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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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地方常入我梦。
那个地方四野遍种柳树，人们称之为杨柳坪。它是当年中央直属企业丹巴云母矿加工基地，我心中温暖的“大杂院”。
三平方公里的山坳里，分布着家属区、发电厂、医院和全国最大的云母加工车间；这里有小学，初中，高中；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技术员，总人口近万人。石头房，土砖房，木板房，统一盖着牛毛毡和石棉瓦，每家按照人口分得大小不一的宿舍。整个房屋连片而建，每家都能相互听到炊烟滚滚后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每到春天，积雪尚未化尽，鸟儿们叽叽喳喳的欢叫，催促着成千上万棵柳枝冒出嫩黄的音符，它们在柳林中快乐地穿来穿去，乐音弥漫在整个基地；偶尔一只白头翁，静静停在柳梢上，仿佛在等待失散多时的伙伴。夏天，叶片翠翠绿绿，婀娜多姿，烈日的树荫下，三班倒的工人们，三五成群，打桥牌，下象棋......青年们折下柳叶和柳枝，做成叶笛，放在嘴里，吹奏出美妙的笛音，向心爱的姑娘传达爱意。一些手握弹弓的孩子们，隐藏在各个角落，他们天真而又调皮，裤包里装满精心挑选的小石子，麻雀将成为他们的猎物。那个年代，弹弓和玻璃球、子弹壳，是小男孩们单调、又最热衷的游戏。小女孩们则围在一起，有的扔沙包、有的跳格子、有的跳橡皮筋：“一五六、一五七、马兰开花二十一......”清脆的歌声至今在心里萦绕。
人们享受着世外桃源般的惬意。
我家住在学校教师宿舍，离家不远有一堆修建后留下的沙子，那里是我们教师子女的乐园。用一块砖，打磨成车子状，我和小伙伴们每天在沙堆里爬来爬去，玩开车，或趴在沙堆里，用木头枪玩打仗，自娱自乐。每当裤子的膝盖处被磨烂后，母亲又用一块布片补上去，一层又一层。家长们忙于工作和写大字报，根本无暇顾及我们，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别去跟厂区里的其他孩子打架，不给他们惹祸，我们就像一群敞养的小羊。
那时，做教师的父亲，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三元，一个人的供应粮要养活我们一家四口。当时我们还没有“农转非”，没有供应粮，是别人眼里的“黑人”。不到月底，家里就断粮了，和父亲要好的同事就拿出剩余的粗粮粮卡，接济我家。父亲一直为老师们长期接济我家感到过意不去，看着正长身体的我和弟弟面黄肌瘦的样子，他无法拒绝老师们的好意。就让母亲到“五七公社”的缝纫铺去捡来丢弃的边角布料，搅上浆糊，一小块一小块地粘上，做成一双双鞋垫，回送给老师们。遇到稍大一点的布块，母亲就积攒起来，给我和弟弟做布鞋，直到后来上学了，我才盼到了第一双胶鞋，让弟弟羡慕得哭了一夜。
为还老师们资助的人情，母亲也帮着给老师们的子女织毛衣，其实那时哪家都没有多余的钱买毛线，二两细细的“膨体纱”，掺一股车间发的手套拆成的棉线，这种“毛衣”软软的，穿起来非常暖和。家里没有姐妹，看到母亲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我也悄悄看母亲织毛衣，久而久之，居然学会了，母亲总夸我心灵手巧，说没有女儿她也不遗憾了，就把起好头的毛衣交给我织，她又去赶做其它生计。
最盼望的是夏天，山里的野韭菜肥肥嫩嫩，梅子漫山遍野。和伙伴们一道进山，把青青的韭菜采回家，母亲总是要给我们包一顿麦麸面饺子，虽然没有鲜肉，但一小块腊肉油剁在里面，那喷香的味道，伴随着我一生。梅子采摘回来，用旧衣服盖上，一个星期后，就变得黄橙橙了，软软的，戳一个小洞，轻轻一挤，浓浓的黄色梅汁就冒了出来，不再那么酸，那是年少时最好的零食。有时，把沃好的吃不了的梅子拿出来，在阳光下晒干，用来泡水，加一点点糖精，酸甜酸甜的，又解渴又解乏。有时我也和母亲去山坡上挖中药材，那种植物，扁扁的叶子，中间长出一根独茎，开一朵紫蓝色的花，漫山遍野，非常好看。为了减轻背回家时的重量，我用镰刀把母亲挖出来的药材根茎分割开，把卖不了钱的叶子扔掉。把根背回家晒干，又用剪刀铰去细须，打理好背到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去卖，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因为卖完药材，我可以在城里吃一碗三毛钱的抄手（馄饨），我也知道了这药材学名叫射干。直到现在，每吃抄手时，我都仿佛看见那种美丽的花儿在向我招手，在向我微笑。
勤劳的母亲，在给车间加工云母薄片之余，又在学校不远的荒地上，开垦了一块地，种起了蔬菜，每天早晨、傍晚，母亲都要从一百多米远的自来水笼头接水后挑去给播了种子的菜地浇水，菜芽慢慢冒了出来，一家人高兴极了，很快就会有菜吃了，不会再顿顿吃咸菜了。
二十多天后，小白菜已经长大，父亲总是给邻居老师们说：“你们要吃菜的，自己随时去摘哦，自己种的，不花钱，不要钱。”每次五岁的弟弟看到老师们去我家地里摘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都要抱着母亲哭，那是他也提着小水壶浇水长大的呀。母亲告诉他，阿姨们给了我们玉米面，我们才有了玉米膜吃，弟弟才悄悄止住哭，眼巴巴地看着，心痛着。
后来，母亲还种了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品种多了，菜地里青青的辣椒、紫色的茄子，翠绿的黄瓜，红红的西红柿应有尽有，我家也因此得到老师们更多的热情。
在困境中，我渐渐长大。每到暑假，就和比我高三个年级的红卫哥商量去革什扎河钓鱼。革什扎河不大，但水流湍急，哗哗的河水，夏天也冰冷刺骨，遇到雨天涨水，河里的石头被冲得咣当咣当地滚动，那些被砍伐的树木，被河水冲到下游，又被水运处的工人们捞起，装车运往外地。涨水天，父母是不允许我到河边去的。
我和红卫到离家十多公里的上游去钓“石巴子”，那时这种鱼可以卖到一元钱一斤。我们悄悄做好准备，到有水的草地去挖蚯蚓，给一百多个手套线搓成的缆线安装鱼钩，我们买不起真正的鱼钩，就向老师要大头针，在铅笔上钻一个洞，把大头针放进去，顺着圆柱体一扭，简易鱼钩就成了。到了目的地，选好位置，就开始布线，我负责穿蚯蚓和拴石头，这样鱼线才能沉入水底。红卫负责用竹竿把鱼线每间隔两米放进河里预期的位置，放完一百多个缆线，天也就黑下来。
我们找一颗大树下作为休息地，铺好带的雨衣，啃几口玉米馍，一个小时后，我们从第一个鱼线开始收线，每个鱼线上几乎都有一条小小的石巴子，我高兴地取鱼，放进随身背着的黄布书包里，又负责重新安装鱼饵，清理挂在鱼线上面的垃圾，坠石脱落的，又在电筒光下找选合适的石头拴上去。
一百多个缆线收下来，要两个多小时，就这样忙活一晚上，天已经放亮，背篼里的石巴子也有两三百条，于是我们收上来的鱼线不再放下河，理顺后缠到木块上，带回家晒干，为下次备用。
背着背篼，背着一夜的收获，回到家，把鱼倒进盆子里，洗去粘在鱼身上的泥沙，就可以拿去卖。老师们选一些，剩下的拿到厂区去卖，小半天，石巴子就卖完了，捏着一大把元票角票，我的小脸充满了兴奋。当我把卖鱼的钱交给父亲时，父亲拍着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但我感觉得到，他的手在发抖，他的眼眶有些湿润。他从零钱里抽出两张五角的递给我，我高兴地拉起弟弟，跑到供销社，去选早已向往的那几本小人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这样的日子已一去不再复返。云母也随着常年开采逐渐枯竭，被新的科技产品所替代。1992年，云母矿宣告了破产，所有干部职工被安排到了新的岗位，分别转产到了内地，开始了新的工种，家属和子女们都随着搬离了那里。
我土生土长于那里，直到十六岁那年去外地求学后，至今没机会回去。
后来听回去怀旧的同学说，那里从云母矿职工撤走后，就再没有人住进去，现在住房周围长满了野草，许多房屋已经垮塌，满目疮痍。有同学建立了“小学毛根儿班” 微信群，从分享的图片和信息中，我寻找到了我曾经的家，我读过书的小学、初中，心中有种酸楚如鲠在喉。
然我却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承载着我快乐童年、辛酸少年的地方──杨柳坪。它哺育了我的成长，教会了我懂得感恩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它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它永远在我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