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剑刚
网站用户
一座晚清时期的四合院坐落在一片灵山秀水的古村落里，四周是门前山、龙岗山、茶坞山和孟家岭，一条溪埭清溪蜿蜒村边，日夜不停。它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这座四合院是有一栋两层小楼，里面是三间正房和东西两间厢房。四合院的大门口，挂着一块匾额，上书“俞秀松故居”字样。
100多年前，就在这座偏僻的小四合院里，走出了一位手秉火烛，壮怀激烈，奋然前行的年轻人。这个文质彬彬，一介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中等个儿，一双睿智的大眼睛，透过一副圆框眼镜，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
这位年轻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最初5位成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他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先锋，是中国大地上一面鲜红旗帜，是大雪压松挺且直的坚毅不屈式的人物，是镌刻在中共党史上永不磨灭的人物。
家国情怀
1899年8月1日，俞秀松就出生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这个家是诸暨大桥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叫俞韵琴，是清朝末年最后一代秀才。俞韵琴思想开明，提倡新学，当过私塾老师和县劝学所督学、所长。俞秀松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对读书格外上心。他自小学习新学，聪颖好学，勤于思索并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他想学父亲的样子，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名“学问家”。 俞秀松善于思考。早在浙江萧山临浦的高等小学读书时，他就写有一篇《愚公移山论》，提出“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虽强大之国，事何畏彼哉？”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具有了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不得不让后人叹服。
俞家子女多，父亲俞韵琴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身为八个兄弟姐妹之首的老大，为了关照读书和家庭的生活，俞秀松从小没少吃苦。父亲时时教育他们要做善事、行义举，做人要堂堂正正。他常给儿女们讲岳飞、戚继光、秋瑾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俞秀松从小接受的传统的家庭教育，塑造了他救世济民的价值理念。在他小的时候，他穿着母亲新做的棉袄与几个小伙伴打球，看到一个冻得浑身发抖的乞丐，他二话不说就将新棉袄给乞丐穿上。小伙伴们都纳闷地问他：“这新棉袄送人了，回去你怎么向家里交代？”俞秀松回答：“如果我不给他穿上，他就要冻死了。”
他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一直生活到17岁。彼时，中国却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运动荡，山雨欲来。袁世凯妄图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逆民愿当皇帝。面对西方列强割据，国内军阀混战，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起了批判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1916年，17岁的俞秀松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俞秀松在这所新思想非常活跃的学校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进步和革命思想的丰富养料。在浙江一师求学期间，俞秀松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进步思想，这更加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在这里读书特别勤奋，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再继续看书，即使晚上，他还站在路灯下看书学习。他勤学好思，常关心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求学期间，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马一浮先生，便是俞秀松思想上的启蒙人和引路人。
他如此用功，当然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俞秀松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道：“我现在很觉得学识不够，我总想努力用功才好。”当时，俞秀松一心想要研究出一门学问能够为国所用。
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当时的杭州学办便迅速响应。此时的俞秀松已经是杭州学生运动的召集人，他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的潮流之中。俞秀松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发动了由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3000余名学生参加的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成为杭州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5月12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其声势震荡西子湖畔。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俞秀松和另一位同学宣中华（他与俞秀松都是诸暨人，长俞秀松一岁，系中共上海闸北部委首任书记，1927年4月17日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29岁）。
1919年11月，俞秀松与进步同学施存统在老师陈望道等的影响下，一起筹办《双十》周刊（后改为《浙江新潮》），他任主编。在他撰写《发刊词》中这样写道：“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提出改造社会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者”。这本进步刊物猛烈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封建礼教。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俞秀松已经在受苏联十月革命和陈独秀的《新青年》影响，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者，向“布尔什维克”转变。他由此踏上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道路。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最早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俞秀松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他将自己短暂而绚烂的一生投身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为家国情怀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五四运动后，俞秀松决定去探寻和实践改造社会的道路。
追寻真理
然后，俞秀松追寻真理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参与新思想宣传，他被浙江一师开除了。之后，他被迫回到家中。他的父亲见此情形，便想要借此机会，让儿子安下心来，好好生活。父母亲要俞秀松娶妻完婚，驯服他的过火的“野性”。 这门婚事，其实是早在他读书时,父亲就替他说好了的。后来，俞秀松在与妻子安志洁说到自己到37岁“高龄”都未结婚时，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父亲要我回家去结婚，女方是我老师蒋老师的女儿。但是我拒绝了这种包办婚姻。我认为必须互相了解,由恋爱而结婚。我曾为此和父亲三击掌: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新女性,终身不婚。”
那时俞秀松还不到20岁，他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但传统价值中的“孝”与“贤”仍然在他心中占据一定地位。违抗婚事，会陷于“不孝”，奉旨完婚，又与自由恋爱的思想相矛盾。正当他处在迷茫与彷徨之中时，突然得到了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支持。
原来“一师风潮”过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我祷告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 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陈独秀为像俞秀松一样的“小兄弟”指了一条出路，或许他们可以北上，参加“工读互助团”。这是一个青年互助组织，由北大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王光祈等人发起。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实践“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的共同生活”。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与俞秀松“改造社会”的想法不谋而合。胸怀大志的俞秀松再不可能在这个小山村里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在自己的小家庭里生活一辈子了。
1919年，寒假过后，22岁的俞秀松决定离开家乡。这一天，他要离开家庭，返回杭州。临启程时，他对前来送别的弟弟俞寿乔深情地道别，他说：“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你要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
这是俞秀松的家国情怀，此时，他的初心，非常明确。这一走，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要使街头的讨饭佬有饭吃了”。这是何等情怀，何等大志，何等地让人真实感觉到他的不平凡。
这一走，从此，俞秀松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1920年1月初，在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支持和赞助后，俞秀松与同学施存统从杭州乘火车前往北京，他们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哲学，追求和探索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
到达北京后，经陈独秀介绍，俞秀松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互助团是否能为改造社会提供一个范本呢？俞秀松的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理想”生活充满着憧憬，他试图通过社会实验，探寻理想的新生活。但是不久“社会实验”就失败了。这件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他认识到，不通过革命来建立社会的新生活只是一个空想。
1920年3月底，俞秀松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他在厚生铁厂当工人。在与工人的朝夕相处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与此同时，他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
1920年的夏天，俞秀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年仅21岁的俞秀松受陈独秀委托，筹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组织曾被少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称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在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俞秀松参加《星期评论》编辑工作。他还和陈望道一起，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并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1年3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担任临时团中央书记。他参与创办外国语学社，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汪寿华等曾在此学习。
1922年6月，俞秀松参加了北伐战争。在这段时间寄回家的信中，俞秀松向自己的父母亲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怒斥他所见的反动军阀。1923年1月10日，在一封他给父母亲的信中明确地说：“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要救全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班国妖！”俞秀松写给父母亲的这封信件收录如下：
父母亲：
十二月十六日寄来的信，于二十二日收到。军官讲习所大约不办了，因为广东现在内部非常纷乱，滇军桂军已集中肇庆，所以我们也积极准备进行，直驱羊城当非难事。我现在的职务是关于军事上的电报等事，对于军事知识很可得到。并且现在我自己正浏览各种军事书籍，将来也很足慰父亲的希望罢。
父亲，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礼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这里面的同事大都抱着升官的目的，他们常常以此告人，再无别种抱负了！做官是现在人所最羡慕最希望的，其实做官是现在最容易的事，然而中国的国事便断送在这般人的手中！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父亲也不致有这样希望我吧。
我现在的身体比到此的时候更好了，每天起居饮食比上海更有秩序而且安宁。我自己极快乐，我的身体这样康强，精神上也颇觉自慰。我是最重视身体的人，知道身体不好是人生一桩最苦楚的事，社会上什么事更不用说干了。这一点尽可请父亲母亲放心。
家中现在如何？我很记念。我所最挂心者还是这些弟妹不能个个受良好的教育，使好好一个人不能养成社会上有用的人——更想到比我弟妹的命运更不好的青年们，我不能不诅咒现在的社会制度杀人之残惨了！我在最近的将来恐还不能帮忙家中什么，这实在没法想呢。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我好，祝父、母亲和一切都好！
秀松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十日
于福州布司埕
再者：我们总司令部已搬迁到前道尹公署，所以我们未出发前有信请寄福州布司埕总司令部参谋处便可。或者寄福州城守前私立职工学校内民社，陈任民先生转。陈是我到福州后新结交的同志，人很靠得住。当我出发时，必有信通知家中，勿念。
松 又及
读着这些散发着人性光辉、带着善良人温度的语言，传递给人们的是俞秀松这位有为青年的踏实与稳健。俞秀松在家书中，流露出对亲人的思念，对革命的执着。此后，终其一生，他矢志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初心与信念。他对父母亲说“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父亲也不致有这样希望我吧。”1920年3月，他在《给骆致襄的信》中也说过，“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一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很早就立下抱负，要从个人利益和家族圈子中走出来，投身到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去。在当时，与他的家乡相邻的绍兴县，徐锡麟、秋瑾等仁人志士为推翻落后的晚清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舍生取义，抛头颅，洒热血。这些英勇献身精神已深深影响了他的心灵。在他撰写的《论游说之士与任侠之士之异点》一文中，他便指出，主张蓄志十年，以革命抗拒外敌、革除专制、实现共和，推崇“如徐锡麟之于恩铭”的行为。这些决心与信心都体现出了他的理想和抱负。
他要追寻真理，奋勇向前。
永不动摇
不同的时代，人们总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如蔡元培说“我生活在教育中”，鲁迅说“我生活在写作中”，钱三强说“我生活在研发中”。而对俞秀松来说，他生活在对革命的永不动摇的信念之中。
让历史的镜头继续倒回。俞秀松的家庭经济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而历史上，出生于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子弟，往往是不愿意去闹革命。道理不言而喻。能够吃得上饱饭，何用起来参加革命。那闹革命又不是好玩的游戏，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还有可能要株连九族。俞秀松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曾任当地县教育局督学。论他的家庭条件，何用他去抛头颅洒热血参加革命。他的家庭虽不是钟鸣鼎食，大富大贵，但也不至于饿肚子。生活是过得去的，能吃饱饭，读好书，还能找一份好营生，娶一门好亲，生几个孩子……，然后愉快地生活在富庶的江南一隅，像世外桃园中的蝴蝶。
然而，这一切，他却放弃了；他毅然参加了革命。他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街上的讨饭佬有饭吃了才回来。这是何等情怀，何等大志，何等地让人真实感觉到他的不平凡。
从这些朴素而又滚烫的话语中，道出了他的革命理想。1919年初春前后，一个念头在俞秀松心中明确了起来。他要中断学业，离开家乡，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当他在家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寒假之后，这一位衣着朴素、精神抖擞的青年书生，一脚踏上船沿，就再也不回家园。这是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有豪气有朝气的年轻人，他大步向前而去，他的背景是风雨飘摇，赤地千里的旧中国。
他顶着凛冽的寒风走出了家乡，从此以后，俞秀松为了探求革命道路，足迹遍布杭州、北京、上海、广州、新疆等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留学苏俄，寻求革命火种。一直到1939年遇害，他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1921年6月，俞秀松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于当年7月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会议上代表中国青年团作报告。正当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俞秀松承担了新的任务。1925年10月，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为推动中国革命，培养国共两党的干部，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央选拔了103名党员和团员赴苏联学习，俞秀松被任命为旅苏党团临时书记。1925年10月23日，俞秀松率队从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他说，这次出国学习，就是要“研究一门专门学问，以为将来为国之用”，“不烧掉旧社会，新社会是不会到来的”。
这次工作安排使俞秀松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
俞秀松等就是怀着这样的热切希望来到了苏联，并且通过刻苦学习，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学习过程中，参加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的管理工作，毕业后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任教。他曾任中山大学联共支部局委员、中国部中共支部副书记、校学生公社主席。当时，我党有一大批干部通过在苏联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后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校长、并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的米夫，是一个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缺少革命经验的人。他十分欣赏能够夸夸其谈的王明，并着力把王明培养为中共的领袖。但是，在中山大学中，王明等影响十分有限，甚至被讥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于是，王明依附米夫，组成了教条主义的宗派，借助联共党内反对托洛斯基斗争，在中山大学进行“清党”，大肆排除异己。在学生中具有崇高威望的俞秀松则成为他的打击目标。他因反对和抵制王明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遭到了打击和排挤。他被边缘化了，但他仍然坚信未来，对革命的信念从未动摇。他对周围同事说：“相信党，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为此，俞秀松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俞秀松与王明都是被挑选出来的10位可以直接进行俄语教学的俄语班同学。俞秀松不喜欢王明夸夸其谈、阿谀奉承的作风。王明依附米夫得势后，1927年夏，捏造“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罪名，猛烈攻击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左权、孙冶方等。俞秀松等向共产国际告发了王明等人的行为，并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提出申诉。在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等同志的参与下，1928年，共产国际监委和联共（布）监委作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至此，王明的阴谋被挫败。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党内的地位提升，“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继续尽力抵制王明的路线。1931年9月，王明回苏联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继续诬陷打击俞秀松等。1932年10月，俞秀松被解除了列宁学院的教学工作，调往远东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任《工人之路》报副主编。在苏联远东工作的俞秀松，面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现在无法直接参加中国革命运动而焦虑万分”。但是，他兢兢业业办报，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为苏联远东的生产建设贡献了力量，被连续评为优秀党员。
矢志不渝
1935年6月，经联共（布）中央派遣，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率领25位在苏联工作的中国干部到新疆，帮助当时表现亲苏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工作。俞秀松担任新疆民众反帝总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等职，还先后担任新疆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等职，并主编《反帝战线》杂志。
在新疆，俞秀松用马列主义观点宣传各民族平等思想，扩大了党的影响，引起了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嫉恨。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推动了新疆的文化发展、民族平等和政治的清廉，体现了卓越的治理能力。在此期间，俞秀松为迎接突围入疆的西路军战士与从事抗日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俞秀松在中山大学留学时，很多一届的同学后来都成为了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虽然入学之前不少人就是共产党员，政治理论水平都很高，但大家都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得也很认真。相比之下，一位叫王明的同学则显得十分另类，他能用一口流利俄文把马列教条原文背流利、擅于讨好老师，夸夸奇谈，却从来没有认真思考中国革命实际。耿直的俞秀松等人曾经直言劝诫，却被王明记恨。1937年，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时，他们诬陷俞秀松等25名在疆工作的人员中有24人是托派、日寇奸细、意欲谋反暴动。这也直接导致了俞秀松等人的被捕。
1937年12月10日，俞秀松被盛世才关押；1938年6月，俞秀松与妻子诀别机场，被送往苏联。临走之前，他坦然地对前去探监的爱人安志洁说：“相信党，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总有一天会胜利的。”次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关于俞秀松案件宣判死刑，终年39岁。
此判决当天在莫斯科执行。而此时，并不知丈夫下落的盛世同，改名为安志洁，表明自己意志坚定，感情纯洁，等待丈夫归来。殊不知，两人已是阴阳相隔。
1961年11月，安志洁致信毛泽东，讲述丈夫革命和疑似被害始末，并要求中共中央给俞秀松平反。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俞秀松家属收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追认俞秀松为革命烈士的信》，并收到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2年，《纪念证》换发为《革命烈士证明书》。
1996年俄联邦军事检察院为俞秀松彻底平反。这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冤案，终于沉冤昭雪，俞秀松的冤情终告白于天下。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最早的创办者之一，俞秀松将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为家国情怀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俞秀松具有坚定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实践者，深入基层、踏踏实实，不为名、不为利；他是一个勇于担当的开拓者，对中国革命的初期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不妥协地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者，有着强烈的忧党之心。
他在长期的逆境中矢志不渝、坚忍不拔，为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尽心尽力，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
他的坚守、智慧和勇气，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依旧有着强大的感染力。他是高山上的一棵青松，虽曾大雪压顶，而仍挺且直。我们要学习俞秀松追求理想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在本文写作时采纳了相关党史研究者的成果，在此深表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