水舀出，过一夜，再渗出新鲜的水来。
不管日子如何艰难，社会总是无法阻挡地一步一步向前。上海知青王老师在同学们念念不舍的目光中返城了。我也由二年级升到了五年级。那只蓝士林布大口袋书包，也换成了雷锋军用绿书包。哥哥也上了初中，三姐也面临高中毕业。弟弟也上小学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已经在我们农村实施。这一年冬季，安徽各地下起了暴雪。那日傍晚，大姐踉踉跄跄地回到家，泣不成声地说，村……民兵营长……告诉我，妹妹……在前线……光荣牺牲了。我爸正在写毛笔字，手猛地一抖，笔掉落在地上。他问哪里打仗了？小二她不是医务兵吗？妈说没听说过打仗的事啊，民兵营长和你开玩笑呢。大姐抹着眼泪说，起初我也不信，可营长说是乡武装部长告诉他的，让他转告我家，好有个思想准备。烈士通知书明天可能就到。大姐说我……听营长讲……外军与我军在……边境争夺山头，妹妹所在部队……也调上去了，……抢救伤员时，被流弹……击中牺牲。大姐说完，爸爸、妈妈、三姐、哥哥和我，全家顿时哭成一片……
这个晚上，我们家都没吃饭，爸爸妈妈失去了一位好女儿，大姐失去了一位好妹妹，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姐姐。
夜里，睡梦中，我的耳畔炮声隆隆，枪声不断，我看见二姐和一群卫生女兵身上的白衣被鲜血染红，她们在战火硝烟中，包扎、抬担架。突然，戴红十字袖章的二姐慢慢倒下去……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二十二岁。
当我们全家见到二姐的遗物和一封未发出的信时，我们不再悲伤，因为我们知道她和无数牺牲在战场上的她的战友们一样，是祖国的好儿女，是人民的英雄。
下面是二姐遗书的内容。
亲爱的爸爸妈妈：
当你们见到这封信时，女儿已经在前线为国捐躯了。你们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们应该为女儿感到骄傲和自豪。女儿今日牺牲就是为了换取明日的和平。你们生她养她，又把她送到部队，交给国家， 你们才是天下最伟大的父母。救死扶伤乃医务兵的天职，用自己的一条生命换回数条英雄的生命，是值得的，光荣的，也是女儿心中所愿。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女儿既然选择了忠，就会背离孝。那就让姐姐弟弟妹妹代女儿尽孝吧。
永远爱你们的女儿绝笔。
二姐牺牲后的第二年，三姐又穿上了军装，三姐依然是一名医务兵，她说我喜欢戴红十字袖章，喜欢背红十字药箱，我要像二姐那样救死扶伤，不怕流血牺牲，时刻准备着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三姐到部队后，大姐便独自一人去江南寻亲，这一去陡然让足不出户的大姐心里一亮堂，在安徽农村还是草屋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这边的农村基本上都住上了砖瓦房，人人有班上，户户无闲人。工业的发展，让江南人早早摆脱了贫困，进而催生了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甚至队办企业的崛起。
于是，姐姐开始从地地道道的安徽农民转变为江南的一名工人。由于那时没有出租房，工厂也没有宿舍，大姐只能依附在舅舅家吃住。一天上午，大姐用小推车推着产品送往仓库，来回几趟，始终见一个姑娘盯着自己看。这个姑娘不是本厂的，大姐不认识。过了一会儿，小组长喊大姐和一些女工到仓库休息。大姐一眼就看见那个陌生的女孩在和小组长有说有笑。大家分别在托盘和纸箱上随便坐下来。那女孩和小组长也坐下来。女孩手里还拿着笔和笔记本。大家以为是新来的仓库领导什么的。小组长介绍道，这是江南日报的柏记者，今天专门来采访我们女工，大家欢迎！大家鼓掌之后，柏记者便和大家聊生活、爱情、车间的事。当听说大姐是从安徽来的时，便又和大姐聊起安徽的事。柏记者说，我看姐姐特别像一个人，她是一个医务兵，可惜她在前线牺牲了。此时大姐心如刀割，禁不住泪眼朦胧，大姐哽咽着说，她是我的亲妹妹。瞬间仓库一片寂静，谁也没想到她是英雄的姐姐。柏记者拭去眼角的泪，走到大姐身边轻轻抱着她昂起头说，姐妹们，英雄的姐姐就在我们身边，她是我们的姐妹和同志！刹那间，仓库顿时沸腾起来，大家纷纷站起来和大姐拥抱。过了几天，柏记者又过来对大姐做了专访，还把大姐当民兵时的照片也带回了报社。没两天，一篇题为《英雄的姐姐》的报道，在江南日报登出来了。旁边还配有两张图片，一张是大姐端枪刺杀的民兵照，一张是大姐操作机器的近照。报纸发行到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人们都知道了英雄的姐姐就在我们身边，她也是一个普通人 ，从此大家工作更有劲头了。
自从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大家都憋了一股子干劲，没想到农民自己做了土地的主人，这对习惯于集体经济的一代代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而这种新的生产体制却来自农民自身的实践，虽然这种实践起始是隐蔽的、冒险的、被人怀疑的，但终究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大包干”，还是拉响了引擎，成为时代的领头雁。
自从我大姐去了江南，我家的责任田只有父母耕种了。农忙收割季节我们学校都放忙假，兄弟仨便一起下地帮忙，每当太阳当头的时候，我便被酷热折磨的想溜，我便央求父母尽快收工，母亲心软，便说你先回去，父亲便说把这半墒收割完，就回去吃晌饭（母亲抽空回去做的饭）。每每这样，我便以谷物刺挠人，收工后允许兄弟仨下塘洗澡为交换条件后，才坚持完成上午的任务。
忙假、暑假除了帮家里干活外，逮鱼也是我们兄弟仨最喜爱的事。大雨过后，大哥便扛着床笆子（竹竿编的类似床板的东西）到有渠道的塘口堵鱼，每天总是满载而归。有时夜间下大雨，早晨开门一看，门口东一条，西一条，横七竖八躺着许多鱼。弟弟便喊，天上有鱼掉下来了。父母便解释说，庙塘水满了，就把鱼送到家门口来了。那时生态环境还没有遭到破坏，鱼鳖虾蟹随处可见。我们小孩子随便拦截一段花水沟，搭个坝，再用水桶或脸盆舀干水，便能逮些黄鳝、泥鳅、乌龟、螃蟹及各种鱼类，甚至还能捉到水蛇。
我们那时还热衷于抓蛇。用烧锅的火钳夹住蛇头，放进蛇皮袋里。我们除了抓水蛇外，还抓毒蛇。很少见到眼镜蛇，但有扁担长的扁扁的躯体的清水飙蛇，一下飞老远，很难抓住，当然抓住了定能卖个好价钱。我们听大人们传说，此蛇攻击人时，用尾巴插入人的鼻腔，如搅水一般地搅动人的大脑，非常可怕。
我们也采药草卖到乡卫生院，换取一点小收入，买笔、买本子。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杀猪的农户越来越多，临到我家杀年猪，父母便教我去每家每户请乡亲们来打猪晃（猪血），这是本地的风俗。大家借此机会在一块联络联络感情，顺便感谢乡亲们平素对一些事的帮忙和照顾。大家觥筹交错，话声琅琅。
我和弟弟平常喜欢把家里的大肥猪当战马骑。它疯狂起来，能带着我们飞过猪圈墙，结果往往是人仰马翻，不是它腿摔瘸就是我们跌伤。我有时候想，为什么这里没有大草原呢？如果有大草原，我和我的兄弟就可以策马扬鞭，驰骋美丽的草原。
我们村民组不仅年年有杀年猪的，还有率先购买黑白电视机的，因为他家住在公路边，南来北往的人很多，他家就在院子里卖票。那时广东台正在播放非常好看的香港武打电视剧。农村凡是家有电视机的都在卖票。几乎每个院子都挤得水泄不通。
转眼哥哥初中毕业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哥哥决定去当兵，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哥哥成为了一名炮兵。三年退伍后，组织上考虑让他到县人武部工作，在征求父亲的意见时，谁知父亲亮了红灯，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子女受到特殊照顾。父亲说到工厂当个工人不也很好吗。就这样，哥哥便成为了县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父亲准备让我初中毕业也去从军的时候，我却被一家水利中专学校录取了。我妈说你爸准备让你姊妹五个都从军的，这个心愿是达不成了。我爸笑着说你大姐是个民兵，也算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这不，江南日报的柏记者给我寄的报纸还在这儿呢。你大姐的从前的民兵照，她的刺杀动作很规范、很威武嘛！我说，爸，你马上快成军事家了。爸说，你，我就不阻拦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你爷爷曾经天天念叨要在长河边盖几间房子，直到去世你大伯父才帮他完成心愿。墓地建在长河边，让他整天看着长河水流呀流呀，看他孙子用脚仗量长河，就像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妈说，你把他的将来都看清楚啦。你就不想让他将来当个官，坐个办公室什么的？爸把江南日报收起来看着妈说道，你急什么？孩子们让他们自己去闯，在基层历练历练没什么不好。我说，爸，等以后我会沿着长河的大堤走完全程的。爸笑道，如果我还在，我陪你一起走到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妈丢给爸一个冷眼说，你不在，到哪去了，找玉皇大帝去了？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这病包子都不敢说丧气话。爸见气氛不好，赶紧溜之大吉，去白家下棋去了。
说到这庄上邻居李家和白家，在前文我一直没有过多表述，这里不妨轻启李、白二家门扉，一观究竟。这李家若从外表观看，定然不是等闲人家，推开北边一进门，便见二进月亮门，进入月亮门内便见一方偌大的院子，南边是院子后门。院内栽有桃、梨、石榴树。院中间是假山。院南门两步开外是棵二人合抱的大枣树。李家的三间老宅雕梁画栋，室内贡柜、桌、椅、床、凳均是古色古香。李家有纺线的纺车，织布机和染坊。厨房里还有一方石磨。李家有三口人，老主人八奶奶，儿子和媳妇。传说李家是唐王李世民的不知多少代传人，真假不明。不过，从李家祖屋来看，起码李家祖上很阔绰。八奶奶虽出生富家，但为人和善，知情达理，评事公正，这一点倒与我奶奶相似，以至于我奶奶那年暑假来乡下和她几句话一聊，竟相见恨晚，八奶奶硬是邀我奶奶共进晚餐，老姐妹同床共枕聊至深更半夜。具体聊些什么东西，那是两个老人心底的秘密。
八奶奶的儿子，也是老实善良本分的一个人。那年夏天午后见一个讨饭的衣衫褴褛的女人，倒在自家后门口，气若游丝。便喊他母亲来一起把她搀扶到母亲房里，又是扇扇子，又是灌绿豆汤，娘俩忙得满头大汗，终于见她睁眼了。他母亲用毛巾擦干净叫花的脸，一看乐了，原来不是大妈，是个十六七小妹妹。这小叫花见自己脏兮兮的躺在富人家的雕花木床上，一骨碌翻下床跪下便连连磕头。八奶奶温和地说道，能磕头说明没事了。跟我到里屋梳个头，厨房有剩饭。八奶奶扫了儿子一眼，对儿子说，你带她去吧。
吃过饭，小叫花又到八奶奶面前跪下。请求八奶奶留下她做丫头（丫鬟），八奶奶说，如今是新社会了，不兴这个了。我们家也不是富人家了，就祖上留几间破屋，雇不起人的，你要是没事就走吧，起来吧。小叫花眼泪汪汪跪着，不时抬头向他儿子求助。他儿子便求情说，妈你看她病歪歪的哪像好的样子，万一走路……好啦，好啦！他母亲摆摆手，接着说，我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你也知道像这样的太多了，你若是不嫌麻烦就等她病好清了再送她走吧。他儿子拉起小叫花的手高兴地说道，你遇到我妈这个好人了，又看看她的脸惊叫道，哎呀，你的脸色不好看，快去休息吧。后来的事想必大家已经猜出来了，他们相爱了，可惜结婚后，她媳妇一直没生育。但夫妻二人脸上依然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白家一对夫妻与我父母年龄相仿，三间草房带一院落，有鸡、鸭、鹅舍、牛棚、猪圈、狗窝。
除了大女儿在家务农，嫁到邻村外。其余三个儿子刚出生便分别过继给省城的大伯，县城的二伯，国外的大舅。八奶奶问白家为何不留下一个儿子养老送终。白家男人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我多留一个，就多坑害一个，你看农村有几个考上学的？我们草帽中学年年黑窝，你看人家城里什么样，一对比，不就明了？正好他们都没儿子，既解决了温饱，又解决了户口，毕业了又能解决工作，岂不是两全其美？
八奶奶笑道，有点道理，理论上是别人的儿子，实际上还是你自己的儿子，我不相信三个儿子成人后认亲身父母的机率为零，即你说得黑窝。白家男人听罢，得意地哈哈大笑。
在我们李白庄东北方的那个单门独户的终年被翠竹掩映的庄子叫祝家庄（一户人家居然有这么大的气派，不知谁先把它呼出名的）这祝家庄似乎与水浒传里的祝家庄没任何关系，与祝英台也没瓜葛，如真有人偏偏要顺藤摸瓜，寻根究底，挖出历史的根系，没准真有那么一回事。这祝家庄之所以给人一种神秘感，一是地处偏僻地带，二是被丛林翠竹掩映包围，三外有环状围沟，宛如给祝家庄系上一条金带（水浑浊）。只要你看到那些青青翠竹，你定会猜到他家是干什么的了。篾匠，对，是篾匠！如果你不怕狗，偶而闯进祝家，映入眼帘的便是满院的筐呀、篓呀、篾筛、黄鳝笼、竹席之类。祝家五口人，三个孩子均在校读书。两口子除了侍弄田地、副业就是编篾器上集卖，也因此手头比别人活泛些。
这说话间的功夫，我已经上中专学校了。我也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专业课之余，我与文学社员们写广播稿，办黑板报，油印校报，俨然文学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也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校报记者。在我毕业的这一年，我国的江苏、安徽等省相继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我的父亲为救被洪水卷走的村干部献出了生命。我的奶奶也在这一年去世。在我工作后，我的弟弟自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后在一家银行做武装押运员。我的三姐一直都在部队从事医务工作，她的对象是前线下来的老兵，也是曾经那场战役，被二姐救护的众多伤员中的一员。三姐虽然没有上过前线，但她在没有硝烟的防疫抗疫战场上，同样用红十字诠释着女兵的力量。当她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时，她总在心里念着，我是救死扶伤的女兵，我要战斗！在我的心目中，我的女兵姐姐们就是我的榜样，无论何时，她们都是飘扬在我心中的战旗。
正如我父亲说的那样，我的工作就在长河边，就在长河大堤上，从最初的用草捆堵口子，到建设涵闸工程。这些年风风雨雨，白日黑夜，不知多少次连人带车（自行车、摩托车）葬身河里，然而次次都是奇迹生还。或许我的爷爷、父亲、姐姐他们都在佑护着我，佑护着长河。
我在成长中，感受到历史的嬗变，从土坯房到康居工程到美丽乡村，这一切终是历史长河里流逝的风景。
我也兑现了对爸爸许下的诺言，沿着长河大堤一步一步走到革命根据地——大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