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无声

与父亲今生缘尽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本以为父子阴阳两隔，再无牵绊，但他那穿着褪色发白蓝布中山装的清瘦身影，却每每出现在我蒙太奇式的梦境中，而这种梦境往往重现着若干年前的生活片段，空寂而悠远，凄婉而忧伤。我们在两个世界缥缈的时空维度里，仍然在以梦境为背景的特殊环境中频频交集，难以割舍的亲情在这里延续。梦醒时分，深深怀念便油然而生。莫非真如量子纠缠所推测的那样，人死后灵魂不灭，独立的亲情单元天地相通，他们在阴曹地府仍然源源不断地向阳间的亲人传递着未尽的牵挂和祝福，遗憾和托付，而活着的人也在不时地接收着这种与外界绝缘的带有密钥的心灵感应。出于对父亲的深深思念，对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推测，我宁可信其有。

布衣父亲，平凡如黄土，渺小如草芥，沉默如大山，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太多的难以磨灭的回忆。

童年记忆中的父亲

在遥远的童年记忆里，已记不清什么时候走进父亲的身影。父亲个子不高，略显清瘦，粗布衣着，说话直率，办事干练，干活利索，热情豪爽，善于结交意趣相投的朋友。没有魁梧的身躯，没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没有显赫的权势地位，但这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却给了我别人不能给予的父爱和温暖，关心和呵护，教育和引导。孩提时代我就认定他是我一生最亲的人，我身后的大山。

也许因为我是唯一儿子的缘故，父亲对我多少有几分偏爱。在我天真烂漫却又风雨如晦的童年，处在多事之秋的父亲，在漫长的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没有缺失他慈祥的父爱。往事历历，仿佛就在昨天。

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孩子们，没有什么玩具，踢毽子、打“毛蛋”（一种将废布头、烂棉花、麻糟子等废物用细麻线捆扎成的小球）、抽木陀螺就是最常见的游戏。我的“毛蛋”是父亲扎的，木陀螺是父亲镟的，铜麻钱羊毛毽子是父亲教着做的。同龄孩子们有的我都有。

记得有一天，父亲去叶坝赶场，在合作社（那时农村供销社都叫合作社）给我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洋毛蛋”（皮球），我高兴坏了，立刻拿出去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他们都羡慕不已。第二天，我又带上父亲买的“洋毛蛋”去村头拍打玩耍，不料用劲过大，“洋毛蛋”蹦下村头大坎，滚到坎下王家磨的水埝渠里淌走了，我哭了，哭淌走的“洋毛蛋”。父亲知道后，说没关系，记住以后打“洋毛蛋”就到学校大操场上去打。过了没几天，父亲又给我买了一个同样的“洋毛蛋”。

有一次，父亲进城给村里办事，回来时给我买回一双非常漂亮的咖啡色凉鞋，谁知试着一穿，太小，根本穿不上。父亲怪自己粗心，我也多少有些失望。于是那双鞋就一直放在床头的大箱子里，过了好多年都还在。虽然没穿成，但每次开箱子看到它，就想起父亲对我的爱。

稍大点的时候，父母常打发我独自去二里地的叶坝供销社灌煤油、灌醋。一次灌了两瓶煤油回来的路上，在左手换右手时候，不小心将其中一瓶的系绳漏提了，油瓶跌落，瓶碎了，油洒了，我哭了。一瓶煤油五毛钱，在那困难的日子，开支每分钱都是经过精打细算的。遇到这种情况，别家的孩子八成是要挨打的，但父亲一点也没有责备我，只是嘱咐以后做啥事都要细心。

在那把一分钱当一元钱花的困难年代，农民给孩子买一样玩具，那已经是非常奢侈的行为了，我想父亲在给我买“洋毛蛋”、买凉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蹰躇，但还是买了，因为父爱是慷慨的。事虽不大，但只有他能做到。

邻村叶坝，有一个集体蜂园，养了一园的蜜蜂。父亲有养蜂的经验，叶坝村便临时请他去看管蜂园，那时我就是五六岁的样子，隐约记得父亲带我去蜂园的小木楼上住过几天。有天晚上，父亲把我安顿睡下后，就和叶坝几个朋友一起喝酒谝传去了。我在小木楼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屋里一片漆黑，我有些害怕了，大声叫爸，没人答应。寂静中传来老鼠啃楼板的声音，我越发害怕。我开始大哭起来，想用哭声驱赶内心的恐惧。父亲隐隐听到我的哭声赶了回来，我听到有人上楼梯的声音，便止住了哭声。父亲进门把我抱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说不用害怕，儿子家有啥好怕的。后来父亲晚上就不出去了。

那时已经开始出现挨饿肚子情况。我感觉一天到晚总是处在饥饿的状态中，每顿饭都是清汤寡水的酸菜拌汤，很少有吃饱的时候。有天晚上，父亲的那几个朋友来小木楼打平伙（相当于现在的AA制聚餐），几个人炖了一只鸡，买了一瓶酒，烙了几个饼，想背着家人慰劳一下饥饿的肚子。我在被窝里闻到炖鸡和面饼喷鼻的香味，听到他们津津有味的吃喝声，口水直往肚里咽。

后来我实在无法抗拒那诱人的香味，把头伸出被窝，轻轻叫了声爸，几个人同时转过头，看着我明啾啾的小眼睛，赶紧给我掰了半块饼，往碗里加了几点子鸡肉递到我手里。父亲看着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小馋根子到这阵都没睡，短了大家的口份子。他那几个朋友都说，娃在那里看着，咱们怎么忍心吃独食。在那饥荒危及生命的年月，人们尚梦顾惜怜悯孩子的人性依然熠熠生辉。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挨饿肚子那两三年中吃过的最香的消夜。农村打平伙是有规矩的，不能扩大范围，仅限于参加平伙的人，不能带家人。我那次算是破了人家的规矩。

山村的娃娃有点野，生性好动顽皮，玩耍中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大水坝河在村前流过，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水里度过的。过了夏至，天气热了起来，小伙伴们背着大人可以在水磨坊的老埝里、石板桥子下面的石槽里打一整个下午的跤水，大人拿着稍棍跟寻来了，便光着屁股，抱着衣服鞋子，四离五散地满天飞了，哪里还能追得上。其实，大人们禁止孩子们在河里玩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雷雨季节，上河发白雨，下河晒太阳，上河暴雨引发的洪水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向下河袭来，会把玩水的孩子们卷走。邻村就有过这样的悲剧发生。

尽管包括父亲在内的大人们反复警示，并引用真实事件严加教训，但收效甚微，我们的跤水还是照打不误，父母的话全忘在九霄云外。我每次偷着打跤水回去，以为父亲不会知道的，他问我打跤水了没有，我当然是矢口否认。谁知有一次我玩水回家后，父亲问：“今天又打跤水去了吧？”我说：“没有。”他走过来拉起我的裤腿，在我的小腿肚上轻轻一抠，皮肤上便出现一道显亮的白印子，他说，只有新打过水的皮肤一抠才会出现这种亮亮的白印子。于是，我无话可说了。父亲接着说，不是不可以玩水，而是要注意安全，看天色，上河天空有成片黑云的时候，就不能去河里玩水；水没过脖子的深潭里不要打水；不能在水里打闹，更不能互相把头长时间按在水里等等。其实，父亲干活的同时，也在观察天色，天色不好的时候就老远喊我们回家。父辈们把他们儿时受到的安全教育完整地用来教育我们。

儿时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那时学校好像没有取暖经费，在零下十几度的教室里上课，手冻僵了，笔都拿不住，毛笔尖上的墨水凝结成冰，根本写不成，牙齿哒哒相磕，浑身像筛糠，寒气灌入眼睛、鼻孔，涕泪俱下，两只脚早都冻麻，疼痛钻心。好不容易挨到放学，回家后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立马把我裹进温暖的被窝，好长时间脚腿才恢复知觉。然后将热乎乎的苞谷面散饭递到我手上，吃着热散饭，暖着热炕，一会儿浑身上下就完全暖和了。热炕、热饭，传递的是天地间难以忘怀的亲情温暖。

小时候念书家里太穷，每学期五毛钱的书费，一块五毛钱的学费，都会难倒家长。每当老师催逼，我向父亲要书学费的时候，他总是为难地说：“我的娃，我身上一百钱都没有啊！”看到父亲无奈的表情，我心里有点难过，他是确实没有钱，如果有钱，他是不会不给我的。我后来琢磨，父亲为什么说他一百钱都没有呢？我的书学费加起来才两块钱，哪里能花一百钱！最后才搞清楚，父亲口称的一百钱其实就是一分钱，解放那畔畔子上，流通的不知是啥货币，面额很大，但不值钱，一万元相当于后来人民币的一元钱。我向父亲要书学费的场景至今犹记，是那种幽默而心酸的回忆。

慈祥并不意味着放任。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中，做人的原则，是非曲直的判断，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分辨，如涓涓细流，铭刻于心。

有一回，我和几个小伙伴跟在一个瘸腿的过路人后面学他走路的样子，被父亲发现，严厉地收拾了我一顿，问我们几个，那个人难道爱自己成为跛子吗？他已经够自卑了，为什么还要学他走路，笑话他呢？问得我们哑口无言。从此，我再也没有嘲笑过生理有缺陷的残疾人。

还有一回，一个本家族的婆婆在河里淘菜，我在离婆婆有一小段距离的上游河边洗脚，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会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被对面山上干活的父亲看到了，晚上回家吃饭时，父亲对我说：“你今儿在河里洗脚，就没看见你婆婆在下面河里淘菜吗？你就没有想过洗脚的脏水会流到她的菜里吗？”我这才知道如果看到下游有人洗菜，就不能在上游洗脚，这也是农村人普通的卫生常识，也是对人的尊重。

乡下邻里之间，互相借个镰刀、镢头之类的家具物件是很平常的事，别人借东西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我们家借别家的东西，用后父亲便打发我们及时还给人家。父亲很看不惯借东西不还的行为，在他看来，有借有还是祖先传下来的不成文的诚信，村人邻里都应遵守。

小时候做过的淘气事不胜枚举，性质严重的，父亲还是要打的，但手里有分寸，给点害怕而已，绝不会伤筋动骨。主要是每次都能把道理给我讲明白。

父亲性格刚烈，他最见不得我流泪，我流泪时，他就说好人眼里火出来，哈人（软弱的人）眼里水出来。教诲我不管在什么场合，面临多大的困难，受多大的委屈，都不要流泪，而要坚强。

农人本色

祖父在父亲七八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兄弟六人参差不齐，大伯、二伯成家后各房另座了；桀骜不羁的三叔浪迹江湖，常在门外，最后杳无音讯；自幼受过伤的四爸，家里知道他干不了繁重的农活，就供他读书，读到武都师范快毕业的时候，为了逃避家里为他包办的婚姻，为了避免在家的弟兄们被抓壮丁，就在学校报名参加了远征军，一去不回，生死未卜；六叔尚小，读私塾。奉养母亲和干农活家务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肩上。

父亲十多岁就学耕地了。他眼色高，悟性好，很快就成了耕地的一把好手。农村的山田展样的很少，地块形状多是不规则的，凸出来，凹进入，很难耕出平直的犁沟。他告诉我，少年初学耕地的时候，为了把犁沟耕平，他先是在所有凸出去的地方通过反复回牛，把凸出部分一个一个耕掉，最后就和凹进去的地方处在同一条直线上，耕起来就顺手多了，牛和人都不吃力。在两边地头上，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多回几次牛，使地头两边的犁沟微微上翘，远处看整条犁沟就是一道漂亮的弧线。后来我在老大不小的时候也会了耕地，用上了父亲的方法，受益匪浅。

为了使土层更加活泛，父亲在耕第二遍地的时候，往往不会按第一遍的犁线耕，而是按前后两遍犁沟交错的要求，重新确定犁线方向，这样耕出来的地土层就通活了，有利于庄稼的生长。他还给我讲了调整犁头深浅的小窍门和许多诸如深耕浅种之类的农活常识。父亲性子急，再蔫的牛在他使唤的时候，只要听他一声呵斥，就不敢慢下步子。

他干活手脚麻利，我是赶不上的。庄稼人出坡做活，回来时都不是空身子，他们把这种现象形象地叫做锯不空回，地里的活干完后，大家都要上坡刮一背柴草背回家，作为烧炕做饭的燃料，不这样你就只能睡冷炕，不这样，你就没法把一锅酸菜拌汤煮熟。农民日子就是这么个过法，而且必须这么过。

有一回，我跟父亲上山干活，干完活他就拿着镰刀上坡刮柴了，只见他像旋风一样，运镰如飞，镰刃擦地皮霍霍镟进，卷起带着根部苔绒的菅草，前后左右几个转身，一背菅草就刮起放在那里了。我看得目瞪口呆，暗暗赞叹父亲真是太厉害了。

除了耕地，播种撒籽、锄地、割麦、碾场、扬场、赶牲口抓驮子、拾柴、磨面往往在行，干起活来细索利落，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

针灸妙手

在我出生那年，父亲患上了一种精神方面的病，每年都要犯那么几次，发作起来全身抽搐，不省人事，非常吓人。到处求医问药，一直都没有效果。我们姊妹们一大帮，小时候头疼脑热的事是常有的。尽管父母亲细心看护，但在那医疗技术条件差，缺医少药的年代，病魔还是从他们手中夺走我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的生命。

不知是为了探寻医治自己疾病的路子，还是为了护佑家人的健康，父亲结交了好多乡间医生。蛇崖的朱先生，孙家山的焦仁山先生，鱼龙孙家沟的王万成先生，成了父亲最密切的朋友。我们不管谁生病，首先想到的就是就近请他们中的其中一个来看病。平时不管是在叶坝逢场上遇到，还是在路上碰面，父亲都非要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做客不可，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待客，但家常便饭和满腔热情还是足以招待客人的。

可能是和医生朋友打交道多的缘故吧，渐渐地，父亲对医道产生了兴趣。只上过一年私塾的父亲，和文盲差不多。但他心灵好学，凭着一年私塾的那点微薄的基础，见书就翻，连猜带蒙，不耻下问，硬是识了不少字，最后竟达到了能读书看报、阅览四大名著、提笔写信的程度。中医生克治化、九味十八反之类的入门知识也有初步了解，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医针灸，看到他那些医生朋友们扎针治病的神奇疗效，使他对针灸产生了浓厚兴趣，几乎达到入迷的程度。

看到他如此喜爱，有个医生朋友便送了他一套质量非常好的钢针和两张人体穴位图。如获至宝的父亲，从看图入手，很快就将人体穴位分布及准确位置，以及所对应的脉络部位、主治病症熟记于心，接着就扎实练习扎针技术。他先是在内装棉花的布囊上练习，再到自己身上进行无数次地实针体验，短时间内便掌握了基本针法，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扎针的风险、禁忌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对不明白的问题虚心向懂行的医生朋友请教，同时借阅针灸医书，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在自学针灸的同时，还学会了简单的推拿按摩。

时间不长，他就开始小心谨慎地通过针灸和推拿，尝试着治疗亲戚邻里中四肢关节疼痛、小儿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小疾，不料还真有效果，这使得父亲大喜过望，增强了自信和继续在实践中探索的勇气。

在成县教书的六叔，不知从哪里给父亲买了一本叫《快速针刺疗法》的小册子，扉页上印着毛主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语录，虽然是文革时期出的书，但简单适用，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父亲边学边用，把上面介绍的方法，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进一步积累了他的针灸经验。

少年时期的我，因为放牛、打猪草、拾柴、干农活经常趟河淋露水，得了膝关节炎，严重的时候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腿不给力，根本干不了重活。父亲便大胆地用扎针艾灸组合方法给我治疗。当父亲把一二十根长短不一的钢针摆在针布上的时候，我害怕得要命，父亲鼓励我：“别紧张，就像莓子刺挂了一下一样，一点都不疼，要放松，不然一紧张肌肉收缩针就扎不下去了。”

用酒精棉球擦拭针体和皮肤后，父亲的第一根针扎下去了，我确实只感到像莓子刺挂了一下的轻微的疼痛，接下来就是那种从未体验过的不可名状的强烈针感，而当父亲再用指甲在针把的螺纹上轻轻扣动的时候，那种厚重麻木中蕴含犀利的针感就更加强烈，像闪电传遍全身。接下来的十几针，针针如此。我仿佛感觉到每根钢针都像是拿着大扫把驱赶着我膝关节中的炎症和疼痛。父亲给我扎针的那些日子，天气晴好，父亲说晴天扎针效果最好。经过一个疗程的扎针和艾灸组合疗法，奇迹出现了，我的膝关节不再像以前那么疼了，走路跛腿的现象也基本消失。又经过两个疗程的针灸，症状完全消失，双腿活动自如。我感谢父亲使我重新成为一个健康少年，更崇拜他的妙手神针。

村里有一个婶娘辈的长辈，她鱼龙娘家一个亲妹子也是患双腿关节炎，已经严重到无法走路。他们把病人从鱼龙山上接到家，求我父亲用针灸办法试着治疗一下，看能不能减轻病情。父亲答应后便按疗程对她进行了为期两三个月的针灸治疗。结果奇迹再次出现，病人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最后完全好转，痊愈回家。

村里谁家娃娃感冒发热了，请父亲去瞧嘎，经他一番推拉，发身汗，孩子立马就轻松了。有一次，邻家一个姑娘不小心从草楼上摔下来，肩关节脱臼，疼得要命，家人着急地把父亲叫去，父亲询问了一下她摔下来的具体情形，托起她的肩膀，让她转过眼去，父亲迅速地一抻一拽，只听嘎嘣一声，在病人的一声惨叫中，脱臼的关节成功复位，立马就不疼了。

父亲虽不是正规医生，也没有什么行医资质，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神医，但在远离医院的乡间却能救急，甚至救命。不知多少个夜晚父亲被大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唤醒，带着他的针灸包前去救人。有时为了争取时间，来不及消毒，就把钢针在煤油灯焰子上一燎，争分夺秒地下针。一针下去，片刻之间，昏迷休克过去的病人慢慢醒了过来，肚子疼得滚蛋蛋的病人疼痛立马减轻。有时来不及行针，为了争取时间，父亲就以指甲代替钢针，狠狠掐进病人的救命穴位，也能产生起死回生的效果。

针灸是农民父亲的业余爱好，能给邻里乡亲服务，给病人治好病，就是父亲最大的快乐，从未想到过从中得到什么报酬。耿直的父亲就是这样，乐于助人，分文不取。

三生劫难

平凡善良、乐于助人的父亲，一生中却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劫难。

由于父亲性格刚直，爱憎分明，心直口快，在小农意识浓厚、狭隘自私现象处处可见的乡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些人。乡人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矛盾纠纷也不是不可调和。但如果叠加上连番政治运动风暴的跌宕碰撞，情况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在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人人自危的六七十年代，麻烦找上了门，厄运降临到正值壮年的父亲身上。

父亲本有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五。我的四爸抗战时期在武都师范上学，毕业之际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和另外五名同学一起，走出国门，走进烽火连天、生死难料的国际抗日战场。在解放战争后期家里曾收到一封从福建龙溪中学发出的他的家信，从此便再无音信。他走了，留给亲人们的除了默默地挂牵，还有苦痛和灾难。远征军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军队，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明确的定论；远征军出征抗敌的真正意义也没有人去探究。

四爸的下落始终是个谜，但在家人和外人私下的猜测中都倾向于他还活着，如果活着那肯定是去台湾了。人们口里不说，心里却暗暗往这方面去想了。六十年代初，台湾的蒋介石趁大陆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等时机，一度叫嚣反攻大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家乡开始有了我四爸在台湾已经做了国军连长的风传，后来更是绘声绘色地说老将反攻大陆他主动报名要随军打回来。传闻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被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在阶级斗争风高浪急、政治神经高度敏感的年代，哪怕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也会被无限上纲上线，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带来厄运。大概是一九六二年的春节，父亲写了一副民间最常见的冬去春来、辞旧迎新的春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哈哈寒冬已去”，下联是“嘿嘿春风来临”，横披是“丰收在望”。门上的春联贴出去不久便不翼而飞。接着在党政相关部门的案头有了一封匿名信，检举我父亲写的对联有政治问题，举报材料所引用的我父亲所写春联内容，完全成了一个与原作大相径庭的版本。上联变成了“哈哈眼看寒冬已去”，下联变成了“嘿嘿耳听春风来临”，横披变成了“大有希望”。

后来，还有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更加重了对父亲的背子。三妹出生后，全家人想着给取什么名字，因为妹妹是第三个女儿，大家都说就叫三英吧，虽然土气，但好记，也名副其实。父亲诙谐地说，别人家和她同年出生的孩子，人家都有口粮、布票、划了自留地，就她啥都享受不上，没吃、没穿、没土地，还不如叫“三苦英”算了。就是这句为给孩子起名字而随口说出的抱怨，却传到社会上，被当成是父亲对现实不满的证据。父亲的罪过因此又加了一等。

一副平常不过的春联，经人为篡改，被解读为是父亲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盼望他四哥从台湾打回来的心声；一句因给孩子取名随口说出的怨言，被当成是对现实不满的证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两件事被持续炒作发酵，当作一个很严重的政治事件和阶级斗争的教材。

父亲遇到了一生中难以回避的劫难。两个问题虽然因为证据过于牵强，公安机关没有定性，四清运动重新划定阶级成分时，我们家依然是下中农。但父亲始终被这两个问题纠缠，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主观臆造地戴上了一顶山寨版的“坏分子”帽子。尽管公安局没有备案，地富反坏右的名单中也查不到父亲的名字，但他依旧糊里糊涂地被当作阶级敌人错误对待十几年。这期间，他自己受尽磨难不说，我们做儿女的也受到牵连，入不了团、入不了党，推荐上高中、上大学的好事对于我们更是连边都沾不上。接踵而来的社教，四清，“文革”，刮台风，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一遍遍摧残着父亲的身心，考验着他的精神和意志。每当看到父亲和那些正宗的地、富、反、坏一起靠墙根蜷缩成一线，准备接受斗争时，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他和其他地、富、反、坏一样，被队里临时摊派一些诸如扫雪、修路、河里支趔石、学校厕所出粪、送信之类的无偿劳动，叫做劳动改造。

运动是残酷的，但倔强的父亲从不承认强加在他头上那顶帽子，只要有说话的机会，他都会据理力争。生活中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该吃吃，该喝喝，该乐乐，干针照扎，给乡亲们的病照看，每年春节门上的对联照写照贴。村里办花灯，演戏，他始终是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用他的三弦奏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盼。

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喜欢课外活动学校按班轮流安排的阅读活动。不但可以沉浸在课外读物引人入胜的情节中，而且还可以借阅成套的连环画等书籍回家阅读。我每次借回去的书，父亲也喜欢看，甚至比我还入迷。他不但自己看，而且还讲给母亲听。在寒冷的冬夜，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父亲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新近看过的革命英雄人物故事，水浒传等历史故事章节。清楚地记得，当父亲讲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倒拔杨柳树，林冲雪夜上梁山等精彩场面时，常常引得全家人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愤愤不平，时而扼腕叹息。

有时白天挨斗，晚上庄里人依然能听到从我家旧屋里传出的父亲悠扬的三弦声。

在父亲乐观精神的感召下，我们也学会了坚强，像野火烧不尽的小草一样，顽强地生活着，在艰难岁月中度着自己的苦乐年华。

沐浴阳光

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我一天天长大，尤其是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父亲及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压迫终于解除。阳光照亮了父亲的心头。

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结束了，农村大锅饭的时代结束了。重获人身自由的父亲，终于又回归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静安宁的农民生活。农村土地下户时，我已参加工作。那时父亲五十出头。在自己家的承包土地上干活，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他和母亲起早贪黑地劳作着，每年打的粮食都相当于大集体时所分粮食的好几倍，余粮装满几大柜。再不用担心挨饿肚子了。

我参加工作后，领到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多少能补贴一些家用。后来妹妹也考上师范毕业当老师了，我们就劝父母亲不要过于辛苦，重活就不要再干了，但父亲总是说，现在时代好了，幸逢盛世，日子好过了，闲着也是闲着，出坡多干点活对身体好，山水之间空气清新，心情更加舒畅。他不但种庄稼，农闲的时候还漫山遍野地采挖中草药，买草药所得的几个小钱，有时会打几两小酒，邀上几个邻居村人对饮几盅，海阔天空的谝会儿闲传，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女儿出生后，父亲特别喜欢他这个唯一的孙女。等到孩子两三岁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把她送到谈坝老家住一两个月。父亲成天带着她在田间玩耍，在河坝里戏水，祖孙相处格外亲近，其乐融融。

好日子不经过，一转眼父亲已年逾花甲。父亲和全家人迎来了一件最激动人心的喜事。

一九八八年的一个秋日，隆兴乡邮电所的邮递员将一份寄自台湾新竹县湖口乡的信件交到我父亲手上，信封上收、寄件人的地址、姓名竖排书写，潇洒的板桥体繁体字独特飘逸，收信人栏内写的是已故二十三年的大伯的名字。心有灵犀，父亲凭直觉立刻断定那是我四爸的来信。信的内容只有短短一页，但言简意赅，思念亲人故土的情感充满字里行间。

次年夏天，乡音未改、年近古稀的四爸像自天而降一样回到故乡。这时父母早已过世，三个哥哥也已先后辞世。与老家亲人团聚悲喜交集，大家都哭了，但他没有哭，他说他眼泪早已流干。看到老家家族人丁兴旺，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他很欣慰。看到几十年间家乡的变迁，也是感慨颇多。四爸饱读诗书，知书达礼。回乡期间，他还利用有限的时间，与远远近近的亲朋、同学聚会，畅叙别后之情。他口才极好，很健谈，在和亲友、同学、客人、晚辈交流攀谈的场合，言谈举止礼貌得体，平易近人，思维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明快，娓娓道来，温文尔雅，气氛轻松活跃。

当得知他的同学王志正、王礼贤等人在四十年代后期都加入了陇南地下党的情况后，他感慨是历史和命运把他们分割在不同的营垒，走上不同的道路。他说要是不去当兵，他也会去延安加入共产党的。其实，他说得没错，早在武都师范读书期间，他的思想就有进步倾向。

父亲知道他爱吃烧土豆，在老家待的那几天，每天都在灶膛烫灰中埋几个土豆，烧熟后刮得焦黄焦黄的给他吃，他吃得津津有味。四爸不挑食，叮嘱家里人不要特意给他编排生活，大家吃啥他就吃啥，家常饭就好。看到他和我们一道吃家乡酸菜饭的情景，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他却是那样意味深长地细细品尝久违了的家乡味道，我们也就释然了。看到家乡的壮美河山，他说要是有一部车子就好了，他很想开上车到处转转。三十多年前，哪像现在家家都有私家车这么方便，那时车少，四爸这个小小的要求我也没法满足，实在是太遗憾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探亲期满返回台湾的那一天，在和全家人合过影后，四爸、父亲、六叔弟兄三人单独合了一张影，今生今世的兄弟亲情永远定格在那帧照片中。然后风流云散，再未相见。

千回百转的四爸故土难离，走不下场。头天刚发过暴雨，隆兴河的水还没有旱下去，他不要人陪，独自一人趟过浑黄湍急的河水，向长眠在河那边老坟地的双亲及列祖列宗作最后道别。他把浓浓的乡愁和对故乡亲人的深深眷恋，浓缩在从父母坟头取来的那抔黄土中，带着它踏上了一去不返的路途。

在那悲喜交织的日子，父亲的情感世界五味杂陈，翻江倒海，不可名状。四爸来了，四爸又走了，像一阵风，一团雾，一出戏，一场梦。四爸走后，父亲的话少了。有时一个人在那里沉思，是在思念远去的手足兄弟，还是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不得而知。

和以往一样，隔一段时间想孙女了，他就搭车进城在我那里小住几天，留他多住些日子也留不住。有时看到我训斥孩子，他虽心疼孙子，但看看我严厉的脸色，便吓得不敢言语，欲言又止，但不愉快的表情挂在脸上。过后想起这些过程，对娃对父亲都觉得愧疚，心里好后悔。

日落青山

我一直以为父亲一生勤劳，精神矍铄，乐观开朗，也没有许多老年人常有的肥胖症状，健康方面一定没有问题。

但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好了。父亲在不知不觉中有了酒瘾，而且饮酒往往过量，这为他的健康留下了致命的隐患。事实证明，由于过度饮酒和饮食方面的原因，他很有可能已经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只不过他自己和我们都不知道而已。

一九九五年，父亲进入古稀之年。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人上七十，就是风底下的灯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撒手了。因此，就得考虑置办棺木的事了，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还有一种说法是，提前做好棺木预备着，老人反倒会健健康康地活好多年。给老人做棺材是子女尽孝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理应该由子女主动计划办理，但又怕大人多心，反倒不好提说。如果父母能自己提出来，子女就好着手准备了。

给老人提前做棺木，一般要在农历有闰月的年份做。父亲满七十那年，正好有闰月。过罢年，父亲就在我跟前提说这事了。于是我们就计划在中秋节破木，提前请好了木匠，定好了日子，从舟曲林业局买的大山木棺板提前几年就准备好的。

人算不如天算。离原准备给父亲做棺木的中秋节还有三天时间了，我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去邻居家和我的一个舅舅辈的长辈聊天的时候，突感不适，几秒钟功夫人就昏迷不醒了。我那个舅舅赶紧把他背回来，人一直昏迷着。

接到电话，我当天就赶回家，准备拉进城救治。我事先咨询了市医院一位熟悉的脑系科大夫，他听我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后说，这种状况下是不能动的，弄不好人半路就不行了。同在市医院工作的我妻子，请那个医生按病情症状开了些药，急忙赶回来给父亲把液体输上。但父亲一直都没有醒过来，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熬到第三天早上，父亲出现了点头呼吸的状况，我妻子说爸要走了，我赶紧把父亲抱在怀里，他的呼吸渐渐微弱，在我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开我们，心如刀绞。

如果是身体健康的老人，活到八九十岁，甚至百岁的大有人在。七十岁辞世未免太早。但生死有命，难遂人愿。庄里人说，父亲过世虽然早了点，但没有受床灾之苦，是有德缘的人。还有人说父亲去世时，儿女们都在跟前，是有福报的人。德缘也好，福报也好，啥好都不如父亲活着好。

棺材是父亲迷眼后几个木匠连明赶夜做的。下葬的时辰定在三天后的晚上十点。到了那天，白天全庄人先把棺材发到墓地上，等待晚上按时辰下葬。下葬的时候天降大雨，几个异姓兄弟白天提前就把电灯接到坟上，众人乡亲们齐心协力冒雨安葬了父亲。

走完平凡的人生之路，离开充满爱恨情仇的人世，长眠在他生于此、长于此，老于此的故土怀抱，青山相伴，苍松拱卫，落叶归根，魂安故里，父亲应该是欣慰的。父亲永远地走了，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却永不磨灭。

青山无声，宋水长流。三十个春秋过去了，除了最亲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能记起平凡的父亲。为了忘却的记念，我早就想写一点东西，以寄托对父亲的怀念。但父亲一生坎坷，经历的事情太多，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下笔。思考了很久，凭着遥远的回忆，形成了上述文字，以此纪念天堂的父亲，并期望能读到此文的亲人们，朋友们，还能在文章中看到父亲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