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小时候的那些事

儿子们都有孩子了，可他们小时候的那些事却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回忆起来，总要拨动我的心弦。

1974年春天，大儿子降生。等了他十个月，现在终于见到了，心中很是激动。慧娟说儿子长得像我，尤其那两道眉毛，我看着也确实像。血缘实在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儿子不仅长得像我，更重要的是，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他就钻进了我的心里。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句话常用来形容一个男人的幸福生活，但幸福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儿子的到来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没几天他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下马威，让我从此不敢忽视他的存在。

那是慧娟产假一个月后第一次上班，上夜班。儿子吃饱喝足后安安静静地睡觉了，估计睡上两三个小时没有问题。谁知才过了个把小时，他就开始哭闹。姥姥抱着哄，他还是哭个不停。我接了过来，抱着他下了楼，心想换个环境或许会好。可是儿子越哭越厉害，我急得六神无主，只好抱着他到大院门口传达室给他妈妈打电话。慧娟从电话里听到儿子的哭声，说她马上就赶回来。好在单位离得近，我抱着大哭不止的儿子朝单位方向迎了上去。慧娟老远就听到儿子的哭声，飞奔着跑了过来，一把将儿子抱进怀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儿子一进了妈妈的怀抱，竟然立刻停止啼哭！毫不夸张，是立刻。真的不可思议。

我自己动手给儿子做了一张小摇床，白天姥姥把他放在小床上，还可以轻轻摇动。儿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得更加可爱。只要问他“灯灯呢”，他就会仰起头抬起小胳膊指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嘴里还喃喃自语。后来慢慢的他就懒了，听到问灯灯，他只抬头看看，懒得用手指了。再后来让他找灯灯，他连头都懒得抬了。显然这样的游戏已经不适合他了，他不满足找灯灯，更要找妈妈。

有一天，他妈妈进了厨房，转身发现儿子居然自己跟了过来。慧娟十分惊讶，仔细观察，才发现坐在小推车上的儿子伸出小脚踩动前面的车轮，小推车就慢慢地往前走了。慧娟一把将儿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作为给宝贝儿子的奖赏。

姥姥来北京已经快一年了，我们决定让姥姥把儿子带回老家，交给奶奶照看。那时我们请不到假，只能让我妹妹来北京把孩子和姥姥接走。那天我们送他们到北京火车站，强忍着泪水看着火车远去。回到家里，我们再也忍不住抱头痛哭。

儿子三岁的时候我们回老家去接他，开始还担心他不认我们。谁知儿子见了我们一点也不生疏，跟我们玩，跟我们睡，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样。只是临走的时候看到奶奶哭了，他才在奶奶和爸爸妈妈中间难以取舍。

儿子回来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尤其爱看我给他准备的小人书，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反正总能见他坐在那里很认真的翻看。他最喜欢的打扮就是穿军装。我给他手工制作了一顶白色的海军大盖帽，上面别着一颗红五星帽徽，那帽徽是当兵的二舅舅给的真帽徽。我还给他制作一对两杠两星的中校肩章。他戴上大盖帽，穿一件带着中校肩章的上衣，扎一根腰带，别一把木头做的小手枪，那个打扮曾在宿舍大院内外博得很多眼球。

1978年，小儿子降生。尽管我心里盼着来个女儿，但再来个儿子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小儿子由奶奶在北京照看了一年，然后带回老家，也是三岁时接回北京。

小儿子爱说爱动，回来后我们家里热闹非凡。住在一个单元的邻居丁伯伯一家也对他非常喜欢，只要听到我批评他两句，丁伯伯都要过来把他抱走。我们开玩笑说丁伯伯是他的后台。

一天傍晚，小儿子在楼下沙子堆上玩。我因要上夜班，就喊他先回来洗澡。等洗澡盆里的水都快要凉了，他还没有回来。我就下楼去叫他，可他玩兴正浓，怎么也不肯跟我上楼。我忍不住生气了，硬拽着他上了楼。走到家门口时他又哭又闹，死活不肯进门。我知道这时丁伯伯正好在家，听见了肯定要出来干预。于是我一把将儿子拖进屋，一下将房门反锁，然后迅速脱掉他的衣服，将他按进澡盆。果不其然，丁伯伯来敲门了，一边还喊着“怎么啦怎么啦”。儿子一听后台来了，竟然喊出“丁伯伯救命”，一边使劲跺脚，澡盆里的水溅了一地。我真是气得够呛，抬手就在儿子小屁股上打了一巴掌。

我没有想到，儿子小屁股上竟然留下几个手指印。我一下心软了，轻轻揉着他的屁股。他哭得更厉害了。如果说刚才的眼泪是一种无理取闹，是一种对峙，而现在的眼泪是一种害怕、疼痛、委屈。我不知怎么心疼得不行，赶紧对他说：“你说我错了，爸爸就原谅你。”儿子赶紧下台阶说“我错了”。我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我的眼泪和儿子的眼泪流在了一起。

儿子回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幼儿园。那时，单位幼儿园名额很紧张，孩子只能放在家里，我和他妈妈轮流上夜班，以便在家照顾孩子。但上班安排由不得自己，经常要看领导的脸色。后来有了一个全托的名额，我们毫不犹豫地把孩子送了过去。每个星期一早上送到班车上，星期六晚上接回来。儿子自然不肯去，星期一送上班车的时候总是又哭又闹，弄得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

那年我出国进修不久，慧娟有了一个短期出国的机会，于是就请老家的弟妹来北京照顾两个儿子。大儿子很乖，很听婶婶的话，每天上学放学不用婶婶太操心。可小儿子钻空子，软磨硬泡不肯去幼儿园。婶婶一时心软，就同意他留在家里。真的是应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那句老话，小儿子在婶婶面前真的当起了大王，为所欲为。有一次甚至爬到窗台上嬉闹，吓得婶婶不知所措。办公室的同事听说后，将我小儿子强行押送到幼儿园。当然也给他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不过那一袋好吃的东西一到幼儿园就被老师没收了，到星期六回家时才还给他。

那时候带两个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保证他们吃饱穿暖。穿的问题容易解决，哥哥的衣服只要没有坏就可以给弟弟穿。小儿子虽然机灵，但也好糊弄，只要是他没有穿过的，他都认为是新衣服。看到他高高兴兴地穿哥哥的“新衣服”，我们也很高兴。当然哥哥留下的能穿的衣服也只是少数，大多还是真的新衣服。

两个儿子吃起饭来是很有战斗力的，他们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挑食，只要端上桌的都是好吃的。那时我们又要上班又要为他们做一日三餐，还要让他们吃饱吃好，也不知那时是怎么做到的。记得我和慧娟都是播音员，每月都有鸡蛋补贴，大部分都补到他们肚子里了。他们的早餐大多是面包、果酱、鸡蛋，偶尔还有黄油、香肠。他们还能尝到我们出国带回来的外国零食，尤其是慧娟从巴西带回来的果冻粉，加工一下成了果冻，当时在国内很少见到，他们吃得不亦乐乎。我们偶尔还带他们下馆子改善伙食。他们长大了都还记得大院前面的同和居饭馆，还记得我们去那里吃西红柿炒鸡蛋。

两个儿子性格不太一样，大儿子温和、宽厚，小儿子聪明、活泼。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兄弟关系很好，很少闹矛盾，更不会吵架打架。

大儿子比弟弟大四岁，虽然也还是个孩子，但很懂事，知道让着弟弟。有时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也不会和弟弟争抢。更重要的，他还知道照顾弟弟、爱护弟弟，从小就是个暖男。小儿子有点恃宠而骄，总想占先、争宠。哥哥有什么，他也要有；哥哥做什么，他也跟着做。不过他虽然爱占先，但知道有好东西要和哥哥分享，不吃独食，热情大方。看见哥哥把鸡腿送给我吃，他也要抢着把自己手里的鸡腿送我嘴里，尽管有点舍不得。家里不管来什么人，他都要热情地挽留客人住在我家。

那年我在国外进修，慧娟给我带去一盒录音带，主要是两个儿子讲述暑假他们回老家探亲的事。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绘声绘色地介绍了他们那段欢乐的经历。那个录音，我在国外不知听了多少遍，主要是想听听他们快乐的声音，每次都听得泪水模糊了眼睛。

我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的毛病，累了就要头痛。每次头痛，最好的办法就是躺床上睡觉。遇到这样的情况，慧娟就把孩子们赶到走廊或厨房，孩子们进屋都要像做贼似的蹑手蹑脚。有时大儿子会过来给我按按脑袋、捏捏眉心，小儿子看见了就会过来抢着给我捏，捏几下就要问“好了吗”，只要我不说“好了”，就会接着捏、接着问，直到我说“好了”为止。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当时的感受，那就是：痛并幸福着。几十年来，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抢着给我按摩的画面，每每想起来，总会感动一番。两年前我生病住院，晚上大儿子陪床，给我洗脚、捏脚，又让我想起他们小时候给我按摩的情景，禁不住泪流满面。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为了给家里腾出一点活动空间，我给他们兄弟俩买了上下床。我和慧娟晚上就打开长沙发，外边再加一块木板，每天都这么凑合着睡觉。后来，单位分给我们半间房子，就是我们和另一位同事共用一间房，就在我家对面楼里，我就让儿子们和同事的儿子睡在那里。那时慧娟正在巴西进修，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儿子们都在上小学，开始我还担心他们早上不能按时起床，影响上学。谁知他们每天都能按时起床，按时回家吃早饭，按时上学。

孩子们在那里住下不久，慧娟结束进修回国。预定到北京的时间是在晚上，为了不影响孩子们休息，我事先没有告诉他们。晚上孩子们去睡觉了，我去机场接回慧娟。第二天早上，慧娟早早起床等候。孩子们按时回来，一开门突然见到一年未见的妈妈，又惊又喜，双双扑到妈妈怀里，放声大哭。真没想到竟然发生这么一幕，弄得我们也热泪盈眶。慧娟拿出一个很大的变形金刚，这是她在纽约机场花50美元给孩子们买的礼物，这在国内当时还很少见到。那个变形金刚他们爱不释手，一直玩了好多年。

几十年过去了，儿子们小时候的那些事还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有时忍不住要讲给孙儿孙女们听，孙儿孙女们也很喜欢听他们的爸爸小时候的故事，这让我感觉欣慰。　

儿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儿子的童年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要感谢我的儿子们。虽然他们带给我许多的辛劳，但更带给我许多的欢乐，许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