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进入腊月,父亲总要刨一棵树。通常是一棵泡桐树,这是三五年就可以成材的树。刨树的目的主要是用作柴禾。刨很大的坑,尽量把能刨出来的树根都刨出来,虽然要下些力气,但相对于多刨出来的树根来说,多下些力气还是值得的。用绳子拴一块砖头,高高地向树杈抛去,砖头划过一个抛物线,绳子便挂在树杈上,树根都已差不多掏空截断,只要几个人使劲一拉,树就应声而倒。锯掉树根和树枝,便留下树干孤零零地躺在地上。随后的几天,就是把树枝和树根劈好,码放整齐。有了这些硬柴,过年便有了底气。
都说是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二十三,食尽人间烟火的灶王爷老神仙要上天汇报工作了,贴上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画像,摆上贡品,点三炷香,当然还不忘在灶王爷的嘴上抹上糖瓜,以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伴着祭灶的鞭炮声和送走灶王爷的那股清烟,过年的烟火味就更浓了。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再不懂事的孩子对鞭炮的燃放都是有忌讳的。不过年,只有红白事用上鞭炮,其它时间是严禁放鞭炮的。祭灶的鞭炮一放,放鞭炮的禁忌就算解除了。孩子们掏出身上的仅有的几分几毛钱,全部换成鞭炮。那时候有一种50头的小挂鞭,解散来放,特别实惠。还有集市上卖的自制的鞭炮,更便宜。鞭炮声就是号角,只要听到鞭炮声响起,便会有四面八方的孩子们聚拢过来,大家在鞭炮声中快乐地享受着童年时光。当然就是这种鞭炮很多孩子也买不起,就说起那句酸溜溜的话:“有钱你听响,没钱也(爷)听响。”
那时候能杀年猪过年的家少之又少,能买一斤肉做顿饺子过个年的人家大有人在。最热闹的是做粉条。腊月里,结冰了,村子里总要组织起来做一次粉条。那时候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红薯。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叫做“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红薯既是主粮,又是副食。人们把红薯磨成淀粉,晒干后就等着过年前做粉条了。做粉条很热闹,几乎全村出动,大人忙着准备,孩子们则在忙碌的大人中间蹿来蹿去。一口大锅埋在地下,火烧起来了,水开了,水汽在寒冷的冬日里蒸腾。大叔们在水缸里反复翻腾着红薯淀粉,然后揪出一团一团的淀粉给大爷,大爷是做粉条的关键人物,他接过淀粉团,摔在漏勺里,那声音很大,直到现在我还带着一种羡慕。淀粉在大爷折大力拍打下,从漏勺底的孔里流了下来,慢慢变细,到锅里的时候就变成细细的粉条了。粉条在开水里漂游,沉沉浮浮,完成了自己生命的蜕变。大伯则在锅的另一边,捞起那永远也不到头的粉条,拽断,挂在杆子上,过一下凉水,就被主家接走挂起来。在每家试做的时候,大爷总会手抖一下,下到锅里的就是像小鱼一样的粉条,捞出来,分给孩子们一人一个。主家的孩子还会有吃一捧热粉条的待遇,就用手捧着,咕噜一声就下去了。那是大家眼里热盼的东西,那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到了二十九,父亲准备的劈柴就粉墨登场了。这一天,厨房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地方,大人小孩儿都争着往厨房里挤。能找个烧锅的差使是最好不过的了。柴火在灶堂里噼噼啪啪地烧着,火苗在灶堂里装也装不下,顺着烟道往烟囱里抽,风箱还在“呼他““呼他“的使劲地抽。厨房里弥漫着热气,从门口窗户里飘散出去,村子里弥漫着年馍的香味。一锅又一锅的出笼,豆包馍,枣花馍,肉包馍……这些是要吃到正月十五的。这一天大家都可劲的吃,这是年前难得的把肚儿吃的溜圆的一天。
那时候,人们都把过年叫做年关。日好过,月好过,年难过。也许是日子太难,留下的印象太深刻。日子在一年一年的艰难中度过,那远逝的烟火味儿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它早已镌刻在生命中似水的流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