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涂德忠

我的父亲涂益友，1927年冬月初六出生在富庶的四川省开江县新太乡太平桥村平坝地区。祖父和父亲那些年代，水电气公路都不通，平坝村、半山坡村以及山区村没有太大差别。为方便祖父干烧白碳的手艺活，祖父母带着父亲他们兄弟姊妹从平坝地区的太平桥村搬迁到半山坡村观音桥村的堰沟子观音庙旁边的半山腰居住，后又几经搬迁至山区村天成罐村驻扎生活。解放时土地改革便定居到山区村天成罐村，成了地地道道的山里人。

祖父是曾祖父捡的弃婴，未生育的曾祖父母去世时，祖父四岁多成为孤儿，靠给邻居放牛羊讨生活活下来。祖父十岁左右随邻居家的长工烧白碳，炼就了一门烧白碳的绝佳手艺，闻名于当时的开江、宣汉和开县（今重庆开州）三县交界的十多个乡镇，不仅挣得不少钱粮，还博得开县余家场大户人家美女余开桂（我祖母）的芳心，喜结连理后生下了我父亲兄弟姊妹6人。在那个年代，大的两个姑姑都当童养媳出去了，父亲四兄弟中大伯涂益才十几岁被抓了壮丁，打日本时负伤留藏百姓家养伤后未找到部队，直至临近解放时才寻回到家里。

父亲这个四兄弟排行中的老二成了实际生活中的老大。由于祖父一直没干过农活，祖母是出生大富人家的千斤小姐尖尖脚，对农活更是一窍不通。俗话说出头哥子先遭难，几岁的父亲还在观音桥村堰沟子半山坡观音庙旁居住时，就带着弟弟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玉米、红薯、土豆、杂粮和蔬菜，不仅供一家人吃蔬菜，还解决了祖父烧白碳收入逐年减少购回的口粮不足问题，甚至养起鸡鸭改善祖母及一家人的生活，父亲深得祖父母喜爱。

父亲十来岁就显示出超乎同龄人的体能和劳力，背扛挑抬的力量远远超过同龄人，十一二岁就隔山叉五地随山上的挑夫们到几十里路远的宣汉县东乡大梁上挑煤碳卖换回些油盐钱和布料钱，十三四岁就随老挑夫出去挑力挣钱，回来时扁担上总不忘给祖父母和叔父们买一块肉改善生活。十五六岁简值是当地人形容的莽力莽耙了，各种农活样样熟练，挑担子抬石头不惧任何人，真是人穷气力莽，山高出铁矿啊！十七八岁，不仅随当地的挑夫送桐油到万县（今重庆万州）码头一挑就是两三天，还随挑儿哥队伍送军米去武汉，一去半个多月，挑军米一百八九拾斤到二百一二拾斤，经开县下万州经宜昌到武汉，回来时因主要是上坡路则挑得少一点，一般也是一百四五拾斤或一百五六拾斤的盐巴或棉花或布匹，一走又是二十多天，来回一趟往返行程三千多里路，连续挑担四十来天，虽是辛苦，可换回的金钱物资足够祖父母及家人开支，每次到家时总在附近场镇买一大方猪肉挂在担头或担尾，羡煞附近乡邻，足够家人享用好几天，成为祖父母舒心和值得骄傲的好儿子，叔叔们心中的好“大哥”。

解放前，父亲他们的挑儿哥队，挑担送军粮一个往返如同连续行军，一个来回一个多月，挑儿哥队也有挑儿哥队的纪律和制度，有他们约定成俗的团结互助规矩，谁因挑得过重或身体出了毛病或崴了脚什么的，凡出现了掉队，作为领头的头儿挑哥，每歇几肩都是要在心里清点人数的，若有挑儿哥一定时间或路程没跟上挑儿哥队伍，领头的头儿挑哥要自己或安排同挑儿哥队的强壮挑儿哥回去接应，绝对保证同路不落伴。我父亲他们当时那个送军米挑盐巴布匹棉花的挑儿哥队有三十四号人，我父亲除参加的头两次没当头儿挑哥外，后面几乎都是他那个挑儿哥队的头儿挑哥，负责接回掉队挑儿哥的活都是他干或他与一些强壮汉子共同干，他既是他们那个挑儿哥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挑儿哥，也是他们那个挑儿哥队的头儿挑哥，享有很高的威望权和决策权，挑哥队的行程和吃饭住宿歇息的地点决策定夺都由他说了算，深受挑儿哥队的喜爱和拥护！

解放后，父亲住的天成罐村地多田少， 田里产稻谷，地里种玉米土豆。耕田种稻在平坝地区比较容易；锄地种玉米土豆在山上坡陡路远很艰难。所以这里的人们生活不易。身强力壮者在这里有天然的生存优势，也容易赢得人们的尊重与羡慕。健壮的小伙子，也极易获得姑娘的芳心， 他们是不愁找不到媳妇的。我父亲就是这类优秀青年中的一个。

父亲有着铁塔般魁梧的身躯，天生神力。挑300斤左右的担子走山路健步如飞，需四个人抬的石头，他与同村的石大哥两人就能抬动，所以，人们都叫他涂哈儿。四川人说哈儿往往是说人傻，但在这里却满满的都是褒义。父亲从不以自己力大欺人，集体送公粮挑统购他是全队最最挑得多的人，收稻谷割麦子他每挑比别人多挑几十斤甚至百多斤，路上遇到挑不动或走不了的人，少的加在自己担子上，多了就到达目的地后回去接应帮忙。抬石头他那副杠子总是全队力量最强的四个、六个或八个人，然儿遇到哪一个体力较弱一点的人，他都要安排与他抬一根杠子，他将分力的力扣从杠子的中心位置往他抬的这头位置拉动移位一定距离，直到力弱者也能抬得了受得住，他的这种做法在他们抬角的专业用语里叫背杠儿，简单的一拉，就给对方减少了不少承重量。他背杠儿和帮人挑东西是他助人为乐的一惯表现，从不计报酬，从不图回报。

父亲不仅力大过人，在挑抬的号子中又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山歌唱得有板有眼，加之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在刚解放的土改中表现得十分活跃， 出类拔萃。有南下干部阎同志，待人随和，没有官架子，因眼睛受伤瞎了一只，人们亲切地称他阎瞎儿，他十分赏识我父亲，准备带他岀去参加土改工作，无奈父亲无文化，家里又缺不了他的劳动力，只好作罢。

1951的一天，24岁的父亲到山下的场镇参加文艺演出活动，同去的还有同村的小我父亲7岁的村花姑娘丁大富（我母亲）。在乡镇上，父亲意外地遇到了谷大哥谷跃先。谷大哥比他大几岁，他们是一起上宣汉县东乡大梁山上挑煤炭，又一起下湖北进武汉送军粮挑军米的挑夫，关系特亲密。一问才知道谷大哥是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来乡上报名参军的，且明天就出发去县里。父亲一下子热血沸腾，立马也去报了名，瞒着家里去参军报国。

同来的村花小姑娘丁大富回到天成罐村已经天色晚了，心里有些莫名的失落，遇到我祖母，有意无意地把父亲参军的事儿说了。这可不得了了，家里怎么少得了他！可怜这位裹过脚行走都不便的小脚母亲马上就要去找回自己的儿子。“天已黑了，明天一早去路口截吧”，大家好劝歹劝，祖母才作罢。第二天一 早，祖母在祖父的陪同下赶到儿子必经的路口截住了想要远飞的儿子。

飞不出天成罐山村的父亲，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笑容。担子照常挑， 号子歌声却听不到了。小姑娘丁大富敏感地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爱慕，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小姑娘走近了小伙子的身边，最后走进了小伙子的心里，最终结为夫妻， 开始了他们漫长而艰辛的家庭营建之旅。

父母结婚后，头些年子女不好带养，直到1956年才有了大姐，后又生了二姐、我和两弟两妹共7个子女。子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儿多母苦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家不仅是母苦，更因为母亲从1969年生了我小弟义娃后月后感寒落下病根，身体一直不好且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父亲不仅忙了田里忙地里，忙了山里忙屋里，既干爹的活，又做妈的事，里外一把手，把我们兄弟姊妹7个人都拉扯大，是何等的辛苦啊！

父亲不仅既当爹又当妈照管我们兄弟姊妹7人，还有大家闺秀出身的小脚奶奶的吃喝拉撒，母亲的哮喘病的逐年加重直至成为肺气肿到肺源性心脏病的医护也全都落在他的头上。他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钟，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忙碌不停！

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父亲下重力抬石头也只能吃点红薯土豆，山上收入少得可怜的一点稻谷因我家挣工分的劳动力少更是分的少得可怜，计划留出留足奶奶的口粮后，基本上每年也只够煮几回稀饭大家喝一喝。父亲为保证子女营养，特别是我这个先天不足月，生下不足4斤重，小时体弱多病常出危险的长子，父亲往往喝几口米汤，把干点的稀饭留给我们解馋、充饥和补充营养，这是何等的父爱啊！

父爱不仅如此，他更注重我们兄弟姊妹的道德修养和培育，教育我们：讨口无人笑，饿死莫成盗；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更好地报效国家、社会和人民。在家里极端贫困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众人都不理解我为啥还要读书，还去读书，还敢读书！他力排众议，鼎力护我上学，使我在八十年代初期挤进了国家万分之四的天之骄子--大学生队伍行列，硬是把我从一个文盲的后代培养成了师范院校的大学生，迎得了众人的喝彩与夸赞！

父亲不仅口头上教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生话。他身教胜过言教。除学习文化他没这个条件和基础外，其余所有事情他都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要求子女不做的，他首先不做，要求子女做到的，他首先模范做到。父亲是我人生哲理的实干导师和人生榜样。我能做一个家长学生和社会满意，党和政府多次表彰的教师，后因工作改行，为党和人民从政工作几十年，多次受到国家和省市县表彰奖励，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成为干群都能满意的公务员和小领导，与父亲日常唸叨的，要听党的话，要坚持正义，要吃苦在前，要脚踏实地，要苦干实干，要行得正坐得端，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该要的不伸手，不义之财就是送到家的也要退回等朴实无华的正面教育，是分不开的。

由于父亲办事公道讲原则，率先垂范作示范，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性。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初级社起，父亲都一直发挥着领头雁的作用，担任生产队长和大队委委员职务，这个连书上都找不到干部职级，公务员序列里都没有提及的生产队长，在农村，特别是在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农村，他管理四五十个家庭两百多号人的吃喝拉撒全部事情，还是很考验和择人的，要弄得四平八稳大家满意，真还不太容易。记得因我母亲病情的原因我父亲曾两次提出辞职生产队长职务，得到同情后，先后换上了杨队长和袁队长，杨队长也是文盲，袁队长有高小文化，曾当过队里的保管员记账员，可不同时期的两位队长均没干到半年，就排不动工调不了队发不了号施不了令了，大家都不听他们的了。更可气的是，连队上的种谷和种豆都被偷了。公社（乡上）大队来人调查处理，重新选举队长又高票落在父亲头上，父亲又临危受命出征，很快恢复生产，搞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后来又回来一些回乡知青，父亲想卸任让贤，可这些初、高中生坚持只做副队长或会计或保管员或记工员事务，始终不肯担当生产队长重任，怕落得前两任短暂过渡队长的下场让人耻笑。后来父亲年龄实在大了，土地又联产承包了，生产队长（组长）实际上只作点统计上报的活，这时父亲力荐并鼓励回社的一位高中毕业生我干爹的小儿子当上队长，并言传身教了许多工作经验，才逐步卸掉了社长（组长）职务。后来我这个当社长的干哥入了党当了村长，在村上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不忘早晚回家来给我父亲研讨工作问题和解决办法。父亲的一套工作方法还真能帮助村长化解难题，赢得村民尊重。父亲对我干哥村长讲，干部关键在“干”和“部”两个字上下功夫，干就是自己要带头做不得偷懒，部就是要安排部署，安排部署很有讲究，要用人所长避人所短，石匠不排木工活，猫儿莫让背犁耕田，并且干在前部在后。同时，干部必须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才能服众，对社员群众要奖勤罚懒，既要赏罚适度又要关爱帮助，对好人坏事要爱憎分明。他教给干哥的这些没上书但很实用的村社干部的朴实经验，对日常旁听的我，从教师改行后从事行政工作几十年也大有裨益。

在我们山乡，提起涂益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道他是一位没文化，从小吃苦，负重前行，一心为父母为子女为家庭为工作为他人为社会，就是不会为自己的极为平凡极为普通的深山老农民，其层老干部（实际上不是什么干部，但百姓认为是），是一位合格合法的模范好公民，是一位恩爱有加的模范好丈夫，更是一位受人爱戴受人敬重和称赞的模范好父亲。