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 ▏非虚构写作的辨析与遇合

谈论非虚构写作之前，必须先把若干概念同时放上来：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小说。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的关系，我觉得从本质上看，纪实文学可以涵盖报告文学。这两个概念，在时间轴和书写的向度上有所差别。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报告性决定了它只写现在时，只写外部事件，而纪实文学，在时间轴上更长，除了现在时，还可以写过去时，也就是可以写历史题材，而在书写的向度，纪实文学既可以面向外部事件也可以面向个人的精神内部。之所以很多人把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划分开来，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报告文学丢失了文体固有的本质属性，开启了假大空的滥觞，一发而不可收拾。

非虚构写作的出现，应该是有两个原因同时存在。一个是文学内部的原因，报告文学文体发生菌株变异，文学界另辟疆场，类似于海蜇断须的自保；一个是外部因素的促成，我们处于观念更新日行千里的年代，原来的文学样式的表达已嫌颓靡，如何激发起新生的力量，赋予新的时代内容，起一个新名称，犹如新设置一个精美容器，无疑地这愿望能够最容易地达成。

非虚构写作，很容易就使人联想到发端于美国1960年代的非虚构小说。然而，这两个概念又是有差别的，“非虚构”后缀的是“写作”还是“小说”，这几乎为其定下了最本质的基调。“非虚构小说”开宗明义，是采写新闻素材而写成的小说，而“非虚构写作”，它是必须具真实性的，对真实的追寻是非虚构写作的内部逻辑。这个概念，其实与纪实文学是两个相等的集合，只不过，换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而已。关于真实性的问题，其实与“散文的真实与虚构”这个话题是一致的。

在非虚构写作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它既取得了无法取代的成就，也遭受着许多诟病。遭受的这些诟病，大体还是真实性问题。应该说，从一开始，非虚构写作就与非虚构小说之间保持着暧昧关系。在我们的视野里，也存在着两类代表作品。一类是美国的非虚构小说，以卡波特的《冷血》为代表，另一类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卡波特作为非虚构小说的始作俑者，他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小说，以技法为荣。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则不然，她是以作家对社会事件的使命感为动因。关于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是否遵循真实性原则，也有质疑的声音，比如，因政治原因她的文本也有删减，为保护隐私也对敏感话题回避或者使用假名，还有，个别受采访者后来暴出真相，当时也没有完全讲出真话。我们当然也可以指责它的真实性，可是，这些大都属于不可抗力，写作者几乎难以避免。我觉得有一个指标是可以区分两者的差别的，那就是作者意图。作者在创作的本初，是否秉持着真实性原则。

国内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也明显地看到了在真实性问题上作者意图的摇摆。一部分作者是奔着非虚构小说而去，另一部分作者可能艰难地坚守着。文学本来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文学性上来要求，单单凭着收集信息、发掘事实来创作，肯定比虚构难度更高。这也是那么多写作者愿意适量增加虚构的缘故，包括散文也是。这导致了真实性，成为创作的稀罕之品。非虚构写作需要的正是这种稀罕的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它成为了一种有良知和正义感，有问题意识，有介入性，有现场感、接地气的文体。

单纯作为非虚构写作的读者，我也有一些感受。看过的仅有这么几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阿列克谢耶维奇），《中国在梁庄》（梁鸿），《生死十日谈》（孙惠芬），《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大地上的亲人》（黄灯）。这些作品在第一时间阅读时，力量感使人震撼。在既往的文体是无法获得的，这让我相信它的文体意义。可是，《生死十日谈》在阅读过程，我几次产生真实性的怀疑，而《中国在梁庄》在阅读时虽未产生怀疑（那是国内最初的非虚构作品，估计当时我对其有完全信任的预设立场），在之后获知其虚构成分之后，我的信任感受到了消解。这种消解，倒不是对于文体，而是对于作家，比如，对之后署名为孙惠芬、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我可能是否弃的，不管主流如何承认外界如何追捧，我是不再关注了。就像是一个信赖的朋友，做了有负于你的事情，那个朋友也便丢了。孙惠芬依然还是以小说写作为主，而梁鸿后来也从事小说写作，我觉得这更加适得其所。作为写作者，我反过来思想这个事情，如果是读者对我产生这种感觉，于我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我会羞愧而死。这当然非关道德，只是写作者个体内在行止尺度不同。作为读者和写作者相对应的这种感受，是很个人化的，充满了主观性。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表述方式，大概与真实性的不确定性有关。

我最近要开启一个非虚构写作。新冠来临之时，关于中西医论争的话题引发我很多想法，我生于中医世家，自己读的是西医，我们家数十年的家庭内部纷争，几乎是中西医论争的缩影。而且历经抗疫之后，正是中医药去遮蔽去神化的重要时机，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而且，我一直对文化的祛魅与复魅甚感兴趣，中西医的论争，恰好是中西文化最直观的碰撞，它应该是东方文化复魅的一个重要进路，题目叫做《被遮蔽和被神化：东方文化复魅和中医抗疫纪实》。我发现，自己所熟悉的散文和小说两种文体，无法承载这个题材，所以，只能选择非虚构写作。我相信，所有的文体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有各自的命运。写作者与文体的遇合，题材与文本的遇合，都是事出有因的，也是相互选择的结果。

原载于《桃花源》杂志202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