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

今年是我的金婚之年。五十年前，我和慧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慧娟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初恋。

我第一次见到慧娟是在1962年的秋天，她是我同一个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一届的学妹。因为经常一起排练文艺节目，我们交往逐渐增多，自然而然成了朋友。19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年慧娟也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我们分别一年后在北京重逢，又从中学同学成了大学同学。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成了恋人。196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1970年慧娟也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就这样，我和慧娟又从同学成了同事。

相识、相知、相恋、相爱，我们的初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光。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可爱情却悄然来到我们心中。我们的初恋虽然经历了太多的无奈和苦涩，但更让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甜蜜。

1972年春，我结束在河南“五七”干校的下放生活回到北京。细细算来，我和慧娟的初恋进入了第八个年头，我们都已经26岁。结婚，自然而然地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我们决定先回老家禀告父母。

我妈妈听说我们要结婚了，高兴得流下热泪。她取出一对用家乡土布做的大红色印花枕巾交到慧娟手里，说她也没有别的能送给我们了，这对枕巾是新的，没有用过。晚上慧娟问我，妈妈这么苦，我们该不该拿这对枕巾？我说这也是妈妈的心意，不拿她会伤心的。

慧娟的妈妈和大姐、大嫂、二嫂早就给她准备了被面、皮鞋等礼物，说终于等到你们结婚了。按照我们老家的传统习惯，女儿出嫁，娘家的嫁妆里一定要有马桶，寓意早生、多生孩子。慧娟妈妈说马桶早就做好了，就等你们结婚带到北京去了。慧娟说，马桶还是放家里吧。

回北京后，我们就着手做结婚准备。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子。单位房管科的人说没有空房，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从干校回北京后，就和同事老李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宿舍是在甘家口原华侨补校的学生宿舍楼里。筒子楼里只有几间是集体宿舍，其他大部分都是住家。老李是一位复员军人，妻子在河南老家。他看我天天着急上火，就说你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可以搬到别的集体宿舍去，这间房子就留给我结婚。我千恩万谢好人老李相助。

老李搬走后，我就开始布置新房。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一把椅子。我把两张单人床并到一起，又找了几根木头条，用我在干校学到的木工手艺做了一个小书架和一个脸盆架。当时买什么东西都要票，正好一位同事搞到一张木箱票，听说我要结婚就送给了我。我高高兴兴地借了一辆三轮车，从家具店买了一只崭新的大红色木头箱子，放在床边，给我们的新房增添了不少喜色。

新婚大喜，被子一定要用新的。我们东拼西凑地搞了一些棉花票，买了两条新被子，缝上慧娟嫂嫂给的缎子被面，铺上新床单，新枕头上铺上我妈妈给的土布枕巾。啊，我们的新房虽然简朴，但很喜庆很温馨。

结婚日子定下来后，慧娟的父亲带着他五岁的孙女小琴提前一天来到北京。小琴的妈妈就是当年为我们传递情书的二嫂，也算是我们的媒人。正巧原大学的刘老师一家就住在筒子楼我们隔壁，刘老师夫妇说他们可以回父母家住，把房子借给我们。我们就把慧娟父亲和小琴安排在刘老师家暂住。

1972年8月19日，星期六。一早，我和慧娟请假来到北京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领了结婚证。我们八年恋爱终于修成正果。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我们在这一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当天下午，单位里的同事和同学、朋友分别来到我们的新房，祝贺我们新婚大喜，见证我们的婚姻。同事、同学们凑了份子钱，给我们买了热水瓶、脸盆等日用品，还有毛主席塑像；我们则用糖果、香烟、花生、瓜子、茶水招待客人。没有婚纱，没有婚宴，但新房气氛热烈而喜庆。

这就是我们的婚礼。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婚礼。

今年，是我和慧娟的金婚之年。纪念我们结婚50周年，也是纪念我们相恋58周年、相识60周年。或许从我第一次见到慧娟开始，命运就决定我们将要融为一体。半个多世纪过去，我和慧娟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当年初恋时的甜蜜爱情早已熔炼成心灵相通、血肉相连的浓浓亲情。　

我此生最大的运气，就是和慧娟相识相知；我此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和慧娟相恋相爱；我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和慧娟相依相守；我此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和慧娟一起精心建造了一个和谐、美满、幸福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