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趣”

闲来无趣，便翻翻《世说新语》。它是那个小名叫“寄奴”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晚年召集幕僚编写的一本奇书。刘义庆有着皇家的背景，自然云集于他麾下的都是“近远必至”的一些“文学之士”。“文学之士”自有他们的睿智和文采，也自有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于是，汉末至东晋的一个个历史人物，便在他们的笔下留下了非同寻常的生命痕迹。

《世说新语》写的多是当时士族人物的逸闻轶事，凸显出的是所谓的“魏晋风度”，所谓的“名士风流”。

“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书中王孝伯对“名士”的解读，想想也挺有意思。

“常得无事”，自然得有闲，有闲才可以清谈。《赏誉》篇记：“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其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风静月朗之夜，许掾侃侃而论，襟怀之咏，借助于清婉之词，滔滔而出。简文由衷激赏。于是，二人促膝相谈，执手共语，不知东方之既白。虽已无法知晓二人说了些什么，但他们清谈的神情历历在目。没有情投意合，就无法想象当时士人自许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的意趣是如此的深远。

“常得无事”，才可以适意而行。《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故事的背景诡异多变，情节跌宕起伏。特别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结局，引发了后人多少诗意的联想。一代名士风流自赏的情态便也跃然纸上。

《世说新语》处处弥散着浓烈的酒味，“痛饮酒”，可以说是魏晋“名士”的一种常态。《任诞》篇记：“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也正是这个刘伶，常常坐着鹿车，携带着酒壶，让人扛着锹紧随其后，“醉死便埋”。他曾作《酒德颂》，自称“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还有毕茂世“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的酒言，张季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酒语，乃至阮籍连醉六十天，借此断了司马昭欲与他结为儿女亲家念头的做派，无不印证了王光禄之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远离自己，不记初心。这样的酒已没了醇香，溢出的只是士人的无奈和泪滴。

魏晋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战乱频频，民不聊生，即使是士人也是朝不保夕，于是任性放纵，于是虚静超然，于是简傲狂狷。曹操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时代的凋敝与苍凉，使得“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也只能“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了。酒，于士人而言仅是自保的护身符罢了。

“熟读《离骚》”，近人余嘉锡以为“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世说新语笺疏》）。名士自身的不足，便借助文学才华来掩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发明。《文学》篇记载，一次士人聚会，因为难得，便有人提议：“当共言咏，以写其怀。”于是，就有了《渔父》之论，先是支道林“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后又有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意气拟托，萧然自得”，满座之人无不心悦诚服。支道林、谢安自醉于才情文采，得意满满；人人也于沉迷其中，似也得意满满，如此就难免一叶障目了。

《言语》篇记：“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凌霜犹茂。’”问得蹊跷，答得机妙；说者得意，听者哈哈。言语的本领也就这样遮掩了其它的一切。

有名士的地方，自然也就会有一些伪名士滋生。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家有李子树，李子红润，于是他便在成熟的果核上钻孔，让其不能生发，其心态可掬。《管宁割席》中的华歆，锄地种菜，“见有片金”，先是“捉”在其手，可见到管宁视金如瓦石，才装模作样地扔了；华歆读书，只要“有乘轩冕过门者”，一定“废书出看”，其情态倒也逼真。结果，管宁愤然“割席”，以为“子非吾友也”。还有自称超脱的刘倓，平时似像不食人间烟火，可当有人问其此生的心愿，他难忘的却是自家的华屋玉食，并希望长生不死，这又完全切合了大多数富贵者的念想。

当然，《世说新语》，还有许多有趣的人事，比如吝啬者如何、显富者如何、冷漠者如何，不一而足。只是一篇短文难以涵盖，笔者只能取其一斑为夏日的“闲来无趣”，平添一点点趣味。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