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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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荣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文学杂志编辑，几次投稿给她，她粗略地看过以后，就非常直接地否定了，一点委婉都没有，非常真实。打击得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写作的料，这条路还能不能走下去，让我对她所在的刊物都失去了信心。某天，她在某个角落里看到我一篇散文习作《爷房子 父房子 儿房子》，读后还感觉凑合，也许是为了鼓励我，说她可以编发出来。8月份见刊后，看到自己的作品虽然在散文栏目里垫底儿，但心里还是高兴的，收到杂志，再读其他人的作品，知道自己水平真的很有差距。再后来，刘亚荣又给了我一项写作任务，在她的指导下，也算是圆满完成了，在当年12月号杂志发表。
通过这两件事，我真正地认识到“编辑父母心”的深刻含义，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也算多了起来。偶尔在其他文学刊物上读到刘亚荣的散文作品，也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刘亚荣都是很谦虚地说，水平很有限，应该多看大家的作品。
人品决定文品，要从文先做人。在中学时代就被同学这样给了我一个这样的要求。
再看刘亚荣的散文集《与鸟为邻》（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由于工作等多方面原因，这本书陆陆续续地看，第一遍看了有半年时间，第二遍抓了点紧，用了两个月。
读后，对全书里的作品有一个通篇印象是：在概念边缘化的延伸，进行碎片化地表达。这是作者独有的写作特色，也是优势。也只有具有一定文学功底的作家，才有能力驾驭和把握这一写作水准。
何为概念的边缘化和碎片化表达？我曾经给一个文友做过一个简单的讲解。比如，写一部手机，一般的作者会从手机的品牌、价格、内存、型号、带电量、功能、厂商、元件等写得非常详细，写成手机说明书，好一点就是写铃声美妙，外形美观，最多添上这部手机的前世今生，比一个中学生作文强不了多少。一个优秀的作家要写手机，他会简单说这部手机是什么品牌和颜色而已，更多地会写用这部手机的人，那么会从手机里的铃声特色、手机屏幕画面、储存内容来突出人物，表达人物性格，表达人物隐私。还会继续延伸到与这个用手机的人的社会交往，或者做的事情。最终突出手机带给社会带给那个环境和时代的整体功能和进步来。
那么，刘亚荣的30篇散文作品，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写作特色和艺术色彩。散文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种，它以情境取胜，以跳跃式构思见长，以平淡质朴与绚丽多姿并举为语言特征。刘亚荣以自己独有的写作模式融合了散文的这一语言特征。
散文最大的特征是：形散而神不散。在阅读后还发现，刘亚荣的散文普遍存在三条线。第一条线，平凡生活的真；第二条线，小人物的爱；第三条线，文化底蕴的厚。这三条线紧紧拧成一股绳，那就是：美。这种美与当时的环境相联系，呈现不同的状态：凄美、绝美，壮美和优美。
刘亚荣在本书里的散文标题基本上都是人和物的实题，而不是那种诗化样式的虚题。实题非常简洁，还少有修饰，都是人人可见的物，都是人人熟悉的人，既普通又朴素，这样直接从标题上形成了每篇散文的概念化。例如：《石榴 石榴》《李子青 李子红》《水坑记》《茅草记》《炕田记》《种贝母的桂舅》《村里的川妹子》《二奶奶和她的旗袍》《摆渡的舅爷》等，都是概念化的标题。
读完全书，我们会发现，作者始终抓住人和物所在的孟尝村和潴龙河这两个环境进行深入挖掘，挖掘这里的人，挖掘这里的事，从而抒发出自己的情感。如果说村中的水坑是作者和那一方人共同的胎衣，那么潴龙河是作者和那一方人共同的血脉，孟尝村是作者和那一方人共同的母体。当血脉从母体里流出，那么我们的成长就是脱离母亲的过程，也是我们最终送别母亲的过程。
刘亚荣以曾经在孟尝村生活和成长的视觉，表达童年时的触觉，表述成年后的思考。并为此深深地眷恋，深深地怀念。为了深情地表达这种纯真感觉，很多笔法的处理甚至以儿童的视觉来描绘。例如：《石榴 石榴》一文，“屋内的石榴被我咬得直响，屋外的石榴树也在被窝里睡觉呢？”典型的儿童思维，非常的美好。在作家幼小的眼中，石榴是那么神圣，如同姥爷宽厚的胸怀一样，石榴肚子里装了那么多的籽，是那么的甘甜，姥爷的胸怀里也装了很多的慈祥和疼爱。但外在的表现都是那么朴实，一点都不张扬。趁着娘下地，和妹妹偷吃酸石榴，岂不知那是娘的“育儿法宝”。在所有写姥爷的笔墨中，《河边有群石头变的羊》一文堪称经典，写人的经典，写姥爷的经典。刘亚荣因为家庭原因，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对姥姥和姥爷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多年以后姥爷去世，甚至没有留下一把骨头，他居然不如一棵桑树”，凄美又遗憾。第三辑《鱼事杂记》里的文字，都是以物为题，从物中探讨乡村朴实的理论。《酱的形而上和下》《豆腐的乡村伦理》，是通过诸多小人物小故事来描述乡村里的生活哲学，最后以成人的高度来审视这些故事，得出乡村形而上和下的伦理观。三叔一生爱豆腐，一生做豆腐，以豆腐为生存，以豆腐“拱肩用力拉车，车上坐着三婶和三个孩子，边上拉梢的人，是我腿脚不变的五叔。”这些孩子还不是三叔亲生的，后来三婶扔下孩子跑了，三叔一个个地抚养他们长大，送他们上学。“也许三叔就是一块老豆腐，不管生活怎么样揉搓，即便老褶，也还是清白本真的姿态。”乡村的伦理并没有多么高深，就是这么悲切。这就是平凡生活的真。
有人说，作家就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人，要高高地审视生活，以高于生活的姿态来创作。这几年，市场上有很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文学作品，作家成为一种世界看客，表现上是在思考社会，实际上，内心一种决然的冷漠，拿小人物的故事丰满他们的文本细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亚荣一颗滚烫的内心，她的内心除了同情还有就是希望能为那些小人物做些什么，因为孟尝村的小人物们都给过她关爱，温暖了她的童年和少年。她用笔下的真情深深地祝福他们，为他们歌唱。
所有的文字里，都没有波澜壮阔的大事件，生老病死都是人之正常现象，在一个村庄里同样简单。例如《种贝母的桂舅》中，“概括桂舅的一辈子很简单：出生富农家庭，后摘帽，终身未娶，八十岁卒。具体岁数不详。桂舅相依为命的弟弟，已早他几年去世。”就这么简单，那么简单的人物就没有故事吗？有的，桂舅淘井，种贝母，编簸箕，省吃俭用一生。这就是那片土地上人们勤劳朴实的典型特征。《磨平的断掌纹》一文，写的是耀宗，耀宗先后娶过两房媳妇，第一房生过孩子过了几年就走了，第二房还带过孩子来，耀宗都视为己出，默默无闻地抚养这些孩子，即便孩子长大了对他不闻不问，他也毫无怨言。他窝囊吗，是有些窝囊，但他自有自己的心思，他没有别人那么大的能耐，留不住媳妇，剩下的就是努力干活，心甘情愿地尽自己的责任。文字里都是一系列的小人物，通过小人物，表达了最原始的农村风貌。刘亚荣虽然贵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刊物的大编辑，但是她在社会生活面前，面对居住房屋的无奈，如同一只寒号鸟一样凄怜无助，在她的视觉里，自己也是一个小人物啊：“小区外地风景令我沉醉，暖气又让我纠结，有谁能为我家的暖气把把脉？”
大地上的绿茵不尽然是大树，而更多的是那些歌唱着的一颗颗小草。小人物就像小草一样，紧紧地拥抱大地，珍惜每一缕阳光，珍惜每一缕春风。他们在珍惜这个世界的同时，他们任劳任怨地劳作，以自己之力为这个世界发光发热。刘亚荣笔下的这些小人物都以小草的姿态为世界提供绿意。这就是小人物的暖。
孟尝村几千年的历史，自然有流传了几千年的生存法则，也有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读遍全书，不难发现，平凡生活里包涵着小人物的暖，也折射着文化底蕴的厚。在第四辑《花落之院》中，几篇文字里，文化气息浓厚，用文化来温暖我们的肠胃。第四辑里更多地表述了和演绎了刘亚荣曾经工作过的乡医院。医疗条件简陋的乡医院，医生们都在演绎着“医者仁心”的情怀，不管是有编制还是没有编制的，没有一点为自己谋利的私心，有时候还为不能救活一条生命而难过，而恨自己无回天之力，“她龙飞凤舞的处方，是女人们的安心剂”。她们就像那一颗颗中药一样，不起眼，不奇特，但都有着救死扶伤的药效。他们善良得像那些中药，那些中药的名字就像一个个善良的女子，刘寄奴、女贞子、川木香、草豆蔻，一个个名字多美呀，像少女一样心底一样美好，这就是几千年的中医文化，在华夏历史上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让作者在梦里都在仰望着。《1990：延伸和终止》一文中：“我回顾我的文学生涯，中医药有着很大作用，中药丰富了我的认知世界，是我文学路上取之不竭的素材，寒、凉、温、热，四性皆有，酸、苦、甘、辛、咸，五味俱全。”文学的药性和中药的药性竟然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当然，前三辑的文字里也有着文化笔墨在刘亚荣的文字记忆里。饺子和面条都具有很悠久的历史，但作者就说，他们是同宗同根的亲兄弟，多么贴切的比喻啊。《饽饽简史》中，饽饽喂养了一个民族，也温暖一个民族的记忆。“每次吃烧饼，就会想起风雨中山路上负重独行的母亲。”“母亲走后，我的生日也煮面条，有时候吃着面条会流泪，这辈子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手擀面。二十多年过去，仓母亲有很多方式，这碗面却无可替代”。刘亚荣没有专门写母亲的文字，但是这些碎片化的文字，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慈祥的母亲，让人怀念思念的母亲，让人流泪的母亲。生命简短的母亲给了作家生命，还让作家更好地认识到世界：“黄河以北，有着无垠的麦田，金灿灿的麦子成就着燕赵威名。”“饽饽成就了一代代英豪，也养育了我等草芥。”书中很多这些带有哲理性的文化语言都是刘亚荣用母亲给予的生命给予的爱来体验，成为让读者学习的语言经典。
谁说农村就是落后和迂腐的代名词？那是他不了解真正的农村，那是他没有把一颗心放在农村，那是他没有和农村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质和本心。这些朴素的农耕文化和优良传统所折射出的真善美，就是最深厚最灿烂的农耕文明，厚重得如同刘亚荣笔下的陈年老酱，随风飘远的香；表里如一得如同刘亚荣笔下的卤水豆腐，一丝光亮都会反射出洁白。
诗人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一个作家的品质如何，都在她的字里行间里流露。读过《与鸟为邻》，眼睛不自主地湿润起来，刘亚荣不仅写出了她对那片土地的爱，同样也抒发了我对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