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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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赶走蒙古人建立大明朝之后，与蒙古的军事斗争也一刻没有停止过。元朝的残部退守蒙古之后，实力依然不可小视，边境依然不够安宁。
明成祖朱棣曾多次御驾亲征，倒是出尽了风头，大获全胜。但是，明蒙关系却没有缓和。
在大明与蒙古的斗争中，我们发现，大明与蒙古的缠斗目的一直不同频道。简单点说，各自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
蒙古的意图十分明显，然而，一直被大明朝廷无视。
蒙古更看重的是经济，而大明在意的是军事和边防。
蒙古是游牧民族，工农业生产和商业都不像大明这样发达，许多重要物质不得不依靠大明朝。元朝被明朝取代后，蒙古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光复元朝，一时也没有这种企图，他们的进犯和袭扰，主要是由于对赖以生存的物质需求。而明朝从大臣到皇上，都只是从实力的角度对待蒙古人。他们一方面傲视蒙古人，一方面又惧怕蒙古人。
因为前有明太祖的丰功伟绩，后又有明成祖的军事成功，所以，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9月，当蒙古人再次进犯边境时，明英宗也开始御驾亲征，想要复制明成祖的辉煌，最后却惨败于蒙古人，损失人数达三分之一，许多将领在这次战争中牺牲。不仅如此，明英宗本人也沦为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不过，大明的实力摆在那，随后的“北京保卫战”算是扳回一局，找回了一点面子。
但蒙古人依旧在边境袭扰。他们也不是不愿意臣服大明，他们仍希望纳贡，换取明朝开放边贸。但是，从心里十分讨厌蒙古人的大臣们和皇上，都从内心里不愿意这样做，虽然在宣德时期，蒙古人对明宣宗很恭顺，经常对蒙古来拜的使团进行奖励，但那时的政策却是“薄来厚往”，也就是回赠的物质价值远大于来朝拜的贡品价值。随着时局的变化，朝廷不愿意跟蒙古人有更多的往来，皇上甚至在接到奏疏时，都不愿意在疏文上看到蒙古的字眼。
所以，当时只有少数大臣愿意思考并能够看出明蒙之争的实质，譬如，对蒙古人的开放互市请求，总督翁万达认为“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有恢复互市的大臣左右不了时局。这时的明朝内部，皇权斗争十分激烈，朝臣们为了自身利益左右摇摆，互相嫁祸，官场十分凶险，谁还敢轻易表达在皇上看来是出格的言论？
接下来发生的“庚戌之变”既显示了明朝军事上的懦弱，也说明了从大臣到皇上在经济上对边贸往来认识的错误。而这次的军事斗争对明朝来说，又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件。
那是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发生的事情。这时在位的皇帝是明世宗朱厚熜。
蒙古人一面对明朝称臣纳贡，要求开放互市，一面在边境进行袭扰。
蒙古首领俺答汗因为不满足现有的利益，开始发出战争威胁。
俺答汗派出使臣遣使进京，要求扩大互市范围，不然，就要派兵入侵。明世宗知道来意后大为震怒，斩杀了来使。
这样，明蒙之间的战争又一次开启了。
这年六月，蒙军南下，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闻风丧胆，派人用重金贿赂俺答，说你攻哪里都行，就是别来大同。
这样，俺答就率军东移古北口，转攻怀柔、顺义等地。
大军压境，明世宗也慌了手脚。又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
仇鸾曾被明世宗下狱治罪过，但他靠着权倾朝野的严嵩起死回生，通过贿赂严嵩的儿子严世藩三千两银子，被举荐为大将。所以，靠仇鸾这种人又哪里靠的着？
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问计，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丁汝夔马上会意，告诉将士们不要轻举妄动。在阵地上只看不动，任由俺答率领的蒙军在城外焚烧抢劫。
八天后，明英宗允诺可以与蒙古通贡，蒙军这才由古北口撤退。事后，朝廷追究责任，严嵩便把责任全部推到执行他令的丁汝夔身上，丁汝夔因此获死罪。这就是史称“庚戌之变”的由来。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明朝因为军事上无能，让边境互市重开，反而导致边贸的繁荣，明蒙实际上都从中受益，加深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往来。
实际上，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是无法斩断的，也没有必要斩断，反而是要加强交流来往才是。
但明朝的后任皇帝对互市依然是时关时开。蒙古人也一直采用和平与战争两种手段跟明朝纠缠。
直到1570年，阿勒坦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纠纷投降明朝。这时，明朝大臣高拱、张居正和王崇古等才建议明穆宗同意与蒙古互市，明蒙终于停止对抗，走向合作。阿勒坦汗向部属宣布和平，表示与明朝世世友好，永不相犯。
明朝对边贸作用的无视，直到明穆宗时期才彻底改变。尽管其中原因复杂，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因为这种失误在当时其实已经有人意识到，所以，与其说是一个失误，倒不如寻找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依我看，这个原因，就是大明历任统治集团都有的毛病，叫“讳疾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