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何以不入“清高”之列

著名学者金开诚的《漫话清高》，旁引博征，以“漫话”的方式，将“清高”一词背后所积淀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蕴、价值取向等等，条分缕析，看似信手拈来，实有别样匠心。在谈及古人评定清高标准时，文章列举孟浩然为例，说明“孟浩然在历史上却仍然不是公认的清高样板”，借此引出古人“对清高的评论”是“模糊”的论断。

那么，孟浩然何以不入“清高”之列？

孟浩然生活在开元盛世，可他的一生简单平淡，大半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与山水为伍，和鸟虫结伴，使得他的生活染上了一层隐逸的色彩。就是傲骨凛凛的李白对他也是青眼有加，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流露出的就是对他的仰慕之情。“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一个“爱”字贯穿全诗的始终，特别是“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勾勒出孟浩然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形象，其中的一弃一取尽显孟浩然寄情于山水的高雅情致。李白之所以视孟浩然为“高山”，当然还包涵着对孟浩然诗作的褒扬。

孟浩然的许多诗，弥散着浓浓的隐逸之风，这风，缠绕着他的生活，也折射出他的心态。孟浩然曾圆庐在岘山附近，岘山与万山相峙，登上岘山眺望万山，也就自然想起隐居在那里的名士张五。他在那极富盛名的《秋登万山寄张五》中这样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诗中，隐逸者与白云共在，登高者和飞雁同灭；“愁”为“薄暮”，“兴”缘“清秋”；似荠的树立天边，如月的舟行江畔。自有一种风神飘逸之致，清澹闲远之趣，“每咏之，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

后来，孟浩然隐居于鹿门山。鹿门山是东汉末年著名隐士庞德公“采药不归”，化羽成仙之地。鹿门山就这样成了孟浩然诗中的特殊意象，诗人在《夜归鹿门歌》里这样写道：“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从日落黄昏写到月悬高空，从汉江舟行写到鹿门山途，实际上是诗人从尘杂世俗到回归自然的隐逸之路的暗语，也是由“入世”到“出世”的心路的折射。于是，在那“栖隐处”，“幽人”便重叠了诗人与庞公的双重影子。

孟浩然四十岁之前主要是闭门修性，可心远非静如止水。

他和有官位的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便常常在诗中流露出希望荐举之意：“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明府”只不过一个县令，权力受到了种种的制约，而孟浩然总是不失时机地表白心迹，可见其用世之心了。

而当他有机会陪同张九龄丞相游荆州名胜时，自然更不会放过这样的绝好机会。《临洞庭上张丞相》这首诗就写得明明白白：“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诗中的“济”是关键之所在，“欲济无舟楫”，也完全是一种心事的表白，那就是太平盛世里，自己不甘闲居无事，希望有人能够助他一臂之力，以成就一番事业。由此可见，孟浩然所走的隐逸之路，本就不是他的原意，其实质是曲线求仕之路。

到了不惑之年，孟浩然便再也按捺不住他内心深处的真切渴望，决然向长安进发，应试进士。起初，他踌躇满志，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名落孙山。一腔的沮丧和幽愤也就跃然纸上：“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古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诗人自幼抱负非凡，“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他也曾自视“词赋亦颇工”，而如今却落了一个“不才”。求仕情真，而宦途无望；鬓发已白，却功名未就。个中的滋味也只能积淀在一个“空”字上了，圆庐虚空，月夜虚空，仕途虚空，心绪虚空。

关于这首诗，《唐才子传》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孟浩然曾被王维邀至内署，恰遇玄宗到来，玄宗便向孟浩然索诗，孟浩然就读了这首《岁暮归南山》。当玄宗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时很不高兴。忿然道：“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故事明显有虚构的意味，但孟浩然仕途的梦想再次化为泡影却无法改变。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这首诗就是诗人告别长安留给王维的。“空自归”，是长安之行无奈的结局，“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便是归去之因。有“谁”能了解自己的心事，赏识自己的才能呢？“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剩下的也只有归隐之路了。诗中充盈了知音难遇，仕途难求的辛酸和郁闷以及归去的一种大无奈。

自后，孟浩然满身的锐气削减，心境也落拓苍凉。虽然他还有过一次出仕的机会，那就是采访使韩朝宗曾与他约定一起进京，可就在约定的那天，孟浩然却因与友人喝酒而耽误了。友人劝说他，他却借酒而口不择言：“我喝酒就图个痛快，人活着也就图个痛快，别的就不管它了。”也正是缘于此，才有了李白诗中的“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皓月当空，把酒临风，醉卧花丛，万事也就皆休了。

这样看来，孟浩然虽然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因为他没有为谋求功名而不择手段，但他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为隐居而隐居”的隐士。他试图“以隐求仕”，而最终求仕不得，才在百般无奈，万不得已中，走上隐逸之路。而在那条路上，他又一直置身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旋涡中，走得实在算不得身心舒畅。

鉴于此，孟浩然不入“清高”之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古人评介“清高”标准的严格也可见一斑，一点也不“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