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自行车

当年的自行车

小时候，我们都和自行车叫“洋马马”，几岁的时候在四川的山里看见山间公路上来了自行车，我们就唱起了骂人的顺口溜：洋马马，叮叮当，上面骑个死瘟殇；洋马马，黑肚皮，老子买来儿子骑。在集市上看见了“洋马马”就上前去，摇一摇铃铛，手摇那自行车的脚蹬子。印象中的自行车就是大梁黑黑的，车把亮亮的，铃声脆脆的，是那么那么洋气，漂亮。

然而一场家庭变故改变了自行车给我的印象，也把我的人生带到了另一个天地。我到河北的时候才13岁，一个陌生的高个子男人去接我和母亲的时候，别人说那就是我的父亲（继父）。他推着一辆又大又憨的自行车，没有挡泥板，没有铃铛，没有前后刹车，一路上，很多人和这个男人打招呼：把儿子接回来啦？这个男人很高兴地应答：接回来了。而我却在想，这个自行车怎么和我印象中的自行车不一样呢？

原来河北很多家庭里都有这种叫“大笨车”的自行车，是能够载很多东西的，车架比28自行车高大，车辐条还很粗，轮胎也厚实，后座也长，还没有车梯（停车用）。这样的“大笨车”最多可以拖载600多斤东西，在平原地区是很实用的。都是自家“攒的”，而把那种正规厂家出的“洋马马”叫“小洋车”。

我小小年纪就和这种“大笨车”打上交道了。学车的时候，连车都推不稳当，人比它高不了多少，总觉得这个家伙很难驯服，不是把我砸倒，就是被它没有把套的手把戳破了手心，有时候还划破了衣服，总把脚蹬子摔得过不了车架，还得用扳手扳回来。气得父亲多次警告我，不要再动他的“大笨车”。别的小孩，腿跨不过大梁，就把右腿掏进大梁下面骑车，父亲也让我掏着骑，我也很笨，怎么也“掏”不会，就跨梁学车吧，左脚助蹬掌握不好平衡容易摔倒，人小跨不上去，看见别人有个办法，右脚助蹬以后，左脚踩中间轮盘的中轴上，右脚再跨过大梁踩在脚蹬上，左脚再回踩到脚蹬上，骑的时候，身子七歪八扭。就这样，我这个笨蛋在多少次摔打中，学会了骑车。

家里穷，只有这样一辆“大笨车”，父亲还总骑它下地。每次回来，后座拖载山一样高的柴草。轮到父亲不忙的时候，才可以把大笨车骑出去，和小伙伴去“飙”车。玩命从坡底下往坡上骑，骑不上去，就结结实实摔在沟里。年少轻狂，骑着“大笨”去文安，去霸州，活脱脱的野马一样。

说实在的，看见别的少年有了新的“洋马马”，心里好羡慕，那么铃声脆响，骑得飞快，然后“嗞——”一个紧急刹闸，车便稳稳停住，真的好神气。没有车，去八里地外的东桥上学，每天用脚丈量两次，有时候晚了，母亲就去给我借一辆车。去六里地外的史各庄中学上学，也是会修车的爷爷“攒上”一辆小笨车，一骑就哗哗啦啦山响，老远就能听见那种嘎啦嘎啦声音。要过多少次，父亲也不买。最后说，考上高中，就买“小洋车”。父亲不给我买车并非对我不好，我也知道家里也是很难，土里刨食，我能上学就不容易，不能再要求更多。

于是，我就努力学习，也盼望初中快点毕业考上高中。考上高中了，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父亲委托当家子叔叔在天津的亲戚直接去天津自行车二厂，买了一辆“红旗”全套零部件，运回家来“攒”。看见新的“洋马马”，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当听见别人说“红旗”和“飞鸽”“凤凰”是三大名牌自行车，心里就更美了。有了这个“小洋车”，就脚不沾地了，在一个村里去旁边的一个胡同里，就隔几米，也要骑着去“嘚瑟”，显摆自己的新车。有了这个“小洋车”，我就对那辆“大老笨”就视而不见了，那一辆就真正成了父亲的“专车”。

骑上心爱的“小洋车”寒来暑往奔波在去大留镇求学的路上，这辆“红旗”载我一路欢笑一路豪情走过了三年。期间，父亲为了我上学方便，还给我买了手表。每次“长途跋涉”以后，我总要把它擦拭得锃亮。当我以12分之差名落孙山以后，心里好难过，对不起父亲和家人的期盼，对不起这辆崭新的“洋马马”。

后来父亲让我去“复读”，“复读”一个月以后，心理压力颇大：再考不上，多丢人呀？继而又回到了家里。“小洋车”又同我做了半年伴，母亲让我去当兵，父亲也默默支持。走的那一天。我坐乡里的小汽车去县里集合，父亲就骑上了那辆“红旗”去县里送我。泪别父亲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我的“红旗”，再见到“红旗”时是从军两年以后。

没有探家之前，父亲去部队看过我一次，我问起父亲，那个“红旗”还好吗？，父亲说，还好骑得怪。我心想，我回到家还能骑它去“嘚瑟”。

两年后，我探亲回到文安，父亲骑着“红旗”载着我和行李回村里。亲情叙罢，再去端详我的“洋马马”，它已经和父亲一样饱经风霜：辐条不再闪亮、黑漆也脱落不少，也不再油亮了，铃铛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挡泥板的螺丝也松动了。父亲的那一辆“大老笨”孤零零地依靠柴草棚里，像个老人一样，等待太阳照射，父亲也不再眷顾它了。

第二次探亲回到家就不见了我心爱的“洋马马”“红旗”了。父亲说，去外村办事，丢了。我说不是有锁吗？父亲说：“办事儿很快的，我就没锁，谁曾想那么一会儿功夫就让人偷了呢？”我想责怪父亲，一看父亲像做错事情的孩子一样委屈，我就没有再吱声儿。父亲又骑上了他的那一辆“大老笨”，“大老笨”象焕发了青春光芒一样，雄健有力，有种得意洋洋的神态屹立在院子中央的枣树旁，那时候，树上还有许多熟透了枣子，父亲没有让家里人打，说是留着，等我回来，打下来，给我吃，我心里热热的。

转眼到了1997年春天，一个父亲病危的电话，把我召唤到了父亲的病床前。这样，我和父亲两眼无语，我们相视了一个月的时光，他以53岁短暂的人生离去了。我流干了一生的泪水，一生的悔恨成为永远的痛：他在的时候没有好好地爱他。

后来，每次回到文安农村的家中，都没有父亲任何遗物，只有回忆中的音容笑貌。而他的那一辆“大老笨”被放到墙的旮旯里，母亲说邻居的一个爷爷要过，她没有给人家。每次看到那辆“大老笨”，就会睹物思人。它的主人是那么善良淳厚，它的主人用他庞大的心胸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影响着我的一生：让我勤奋做事、诚实为人。而它在哪个角落里，也如同它的主人一样静静地去了，锈迹斑斑，车胎早已干瘪。它和它的主人一样，曾经伟大过，曾经辉煌过。

如今我转业到廊坊市里已经快二十年了，其间也买过不少自行车上下班，每一辆都骑不过两三年，就坏了，随时间过去也就都淡忘了哪一辆哪一辆的印象了。这些自行车，给我感觉，花狸狐哨，不适用，没有早年间自行车的经久耐用，缺了庄稼人的“实诚”。自打买了汽车以后，就告别了自行车生活，最后跟我上下班的那一辆自行车，扔在地下室过道里，早已灰尘半尺高，没有了本来的模样。

每次回到老家，看见那死去的“大老笨”，我心里总是默默地问“亲爱的父亲，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原载2018年3月12日《廊坊日报》、此文荣获第五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