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写往深秋的信

一封写往深秋的信：父亲，你到底藏在哪里？

谭文骞

一

父亲这次玩大了。

他把自己藏了起来，竟长达十年之久。

那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那年深秋，我陪着父亲从县城返回故乡。车子行走在蒿坪河蜿蜒狭窄的山路上，阳光很好，像细碎的金子，洒在两岸苍翠的树木上，野花在路旁招摇，有风从林间穿过。父亲执意要坐在货车的车厢里，他躺在那架漆着黑漆的硕大的方形木椅上，一言不发。我坐在他的旁边，双手扶着他的椅子，心想，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平时不是最喜欢聊天的吗？我紧紧握住木椅的扶手，多次想跟父亲讲话，可父亲就是一言不发。我抬头看看天，天空没有一丝云，午后的太阳投下干净、疏朗的光，把两岸的林子照得异常明艳。空旷的山林间，除了一些清脆的鸟鸣，我只能听见自己复杂的心跳。有多少年了，我没有拥有这样一个和父亲独处的安静的午后？

多年以后，我常常在那样的午后，怀想多年前的那个午后。生命中实在有太多不可料想，很多不经意的时间片段，你以为日后一定会重现，一定会长久拥有，甚至天真的认为这种场景可能会不厌其烦地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是你错了，最是那些我们不经意的物事，不经意地和你挥挥手，便倏地一下消失了。那样的一人、一景、一物、一刻，成为最后的别离，定格成生命中最久长的一瞬。原来，忧伤不是上天的惩罚，怀念才是人间的恩赐。

二

父亲是一名教师，这是我开始有记忆以来的记忆。父亲因为上过中学，算是有文化的人。他先是在大队里做会计，因为看不惯支书的做派，一怒之下，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修209国道，义务工。后来村里办小学，村里人便把村里唯一读过书的父亲找了回来。于是父亲就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到“野师大”（野三关师范）进修，再经过层层考试，终于成了一名“吃皇粮”的公办教师。所以，我们家也是村里第一户可以凭粮食折子吃平价大米的人家。父亲对教书近乎狂热，却又以严厉著称。他的小学数学教得不是一般的好，很多经他教过的学生升入初中后，都受到初中数学老师的交口称赞，说小学的数学底子打得牢实。他尤其擅长解答数学应用题，小学六年级的数学应用题很是有些烧脑，连有些老师也搞不懂，便来请教父亲。那时，父亲便会挥着他瘦长的手，唾沫四溅地给他们讲解。父亲教育学生特别严厉，有上课不听讲或平时犯错的学生，在受过他第一次鞭打后，便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学生在家里顶撞了自己的母亲，父亲把他叫过来，让他跪在我家的堂屋里，然后举起竹鞭子狠狠地抽打他的屁股。那时的我还很小，只觉得一时间天颤地震。然而，画风却在分秒间转变。父亲打过那个学生之后，递给他一条毛巾，让他擦去鼻涕和眼泪，然后坐下来耐心地给他讲道理。天黑了，父亲打着手电或是举着火把，亲自送那个学生回家。我站在门口，看夜路上移动的星火，像旷野里的一只闪亮的萤火虫。那时我觉得，父亲真让人捉摸不透。

父亲到底教过多少学生，谁都说不清楚。只记得儿时，每当年节时，家里会来很多年纪或大或小的人，他们见着父亲，首先必定毕恭毕敬地给父亲鞠个躬，然后响亮地叫一声：“让老师！”因父亲名字中有一个“让”字，而我们村里同姓人太多，所以大家就习惯这样叫他。然后，便是大家坐下来海阔天空地聊天，那些叫我父亲“老师”的人，首先问一下父亲的身体及工作的情况，然后便开始谈论他们在山外的见闻。一向善言的父亲，便只是静静的听着，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平日里教学生时的严肃，早已荡然无存。偶尔会有人说起父亲的竹鞭子，大家便哄然一笑，手不自觉地摸向自己的屁股。我们兄妹躲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趣闻，那时想，读书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父亲教过的学生竟然知道那么多有趣的东西，父亲真是伟大。

我常常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深秋午后，汽车缓行在山间公路上，一片红叶带着花香飘落进车厢，又一片红叶带着花香飘落进车厢。我看向身旁的父亲，他微闭着双眼，依然一言不发，阳光为他瘦削的脸庞镀上了一层金子。他似乎很放松，也很满足，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午后，有继承他衣钵的儿子静静地陪着他，悠闲地走在回乡的路上，静默也成享受。

三

父亲有一颗精明的头脑。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为了支付我们兄妹五人上学的费用，父亲想出了各种办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的薪水微薄，为了应对各种困难，父亲除了教书，还要务农。有一年夏天正午时分，父亲从地里回来，手里拿着一个用报纸做成的尖筒，里面装着半筒玉米花粉。父亲告诉我，他是在给玉米传粉，种植种玉米。那时我并不知道“制种”是什么意思，只记得秋收后，村民来到我家，用一升（四斤）玉米换一斤种玉米，直到那个时候，母亲才终止因父亲种植种玉米产量低而对父亲的抱怨。父亲还养过长毛兔，不过后来也是因为母亲的不支持把兔子一锅炖了，香飘满屋的兔肉着实让我们高兴了好大一阵子。父亲还种过白术，卖过一些钱；父亲会炸馓子、理发、做支客师、写对联、写碑文，精通书法和珠算。我们兄妹人人都有一手漂亮的书写，都是父亲逼出来的，他要求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用毛笔做作业。我曾亲眼见过他两只手同时拨算盘珠，左手打加法，右手打乘法，结果分毫不差。

即便家里人多口大，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依然属于上乘。逢年过节是一定有白米饭的，管够，不像别人家，过年只能用白玉米磨成面，做成远看像白米饭一样的东西。八零年前后，父亲买回村里第一块手表，青岛牌，二十二元；两年后，他又买回第一台收音机，黄色的外壳，可以收听三个台，尤其是有儿童台，每到正点的时候就“吹钟”报时，只是很费电池；没过多久，他又买回一部缝纫机，自此，母亲就不用像其他家的妇人那样一针一针地给我们做衣服了，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兄妹五人都能穿上母亲用缝纫机做出来的新衣服。父亲曾经穿着长呢子大衣和皮鞋，背着手，在村里踱步，村民看见父亲，大老远高声喊着父亲“让老师”或者“兆爷爷（父亲的小名叫兆娃子）”，热情地邀请他去家里喝茶。那时，我跟在他身后，觉得父亲真的很帅。

多年以后，我常常想，父亲为什么会那么能干，把一大家子的生活过得如此风生水起、春意盎然？我怀念那个阳光明媚的深秋午后，我想问问父亲，请他教给我一些生活的秘诀，但父亲依然闭着眼睛静享阳光，脸上的笑容很神秘。有风从树梢掠过，打一个旋儿，再攀上车厢，轻轻地停在父亲的肩头。十年来，我常常感觉依然和父亲走在那条回乡的路上，彼时阳光很暖和，像一杯醇香绵远的茶。然而，别离如此简单，相逢遥遥无期。

四

父亲的慷慨远近闻名，也由此招致母亲很多抱怨。谁家有什么事情，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总是第一时间来请父亲帮忙解决。那时总有南来北往的货郎，挑着各种小商品走乡串户，打我家门口经过，必然会被父亲邀请到家里，喝茶歇脚。聊过一会儿天，父亲总是不顾母亲使过来的眼色，一再问他们饿不饿，也总有不讲客气的货郎，随口一说有些饿，父亲便招呼母亲赶紧做饭。母亲只得揭开几乎看得见底的米缸，小心的舀出半碗米，或是从报纸包着的挂面里仔细地抽出一束，步履沉重地走向灶边。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怨恨父亲，要知道，白米和挂面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种奢侈品，我们自己都舍不得吃。

我清楚记得一九八二年的腊月三十，父亲一大早就去陈家湾挑水，回来的时候有一只水桶的口沿用树枝盖着。父亲面带神秘的笑容，说猜猜桶里有什么。母亲和我们兄妹五人围住水桶，心想，这水桶里到底有什么神仙宝贝？我们使出全身力气踮起脚尖尽一切可能想要去攀爬想象力的最高峰，但最终还是在这场推理中败下阵来。父亲掀开树枝，从水桶里提溜出一串鱼来，最长的足足有筷子长，长江里的麻花鱼。我们惊呼开来，那种面对幸福突然来敲门时的无所适从一度令我们窒息。过年的氛围立马异常浓厚起来，我撒开脚丫子，奔跑在邻居们之间，高声告诉他们，我家买鱼了。

生活中真的有太多不可预测，就像我们无法预知父亲会变魔法一般弄回一串鱼一样，我们更无法预知这串鱼竟然消失得如此之快和离奇。就像蹦床，前一秒钟，你还在快乐的巅峰，下一秒，痛苦和忧伤便紧紧地将你抱住，令你欲罢不能。当我返回家的时候，家里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大群人。我一时很是惊慌，倒不是担心父亲惹上了什么麻烦，只是第一感觉，今天可能吃不上鱼了。那时的我还没上学，不懂什么叫预判和逻辑推演，但当时面对那种情景时的恐慌至今令我刻骨铭心。我像一个先知，料中了一切事情。这群闯入我家的“天外来客”“魔鬼祸星”“饕餮之徒”，是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学院的考察队，过年不能返家，途径我家门口时，被父亲邀请到家里来的。当他们摸着嘴角零星的油花和父亲告别时，带队的老师留给父亲一张窄窄的纸条，上面写着“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学院，周某某”，还有一串电话号码，只有六个数字，说是以后可以联系他们。看着桌子上干净枯瘦的鱼骨，我们把怨恨深深地埋在心底。我们谁都不和父亲说话，而父亲却只是咧着嘴，朝我们这个笑一下，又朝那个笑一下。

我很想再次回到那个阳光明媚的深秋午后，笑着问一下父亲，当年别人吃我们家过年的鱼的时候，你到底心不心疼？然而，彼时的父亲依然保持着他固有的姿势，甚至连看都不愿看我一眼。汽车颠簸着又翻过一座山，脚下的河已经变成了一缕细线。我摸着父亲的木椅，黑色的漆透着一股清香，阳光越过树林，投下斑驳的光影。回乡的路很长，我担心父亲会迷恋他的故乡。

五

父亲的嗓门比他的慷慨更负盛名。每当夏夜来临，月光从村口一个叫射狼坪的地方漫过来，一大群人便聚合在我家门口的杏子树下，先是讲一些花妖狐鬼的事，吓得我们不断往父母怀里躲。父亲并不掺和他们讲鬼，也不阻拦，通常只是笑笑，这与他一贯的聊天风格极不相符。上半场终于结束了，父亲给众人分一次烟，清清嗓子，接棒下半场。他先是宣讲从报纸上得来的国家政策、形势变化，然后又说到如何科学种田，当说到那年我们家又收获了三十八筐玉米成为全村之最时，父亲激情昂奋，站起身来，两手不断地挥舞，眼睛在月光下闪着钻石般的光芒，裸露的上身，黝黑的皮肤下，藏着一根根精神抖擞的肋骨。那时候去县城，我们是要坐船的，一种叫小火轮的班船，机器的声响很大，但只要父亲坐在船上，它永远干不过父亲聊天混白的声音。父亲还是支客的一把好手。村里的红白喜事，必然会请父亲到场，或出谋划策，或主持重大仪式。那几天，村子的上空，便只听得见父亲高亢清亮的声音。

只是后来呀，父亲渐渐变得不再那么张扬了，但结交朋友和聊天依然是他的长项。当我们兄妹五人渐渐长大，各种支出费用尤其是学费越来越多。在那个年代，父亲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对于五个人同时上学所需的费用，实在是杯水车薪。每年八月底我们上学前的日子，夏夜的杏树下再也听不到父亲的高谈阔论，也看不见父亲瘦小的身影。我们一家人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或是倚靠在门墩上，凄然地望着村口。很久很久，会望见一个很小很小的光点在移动，又等了很长时间，光点移动到家门口，是父亲给我们借学费回来了。父亲见了我们，便会问我们怎么还不睡。如果他的声音响亮，我们就知道可能借着钱了；如果声音细弱，我们的心便更加沉重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他紧缩的眉头，在那劣质香烟缭绕的叹息声中，我们听见了沉重生活的压迫，以及压迫中无法言说的孤独和一筹莫展。但不管怎样，我们却都能在上学的那一天带着足够的学费，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后来，当我们家的老五——最小的妹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父亲说话的声音似乎又高了一个八度。

我一直坚定地相信父亲的超强口才至少有一半是为借钱而生的。只可惜我没能在我一直怀想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深秋午后，去向父亲求证这件事情，我也知道，父亲是不会跟我谈起这件事的。他悠然地躺在那里，微闭双眼，把他的生活经验编辑成一种静默的姿态，让我自己去领悟。有时候，说教不能替代一切，摸索和思考让一个人变得成熟和强大。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个午后的阳光，温暖得直教人掉眼泪，即使父亲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就是喜欢这样和父亲静静地待着，任阳光逆流成河。

六

父亲嗜烟如命。打我记事起，买烟就成了我每天的主要工作，这也是我的特权，因为有时候可以得到一分两分钱的小费，够我买两三颗水果糖。父亲先前是抽“叶子烟”的，每天至少要二两。听母亲讲，父亲曾经拥有一个玉石嘴的烟袋，有一次解手的时候，烟袋掉到了粪坑里，父亲立马挽起裤脚，跳到粪坑里用手捞烟袋。这也成为父亲一生唯一一件最不堪的往事。做教师以后，父亲改抽纸烟。父亲抽得最多的是大公鸡，后来也抽过马鹿、宝牌、君健、银象、金芙蓉、红金龙。有一年过年，他的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学生，来我们家拜年的时候，给他带了两条白鹿鸣的香烟，六角五一包，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滤嘴香烟。这两条烟让他炫耀了好长一阵子。为了筹到每天的“口粮”，父亲同样费劲了心思。有时候偷母亲攒下的少得可怜的钱去买烟，有时候指使我们去村里的小卖铺赊烟。有一次，天下着小雨，父亲给我一角一分钱，面带狡黠地对我说，去给他买一包大公鸡的烟，剩下的钱归我。我当时想都没想，便兴高采烈地去了。等我买到烟的时候，店老板才告诉我，一分钱都没有剩的了，我当时很是懊恼，回家的途中，我把烟狠劲地扔在地上，要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才悻悻地擦掉粘在烟上的泥巴。

应该说，父亲还是我吸烟的导师。在小妹出生之前，我当过很长时间的幺儿子，受全家人宠爱，糖果自然就吃得多，结果吃坏了牙齿，总是闹牙痛。晚上痛得睡不着，父亲整夜整夜地背着我、哄我。父母在让我含黄狗树皮、含花椒仍然对抑制牙痛无济于事的时候，听取了隔壁三伯娘的建议，让我吸烟来熏牙齿里的虫。事实是，牙里的虫没有熏死，我却可以明目张胆地吸烟了。自此，我便从大约六岁开始，开启了至今仍然无法返程的吸烟之旅。我曾经偷过父亲的烟，然后躲到无人的地方，一个人体验父亲吞咽吐雾的幸福滋味；也曾经揪过三伯家烟杆子上没有捋干净的碎叶，用书纸卷了来抽。

参加工作以后，每次回家，我便和父亲对坐着，一人手里夹一支烟，聊工作，聊家里的事。他会跟我讲起最近谁谁谁家里的孩子考上研究生了，谁谁谁得病死了，但更多是问我工作上的事情，问得多了，有时我也懒得回答。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在父亲把自己藏起来的三天之后，我整理父亲放在床头的一件衣服，口袋里有半包抽剩下的烟，红金龙，五块钱一包的。黑夜里，我点燃一支，苦涩立马弥漫进胸腔。我大口大口地吸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生怕漏过任何一颗未燃尽的烟丝。

然而，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深秋午后，当我给父亲递烟的时候，父亲却不愿伸手去接，任由我一人独自抽着烟。父亲安静地躺在那里，把我一个人丢在阳光里，轻烟被秋风卷着，飘过父亲的脸庞，渐沉的暮色，我的眼前一片沉重的模糊。

七

汽车爬行在苍茫的暮色里，故乡渐渐呈现出苍白的样子。车子拐过最后一个山头，我看见老屋院坝上亮起了异样明亮的灯火，有白幡在风中飘摇；我还听见了嘈杂的人声和零星的锣鼓声，有人在大声地喊着：“兆爷爷回来了，把锣鼓敲起来。”我挪挪身，大声叫着父亲，父亲不应，我又摇摇父亲的木椅，父亲还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父亲这是怎么了？都到家了，还不该起身吗？父亲是不是太累了？

我一时惊慌起来。哦，我的父亲，我的操劳一生的父亲，我的一直等到他最小的女儿参加了工作才把自己藏起来的父亲，恐怕就这样毅然决然地离我们而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地喊他一声“爸爸”了；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不怕忌讳，带着我来到别人家的坟堆前，去辨认碑上的文字，教我怎样书写碑文了：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教我辨识对联的平仄、民间坐席的尊卑位次了；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在听说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沉迷打麻将，连夜步行赶到我的单位，却什么话也没说又回去了。从此以后，我犯了错谁来管我？我牙痛了谁摸黑去给我挖黄狗树皮？......

可是父亲什么都不管了，他推开那扇黑洞洞的门，走了进去，然后“啪”的一声，把母亲和他的五个儿女、七个孙儿们关在身后了。他说，他要把自己藏起来，去研究他的书法和珠算。可是父亲，我们找了你十年，你到底藏在哪里？

多少个那样的午后，或者深夜，我一遍遍翻开那本父亲精心保存的《幼学》，拿出不曾寄出的明信片，一遍遍读着上面的文字：“先严谭公，讳名绍让。生于民国卅一年五月初九日，值壬午仲夏，丙午之月，丙午之日。祖居鹞子池，转徙肖家坪。家贫失怙，自立渐隆。聪敏好学，习书精进，善书法珠算，长于执事。典会计，从教育，桃李无计。性豪爽宽仁，乐善好施。德生嘉行，望尊里巷，庶人奉为耆老。天运戊子年壬戌月戊申日卒于客地，享年六十八岁。”

有风从窗前走过，摇落满阳台的黄花。

亲爱的父亲，秋天又来了，是否可以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